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上俊哉:中文版序言
    我与中国打交道始于1994年参与中国加入WTO的谈判，在日内瓦进行的多边谈判是与传统的“日中友好”完全不同的世界。我第一次认识的中国朋友们就是在那里结识的，他们是中方谈判的负责人，英语非常出色，为外经贸部的骨干力量。当时，中国加入WTO的谈判屡屡受挫，那些官员们怀着“只有加入WTO中国才能得以发展”的信念默默地努力着，虽然他们较年轻，但出色的人格让我敬佩。这是我从事中国事务的开始，作为日本人，“人道”方式略为独特。
    1996年，我获得了在北京的日本驻华使馆工作四年的机会。海外生活对于任何人来讲，都是重新审视自己祖国的大好时机，但亲眼目睹中国的巨变，我所受到的震撼却远远不止于此。中国在飞速发展、进步，这让我痛感身为邻国的日本不能再停滞不前。
    在北京的生活对我其后的人生也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中文理解能力的逐步增强，我与中国朋友的交流迅速扩大了，正是在那时，我决定毕生从事与日中相关的事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于2004年春天辞去了国家公务员职务，“下海”创办了日中架桥投资基金。这种选择在日本政府官员中极为少见，也许是受到了自我创业愿望强烈的中国朋友们的影响吧!
    促使我写这本书的原因在于2001年日本突然掀起的“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经济让人始料不及的高速发展，给很多日本人带来了冲击，“竞争对手在崛起”这一不安频频袭来。但是，造成日本产业空洞化的原因几乎全在日本国内，这曾是日本人的共识，所以这十年来才一直在探讨“放宽政府管制、纠正高成本经济结构”。但突然间，整个日本朝野竟然齐声高唱“这些都是中国造成的!”
    在我看来，这种说法纯属无病呻吟，是一种把责任推卸给他人的论调。后发国家努力追赶上来，经济发达国家在被赶超的压力下调整结构……这正是自由贸易，过去日本不也是这样赶超过来的吗?中国经济实力渐长，那是中国长期艰苦努力的结果，并不单单是因为劳动力廉价、人民币汇率低。
    如果日本同样感到了对手在崛起的威胁，那么，应该做的是努力进行自我改革，日本能做的、应该进行的改革不胜枚举。一味地进行一些无病呻吟、把责任推卸给他人的探讨，这无疑于日本不利，这样做是没有出路的。
    但日本满朝野的领导人竟然不明白这些一目了然的道理……日本竟然沦落到如此地步吗?!我感到悲哀。于是，我想到写书反击这种社会舆论，但当时我在经济产业省担任东北亚课课长(相当于中国的处级——译注)，正值解决日中农产品贸易摩擦的紧要关头，根本没有时间动笔。最终把想法化为文字的，还是在2002年我如愿调到经济产业研究所之后。
    如此算来，从我想写这本书到现在，已经历时四年；从该书出版问世，也已经接近三年了。在此期间，日本社会出现了一些让人欣喜的变化。该书出版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开始给日本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起码日本产业界的“中国观”在这三年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在书中竭力论争的“中国不是威胁”，“日中经济是双赢关系”，这种思考方式现在变成了理所应当。开句玩笑话，在我重读本书时，感觉内容已“过时”，禁不住想搔头辩白:“现在是这样，四年前可大不一样……”
    本书也有值得庆贺之事。2003年，本书荣获了“三得利学艺奖”，这在日本是一个很权威的学术奖项，被各个领域的年轻学者们视为“龙门”。本书并非学术著作，我本人也已不年轻，也不能称之为学者，却获得了这一殊荣，据说这源于几位代表日本学界的评选委员们的大力推荐。虽然在“威胁论”沸沸扬扬时，我曾感到过极少数派的孤独，看来我并不是孤军奋战……这让我感到自己有了巨大的精神支持。
    在过去的三四年间，既有上述让人欣喜的变化，也有让人叹息的一面。一言以蔽之就是“政冷经热”。我在本书里也提到日中关系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相信并祈祷日中关系很快会迎来曙光。
    因为当时我期待:日本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给日本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正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说的那样，日本人的总体“中国观”会出现前所未有的积极变化。我也期待中国方面出现积极的变化。中国在历史上遭到以日本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其生命、物质及精神上都遭受到了巨大打击，心灵上留下了巨大的创伤。但改革开放的成就终于使这一创伤开始愈合。在我来看，几年前出现的“和平发展论”正是这一变化的证据!
