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亨利·詹姆斯曾说:“康科德，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小地方。” 杨靖 《美国的布卢姆斯伯里》 [美]苏珊·契弗著 Simon &Schuster 2006 1920年代，在伦敦附近的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一帮文艺青年自发形成了一个小团体，其中包括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E. M.福斯特，传记作家列顿·斯特拉奇，画家瓦内萨·贝尔，经济学家凯恩斯等人；另外，哲学家罗素以及诗人T. S.艾略特也是俱乐部常客。“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用凯恩斯的话说，堪称“精英的聚会”:他们以其智性的品格和怀疑的精神，反抗传统，特立独行，对当时的英国社会习俗和文化模式都产生了相当影响。 与之相较，在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苏珊·契弗（Susan Cheever）的近著《美国的布卢姆斯伯里》（American Bloomsbury）中，早在1850年代前后聚居在美国康科德附近的一帮文人对他们国民性的改造和影响，显然更为深入、持久一些。 “康科德，”亨利·詹姆斯曾说，“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小地方。”当超验主义处于鼎盛时期，先后在这里工作、生活过的文艺家包括:爱默生、梭罗、霍桑、奥尔科特、玛格丽特·富勒、皮博迪小姐、路易莎·梅；往还此地的还有诗人惠特曼、小说家麦尔维尔、哲学家皮尔士，以及邻近城市波士顿的名流如朗费罗、罗威尔、赫尔姆斯以及亨利·詹姆斯等人。短短几十年间，一大批日后被誉为“美国文学经典”的作品在这里诞生:《瓦尔登湖》、《红字》、《小妇人》、《白鲸》、《草叶集》等等。此外，还有难以计数的随笔、政论文、演讲稿、回忆录和日记。没有哪个年代，或在别的任何地方，能见到天才如此集中地爆发——苏珊·契弗引用福基博士的话说，因为天才总是相互激发，相互吸引。唯一可以与这批杰出人物媲美的，恐怕只有华盛顿、杰弗逊、麦迪逊、门罗以及富兰克林等开国元勋。 奥尔科特的女儿、小说家路易莎·梅后来在《超验主义的放纵》一文中，曾总结道，超验主义理想的幻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世界还未来得及做好准备。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包括爱默生在内，都具有梭罗所说的高尚的思想，但却缺乏实际的才干。他们有许多改造社会的宏大计划（像爱默生所说，新英格兰人人口袋里都揣着一份社会改造书），可到头来连自己的温饱都成了问题。以霍桑为例，一开始他兴致勃勃加入了里普利牧师创办的“布鲁克农庄”，对乌托邦的社团生活充满憧憬和幻想，可很快便感受到了生活的严酷和梦想的破灭。后来在爱默生的资助下，才得以“逃离”农庄在康科德居住下来。 其实受到慷慨资助的岂止霍桑一个。这一帮超验俱乐部的成员，几乎都曾不同程度地受过爱默生的恩惠。本书中有两个章节:第八章“金钱”和第九章“爱默生偿付一切”最能说明爱默生与他们——尤其是奥尔科特——的关系。 奥尔科特是著名的教育改革家，因为和儿童谈论福音书触犯了上流社会的禁忌，受到波士顿舆论的猛烈抨击，“神庙”学校被迫关闭。爱默生向他发出邀请，并支付了全部的搬迁费用，终于使得他全家在康科德安顿下来。后来，又是爱默生承担国际旅费，让他去英国考察国民教育与社会状况。回国以后，雄心勃勃的奥尔科特在朋友资助下，变卖家产创办“果园农庄”。滑稽的是，这一班超验主义哲学家在播种以后，成天大谈人性问题，最终导致颗粒无收。只好灰溜溜返回康科德，重新找个地方居住。 应邀到康科德访问并居留的还有当时妇女运动的先驱、《十九世纪的妇女》的作者玛格丽特·富勒。她的父亲做过国会议员，对她的学业功课要求严格，小时候就逼迫她钻研希腊、拉丁等古典文学。富勒学识渊博，擅长论辩，常恨不能与歌德同时。爱默生一开始对她的倨傲不以为然，后来通过交谈，大为折服，以为并世无双。富勒也声称除了爱默生，她找不到智力上的敌手。富勒激发了爱默生对德国古典主义的热情，尤其是对歌德的热爱（她本人翻译了歌德的《谈话录》）。同时，她还帮助爱默生主编了超验主义的喉舌:《日晷》。两人一同坐而论道，一同漫步林间，这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甚至引起了爱默生第二任妻子莉迪安的猜疑和不满。爱默生若即若离的“冷漠”或“故意的疏远”使得心高气傲的富勒最终心灰意冷。她选择了离开，成为美国第一位派驻海外的女记者，辗转于伦敦、巴黎、佛罗伦萨，最后来到罗马，邂逅当地一名青年贵族并秘密成婚。历经颠沛流离后，在航船即将抵达港口的刹那，富勒全家遭遇海难，无一幸存。身在海外的爱默生闻讯后立即指示梭罗赶赴现场，结果只是收集到一些遗物而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