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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人意料的是，即便全球化的受益者，目睹消费品降价、通货膨胀下降、利率下降、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提高的亿万民众，行为也像受害者一样。” ——戈登·布朗 “有人呼吁把全球化的航船停下来，那毫无意义，因为根本无人发号施令。但我们众人合力，却可以做一番尝试，将这个迅速融合的世界推向一条更为和谐的航道。” ——纳扬·昌达 最近在欧洲参加一个国际非政府环保组织的会议，不停有人说到BRIC这个词，BRIC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的英文缩称，可见四国的崛起或再崛起的确引起不少国际人士的关注。有位巴西与会者说，巴西的多方势力已摩拳擦掌要加大开发亚马孙森林种植大豆，因为估计中国将会大量引进大豆转化为能源。另外也有与会者表扬中国奥运会采用了低污染的制冷技术，可能会促进制冷业典范的转移，有助于对治全球暖化———话题总是离不开全球化。 这是我们的现实，不管多不耐烦听到全球化三个字，我们却无法回避它，正如戴维·赫尔德在《全球盟约：替代华盛顿共识的社会民主方案》一书中所说，我们活在一个“社群命运叠置”的世界。 1992年我来到大陆，刚好赶上了九十年代至今知识界的各场争论，并目击了中国的快速全球化。不过我感觉全球化三个字虽频繁地在媒体出现，书也出了不少，而知识界也颇介意国际对中国的看法，但对中国发展现况的全球化背景因素的讨论兴趣却并不大——这有点令人费解，尤其当近年全世界都认为中国是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及贸易自由化最大赢家的时候。 全球化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程度的讨论，也可以说是知识界的一个局限。以大致支持全球化的经济学界为例：我认识的一些经济学界朋友，他们认为在全球化经济问题上自己早就把该说的话都说清楚了，其他知识界别不理解也没办法。他们也承认自己带有经济学沙文主义的倾向，不太注意一般人文社会学科的人在谈论什么。好啦，这几年网上有人炮轰整个经济学界别，谁来替他们辩护？中国经济学界需要出现多几个像保罗·克鲁格曼一样的公共知识分子，频密而固定地在发行量、影响力大的报刊上用通俗的语言和带着对政治的敏锐，向非专业但有知识的读者解释经济与全球化问题——今天国内的经济从物价、金融到产业结构等方方面面都与全球化相关。 现在也是经济学界真的该谦虚一点的时候了，特别是应检讨八十年代后大行其道的新古典主义教条及其衍生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失误——想想今天世界面临的滞胀危机。经济学界更需要理解全球化并不全然是一个经济问题。从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或尼尔·弗格森的《现钞联系——现代世界的金钱与权力，1700-2000》等人文社会学者所写的大众书，我们甚至知道改变世界的关键往往——很奇怪吧——竟不一定在于经济。 至于人文社会学界，我发觉也很少人把全球化当作核心问题意识，所以往往在全球化问题上采取简化的立场，或支持或反对，像一种表态。但是我们不难发觉，对全球化问题采取简化立场的人，他们对国内事务的政治诉求也会是简化的。有些知识分子一面倒支持市场原教旨主义，另一些则作出反全球化的姿态，或许他们仅仅是在借以建构自己对国内政治的主张。 我还注意到一种论述，认为中国过去三十年就算不发展出口、不引进外资，单靠国家主权资本也可以保证充分就业和促使经济高速发展。这一论述援用的“成功”先例有二：一是一战期间，德意志帝国在犹太工业家沃尔德·拉特淄协作下的“战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二是1933年开始纳粹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在相当程度上说明这类反全球化主张的走向。 当然大部分知识界的人士，知道全球化的现况有很多问题但也认同它改进世界的潜力，可是因为缺乏经济学训练及对国际事务的认识，如果没有像前几年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这样的大众书，往往还真不知道在全球化问题上该如何言说，至少现在大家说得出全球问题需要全球协同的良好治理，对全球化的批评是为了改进全球化并实现全球化的许诺而不是反对全球化。如果我们没有对全球化的建设性的批判理念，也会很容易受坊间渲染阴谋论的畅销书影响。这些阴谋论的表述可以说是替知识分子量身打造的民粹主义。 丰富的知识往往已足以驳倒阴谋论。