影响单世联的三本书（《理性的毁灭》一书所用图片为江苏教育出版社重版本）
    [美]科尔佩·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与文化》，范德一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
    英美学者写德国史，大体离不开以自由主义批判专制主义。这本书也是如此，其主题是:“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在德国近代历史上表现自己的悲剧性努力，以及这种努力如何一再为对立的势力，特别是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势力所淹没，然而又再度兴起，重新开始作斗争。”支持这一论点的史料太多了。自然边界的变化不定，社会文化上没有凝聚点，种族混合，政治上的不团结（特别表现为大一统主义与邦国主义的对立、普鲁士与奥地利的竞争）等等，都严重妨碍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立。德国是西方国家，却又是反“西方”的。从公元前58年条顿部落首领阿里欧维斯图斯抗击恺撒大军，到路德的宗教改革所激发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再到19世纪初的反拿破仑战争，德意志在文化上一直怀有对希腊罗马和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的愤恨，在政治上长期拒绝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与个人主义、自由贸易与任何形式的国际主义。尤其是在19世纪初的解放战争中，德意志浪漫派把文化民族主义变成政治民族主义，以德意志独特的历史、习俗、传统、神话、民间语言和故事等作为民族意识的兴奋剂；自由主义在德意志传统中被牢牢地等同于法国人，而政治保守主义和浪漫主义则被等同于“较高级”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尽管1830年的七月革命和1848年的二月革命都一再重申了自由民主的主张，强烈而深远地触动了德意志的政治和精神生活，但最终都在现实权力的压迫下失败，中断了民族自由主义的命运和以民主方式统一、建国的道路。俾斯麦依靠“铁与血”完成了德国统一之后，德意志迅速普鲁士化，源自条顿骑士团的军国主义和源自容克（贵族地主）的官僚体制是普鲁士德国的两大支柱，形成了工业技术高度发达而政治文化相当保守的格局。这种不同于西欧的现代化道路被称为“德意志方式”或“普鲁士道路”。
    德意志的“特殊道路”（Sonderweg）原是19世纪以来德国人的自我定义。1914年一战前夕，明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普伦特等一批学者、作家、政治活动家以对立于西欧“1789年精神”的德意志“1914年精神”支持德国参战。其核心是一组对立:“德意志文化”/“西欧文明”、德意志的官僚制国家/西方议会制、普鲁士的职责精神/天赋人权和平等的启蒙思想。战后，“1914年精神”又确实渗透到纳粹思想之中。1933年4月1日，戈培尔向全德宣告:“1789年将在历史中不复存在。”二战以后，原由德国右翼提出的德意志“独特道路”转而成为批判性解释纳粹兴起的重要思路。虽然相关论者没有忽略种种偶然的、临时的因素对魏玛崩溃和纳粹崛起的作用，但他们更重视长时段的分析，力求在与“西方”的比较中找出德国历史上长期阻碍民主制发展以及使纳粹成功的特殊性结构和过程。
    “独特道路”论受到的最大质疑，是它假定有一种现代化“正常道路”，如果“正常”指“一般”，则英美法等国各有独特之处，很难笼统称为“西方式”道路；如果“正常”指“标准”，则此论显然是将“西方”理想化。
    其实，如果我们仍然承认比较方法的意义，如果我们仍要找出德意志灾难的原因和含义，那么与“西方”的比较仍然是必要的。根据在于，德国也是西方国家，它与其他西方国家具有相近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共同的文化传统。既然德国走上了法西斯主义道路，其他西方国家却没有，那么除了“独特道路”似乎没有更好的解释方法。当然，承认“独特道路”论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纳粹是德国历史不可避免的结果。历史有连续性，但方向不只一个，“独特道路”并非只能通向纳粹。严格地说，纳粹是德国“独特道路”的一种结果而非必然结果。说明这一点，除了对历史必然性有保留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纳粹主义在很多方面是新异的、创造性的，它超越了德国历史的“独特道路”。因此，“独特道路”论的解释力在于，德意志从“西方的”价值体系中脱离出来并加以超越，其反理性、反自由的政治文化如果不是直接为法西斯主义的政治野蛮化作了心理、情绪甚至话语的准备，那么至少也使德国人在希特勒崛起时丧失了反抗的能力和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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