    但其后几年的日中关系完全背离了我的期待。当我叹着气观望日益糟糕的日中关系时，我也在反思:在写这本书时自己忽略了什么?没有看到、没有注意到的是什么?
    我想主要有两个因素。第一，我忽略了在日中经济进一步紧密化或日全球经济化的进程中，两国国民中都出现了“受益者”和“受损者”的利益两极分化。宏观来看，日中两国经济都获得了“双赢”，但这些利益并非每个国民都能够均等地享受到，也有由此蒙受损失的部分国民。在日本，他们就是那些随着好多工厂搬到中国去而失去工作岗位的工人，还有被来自中国的价廉优质进口产品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中小企业主。在他们看来，中国正是“威胁”。在中国，他们就是那些被剥夺土地的农民，还有找不到好岗位的新毕业生等。这些“受损者”很难接受所谓“双赢论”，其“国际关系观”也因此与“和平发展论”之间有很大的差距。
    第二，我低估了“中国崛起”将给东亚地区带来的影响及其冲击规模的巨大。新兴力量的崛起将动摇地区的原有秩序，引起纠纷甚至战争，这在古今历史上比比皆是。虽然现在“中国崛起”不会引起一场新的战争，但东亚地区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进入不稳定状态了。这恐怕与适应一种新的国际状态需要很长过程这一国民心理有关。
    最近中国几次批判日本前总理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在日本国内每次都表现出对“干涉内政”的反感，不少日本国民认为:哪怕国家领导本来不应该参拜，但如果一个独立国家的领导受制于中国的压力而取消参拜，那么，今后的日中关系只能更为糟糕。我听到这种论调，不免吃了一惊，“干涉内政”不是小国对大国才会有的反感心理吗?在日本人的脑海里，中国何时成了“压迫日本的大国”了?!
    中国在心理上也有些不适应。中国人往往拥有“中国很落后”的自卑感，和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发展得如此了得”之间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差距。虽然哪一种看法更为准确很难得到共识，但这些认识上的差异往往导致沟通的障碍。我在本书中虽然也谈到了这一问题，但回过头来看，我对此问题的认识还是不够深刻。
    虽然我相信日中两国都会发现上述积极的变化，但我估计错了时间。希望将来能够和中国朋友们一起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本书能够在中国出版，是我的梦想，但同时也略有不安。那就是，该书的内容是否会吸引中国读者?即使在日本，读者们的读后感也是“这本书看似论中国，但实质上是在谈日本，谈日本应该怎么办”。我担心的是花费宝贵时间阅读本书的中国读者，本以为该书是比较少见的外国人“论中国”，但书中相当篇幅谈的都是日本的事情，不知读后是否会有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失望感?