我认为这是纳扬·昌达《绑在一起——商人、传教士、冒险家、武夫是如何促成全球化的》一书对全球化讨论的贡献，尤其是书的最后三章。 昌达跟经济学界的斯蒂格利茨、政治学界的赫尔德在立场上有接近之处，就是支持全球化的同时也批评全球化的现况。昌达在书中展示出全球化过程的复杂性，富国穷国、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会身不由己、顾此失彼。譬如说，富国为了争取人数不多的国内务农者的选票所推行的3000亿补贴与农业关税，每年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损失虽然只有约450亿美元，却足以令塞内加尔养鸡业崩溃和贝宁、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乍得、马里等地的一千万棉花种植者的生活难以为继；WTO多边贸易谈判也是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互相指责对方的反公平贸易和重商主义行为而搁浅；现在最需要争取公平自由贸易的可能反是依赖农作物出口的亚非拉地区和工业品出口的新兴国家如越南——中国也应在此列；而发达国家却有迹象倾向回到保护主义，其中一个正当理由是为了保障国内劳工的工作，虽然国内消费者将要因而忍受较高物价。不过发达国家的矛盾很快也会在新兴经济体出现，譬如说韩国是全球化自由贸易的受益者，出口工业产品的新富国，但作为对应被要求开放农业进口，却引起农民强烈反弹。当然，假如说稻米市场开放，确实会有利美国的大农场主和控制流通的跨国大粮食公司，不过也肯定会增加东南亚勤劳多产的稻农的出口收入。此外还有环保的考虑，巴西种植甘蔗、大豆，印度尼西亚种植棕榈，为的是满足自己和工业国家的能源需要，其间必然会摧毁更大片的原始雨林，加速全球暖化。 每个国家受全球化影响不一样，国家内部不同群体的认受也不一样，而大家往往只关心自己受影响的部分。面对这些全球化的矛盾，如果人们只顾自己的利益，将会带来更大的失调。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似乎已没有一个国家拥有道德制高点，故此驯服全球化更需要公平、理性沟通出来的国际共同协作。相信这里用得着约翰·罗尔斯对社会正义的一句阐述：“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是允许的，但只应以符合社会最不利的成员的最大利益为限。” 昌达在书中所说的全球化，并不是一般所说的从十五世纪大航海年代开始，也不是英国主张自由贸易的十九世纪中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不是冷战结束的最近二十年，而是从三万年前人类的共同祖先在冰河时期结束前，离开非洲迁徙到除南极外世界各地开始的。昌达归纳出四种人，即本书副题上的商人、传教士、冒险家、武夫，他们以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教化他人的渴望、寻找新天地的动力、拓展疆土的野心，在长时间跨度下推动着全球化。书的前七章讲的其实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古今中外世界交通史或文化交流史，说明人类同宗交杂的历史由来已久，不可逆转，“我们必须跳出狭隘族群利益的窠臼，除此之外别无出路。”这部分内容丰富生动，相信就算看书很多的人也会学到新知识。 昌达虽把全球化的历史推到远古，不过他在书中对当代的着墨足够让对全球化感兴趣的读者有所收获。他指出全球化的正面形象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到了高峰，之后对全球化的负面批评逐渐增多，全球化像经历了“从时髦词到诅咒”的过程。昌达有时候很幽默，例如谈到不公平贸易时，他说：“富国每年大笔投入的3000亿美元农业补贴足以让OECD工业化国家的每一头奶牛乘坐头等舱在全球飞行而且绰绰有余。”昌达不满的是，这一轮的全球化，虽让许多人在一二十年间脱贫，但也使近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边缘化。 他更担心发达国家保护主义的兴起，会让全球化的承诺落空。历史的教训是在上世纪初，美国终止了自由移民政策，因为害怕低薪劳工的到来，后来又扬言实施保护主义，但让政策制订者始料不及的是这些行为激发了1929年股市崩溃，之后保护主义年代也正式登场。经济史家凯文·奥罗克和杰弗里·威廉姆森在《全球化与历史》一书中说：“正当富国的收入差距不再上升的时候，限额移民制导致劳动力迁移陷于停滞，全球资本市场崩溃，国际社会退缩到贸易壁垒的高墙之后。”十九世纪中开始的“全球化黄金时代”就此告终，代之而来的是全球大萧条和希特勒的上台——如弗格森所言，“没有人比希特勒从全球化的崩溃中赚到更大的政治资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