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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卢卡奇:《理性的毁灭——非理性主义的道路:从谢林到希特勒》，王玖兴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在德国历史和文化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者多是“独特道路”论者。在《理性的毁灭》、《德国近代文学概述》等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中，卢卡奇提出了纳粹浩劫是怎样发生的、德国的民主力量为什么如此软弱等问题，意欲在意识形态领域寻找毁灭欧洲文明的罪人并交付历史法庭。他的主要观点是，纳粹这“最耻辱的一页”记录的是整个德国近现代史。这就是自从农民战争失败以后，在所有的历史关键时刻，德国人民都对历史向它提出的问题作了错误的、非民主的回答，德国的悲剧性命运在于近代资产阶级发展太晚这一事实，纳粹主义是长期以来德意志非民主发展的结局。卢卡奇认为，没有清白无辜的哲学与世界观，哲学上的反理性主义与政治上的反民主是对应的，从谢林到希特勒的发展道路是贯通的。卢卡奇所说的“非理性主义”除了降低理性、推崇直觉外，还包含“贵族式”的认识论、否认历史进步、创造神话（超理性真理的类似形式或象征形式的表象）等内涵。1929年经济危机导致了德国人民的绝望情绪，由绝望而生轻信，他们期待奇迹的发生，盼望“上帝派遣的天才”来拯救德国，非理性主义终于在希特勒身上达到了它的恰当形态。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认为“希特勒的崩溃不是简单的失败，不是单纯的制度变换，而是整个发展路线的终结”。即德国“独特道路”的终结。 卢卡奇从来都不是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赞美者，也不是“西方”现代性叙述的认同者，但在资产阶级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面对1848年革命后西方世界批判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流行趋势，卢卡奇坚持认为德国有其“独特性”:“因为在西方它们是对已经取得的现存的资产阶级民主感到失望的一种表达，而在德国它们则成为争取民主的一个障碍，变成放弃为民主而进行坚决斗争的一种言行。”对于落后了整整一个政治时代的德国来说，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批判只会加剧德国的非理性主义和政治反动:“德国面临的危机是这样的:是陷于法西斯的野蛮之中，还是能作为健康自由的民族存在下去。……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即使在个别情况下主观上是真诚的，但在客观上也注定会在许多方面受到法西斯主义蛊惑宣传的影响。”虽然卢卡奇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上认为对资产阶级的民主的批判可能导致更高级的无产阶级的“人民民主”，但即使在坚持“一个人只有在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列中，才能有效地对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坚信“即使生活在最差的社会主义形式中，也要比最好的资本主义形式强得多”的晚年，他也没有放弃推动社会主义的民主化的努力。所以20世纪中叶斯大林主义者列瓦依在批判卢卡奇时说:“在向法西斯主义斗争的过程中，卢卡奇同志忘记了向资本主义进行斗争。……在向帝国主义颓废（文学）进行斗争的时候，他试图用老式的平民普遍革命的种种形式和资产阶级民主的传统来抵抗法西斯主义，并将它们普遍化、理想化，使它们成了神话。”卢卡奇当然没有把西方民主“神化”，但他确实认为资产阶级民主要比法西斯专政好。 可以引发中国读者联想的是，比卢卡奇的德国论稍前，陈独秀也在四川江津的寂寞生活中提出如何看待“资产阶级民主”的问题。他认为“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一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两种民主只是实施的范围广狭不同，并不是在内容上另有一套无产阶级的民主。只有保持资产阶级的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苏联专政之弊，即贱视民主之过。所以中国也必须表示趋向民主自由这条道路的决心，而不应根本反对自由民主，或者拿中国特殊的所谓“民主自由”来抵制世界各民主国通行的民主制之基本原则。卢卡奇的视野是不同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其重心是近代化进程落后的德国不能利用“西方”的民主批判而为自身的落后辩护；陈独秀的问题源于斯大林主义的反思，其主张是不能以批判“资产阶级民主”为名而实行独裁。他们都强调，相对于独裁政治和法西斯主义，“资产阶级民主”是人类历史上的更高阶段，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只能在它的基础上创造发展出更高的民主形式而不能简单地否定它。要言之，首先是民主与独裁之间的选择，其次才是对不同民主形式的选择。这一观点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并不孤立，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卢森堡和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在评论“十月革命”时都提出了民主的连续性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