    希望读者朋友可以这样想:用中国话来讲，这是一本“统战工作”纪录，是一个忧虑日中关系前途的日本人对自己同胞所做的统战工作。您在阅读该书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日本对于中国的一些做法如何反应，可以听到日本人不加掩饰的真实想法。现今快速发展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国。中国即将步入这一阶段，即应该考虑自己的行为对周边产生怎样的影响，周边如何接受自己做法的阶段。在这种时候，暂时离开主人公的位置，从侧面观察一下他人的反响也并非坏事。
    我深切地希望在阅读本书的读者中，能有更多的人关心日本这个邻国，关心日中关系的未来，哪怕多一位也好。像日中这种以互补形式达到双赢的两国关系在世界上比较少见。同时，像日中这样停滞不前，没有发挥出潜在能量的两国关系也比较少见。这实在让人惋惜，不仅为日中双方，还为整个东亚地区。日中关系如何发展将决定21世纪的亚洲如何发展。
    最后，请允许我向为本书的中文版出版付出努力的人们表示谢意。首先，我要感谢本书的译者——株式会社风树社长李琳女士。自本书在日本出版以来，李琳女士不仅给予了高度评价，还对该书的翻译倾注了超出本职工作的热情，并为寻找出版社不停地奔走。
    其次，我要感谢三位活跃在日本的朋友，他们原是中国留学生，现在自己创业成立了公司，其中两位的公司已经在日本上市。他们是EPS社长严浩先生、SunJapan社长李坚先生、SANRION社长杜宏先生。他们均认为本书在中国出版很有价值，并为此提供了从物质到精神的支持。
    我还要感谢张林先生、格非先生、王中忱教授。在他们的大力协助下，我有幸结识了汪晖教授。没有汪晖教授对该书的赏识和理解，也许这本书就会失去与中国读者见面的机缘。在审稿过程中，汪晖先生提出了一些很中肯的建议，他谦和、严谨的学者之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后，虽然无法一一列名，但我衷心感谢多年来一直支持我的众位中国朋友和师长们。感谢大家！
    2006年11月于东京
    媒体点评:
    中国崛起，日本应该做什么？
    《凤凰周刊》吴铭
    津上俊哉是一个与中国打过多年交道的日本人。1994年，他参与中国加入WTO的入关谈判；1996年，任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经济参赞，得以近距离地观察中国。在华期间，他亲眼目睹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进步，同时，海外的生活使他有了重新审视自己国家的大好时机。
    此书的成因是由于2001年日本突然掀起的“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经济让人始料不及的高速发展，给很多日本人带来了冲击:“竞争对手在崛起”。在此背景下，很多日本人不顾“日本产业空洞化的原因几乎全在日本国内”这一达成的共识，突然间，朝野齐声高唱“这些都是中国造成的”。在作者看来，这种无病呻吟的说法，是一种把责任推卸给他人的论调。“日本竟然沦落到如此地步吗？”津上俊哉想到了写书反击这种社会舆论，并于2002年动笔，将想法化为文字。
    《中国崛起——日本该做些什么？》一书共包括6章。分别为“‘中国经济威胁论’大错特错”、“日本人看中国经济”、“日本在亚洲经济一体化时代如何生存？”、“日益紧密的日中经贸往来”、“亚太地区的新型国际关系”和“日中能够和解吗？”。
    在第1章“‘中国经济威胁论’大错特错”中，作者针对日本持中国经济威胁论者的两个主要理由——中国的廉价劳动力问题和汇率问题，进行了驳斥。
    作者认为，廉价劳动力问题，从本质上讲与欧美以前指责非白种人国家的“社会倾销论”没有什么区别。20世纪80年代，在日美贸易摩擦最激烈的时候，美国对日本说:“让我们与低工资的日本展开竞争，我们怎么受得了？”日本曾反驳道:“生产销售物美价廉的商品有什么不好？”仅仅过了20年，现在日本对中国的抱怨竟然和当年美国对日本的抱怨如出一辙。作者认为，各国产业的兴衰依据比较优势而定，随着后发国家的崛起，经济发达国家需要调整产业结构，这是自由贸易的原有形态，而不是当处于追赶方时认为是理所应当的，而处于被追赶方时就表示异议。
    至于汇率问题，津上俊哉指出“中国是一个多面体国家，良莠不齐。在优秀企业看来，现行汇率可能过低，但在落在后面的企业眼里，现行汇率反而过高。”面对中国这种良莠并存的经济综合体，如果只看前者，由此论说现行汇率如何，得出的结论不可能正确。紧接着，作者还指出“本国货币走低为上策”是日中两国的共同误区。中国应逐步推进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
    批驳“中国经济威胁论”是作者论述日本应该怎么做的一个重要前提。在摆正了态度之后，作者依次分析了中国的经济优势与劣势:认为当今中国经济的关键是资本，最大的优势是人才，而财政拮据、农村和农民问题难以预测、扭曲的人口结构带来的负面影响、水资源问题、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进程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劣势。接下来，作者论述了亚洲经济一体化时代日本如何吸引亚洲人才到日本；在日中经贸往来日益紧密的情况下，日本如何占据优势；以及如何与崛起的中国发展中日关系和如何看待中日曾经的历史问题。
    该书出版后，曾荣获日本的权威学术奖项“三得利学艺奖”。而在中文版面世的前三四年里，中日之间经历了一段“政冷经热”的过程。一方面，日本开始得到中国经济发展给日本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中日政治关系一度走入低谷。在中文版序中，作者坦言:“其后几年(书出版后)的日中关系完全背离了我的期待。当我叹着气观望日益糟糕的日中关系时，我也在反思:在写这本书时自己忽略了什么？没有看到、没有注意到的是什么？”
    作者反思到:第一，忽略了在日中经济进一步紧密化或曰全球经济化的进程中，两国国民中都出现“受益者”和“受损者”，利益两极分化；第二，低估了“中国崛起”将给东亚地区带来的影响及其冲击规模的巨大。
    除去作者的这两点遗憾，对中国读者而言，本书的价值还在于:“可以看到日本对于中国一些做法的反应，可以听到日本人不加掩饰的真实想法。”
    从《中国崛起:日本该做些什么》看中日经济
    《国际先驱导报》孙传钊
    津上俊哉《中国崛起:日本该做些什么？》中文版去年12月问世时，引起了国内读书界的关注。实际上当此书2003年年底在日本初版的时候，就已经引起了国内的一些讨论，因为译者李琳对津上俊哉进行采访对话的全文、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研究员深川由起子用中文撰写的书评，都在中文网络上广泛传播。加上津上俊哉曾任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经济参赞，为中国各界熟悉，所以，他驳斥“中国经济威胁论”，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就特别引人注目。他指出，如果日本不正视中国经济飞速进步的现实，只能日益衰退。只有顺应这一潮流抓住这一机会，采取与中国共存共荣的国策，才是最好的出路。
    经济互补论成主流
    津上俊哉的共存共荣互补论经过3年岁月，在今天有没有过时？有没有成为日本产业界的主流意识？我们从日本出版界的动向可以管窥部分答案。
    2005年关志雄撰写的关于日中经济互补论的著作《共存共荣的日中经济:互补论》（日本经济新闻社）引发日本关注之后，他的另外两本关于中国经济现状的著作《中国经济面对的两难问题》（筑摩书房）、《中国经济革命最终章》（日本经济新闻社）接连在日本图书市场上出现。同样持“互补论”观点的经济学者关志雄的活跃，暗示了与津上俊哉的《中国崛起:日本该做些什么？》一书问世的2003年相比，今天中日经济互补论至少在日本经济产业界和舆论界已经是大势所趋。
    与津上俊哉曾同是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关志雄，出生在香港，与中国经济学界一直保持相当深入的交流。比如，2002年他翻译的樊纲的《中国未完成的经济改革》（岩波书店）一书获得2003年度亚洲太平洋奖的特别奖；他的中文著作《做好中国自己的事——“中国威胁论”引发的思考》也在中国问世（商务印书馆）。
    杞人忧天的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盛行也就是2001年至2002年间。当时，关志雄与津上俊哉同样，就在各种学术讨论场合宣传自己的观点，指出日本流行的“中国威胁论”只是有些人想把日本停滞10年的责任转嫁给中国，是一部分政治家和军界人士的杞人忧天。持此类观点的畅销书大多是因为观点极端而吸引读者。
    在《共存共荣的日中经济:互补论》中，关志雄针对人们担心日本国内企业转移中国后国内产业“空洞化”指出，在高技术领域的产品还是在日本生产成本低，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依然保持技术的优势，中国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与日本高技术产业呈互补关系。实际上，2003年以来，日本不仅在中国当地生产、当地销售取得很大收益，而且对中国的出口也有增长。
    当然，在向日本读者介绍中国经济现状的时候，他也不回避中国在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国有企业改革、银行的坏账、财政赤字扩大、个人和地域的贫富差别的扩大，等等，认为这些问题是今后日中经济互补活动中亟须解决的问题。
    关志雄和津上俊哉一样，也看好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认为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都不能无视中国经济日新月异的变化，如何搞好互补关系，是解读日中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课题。（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孙传钊发自日本）
    崛起的两副面孔
    《21世纪经济报道》
    “崛起话语背后的”“文化意识”
    编者按:
    中国在崛起。“中国崛起”，自然也就成了全世界都在关注的话题。近年来，与崛起相关的图书一直在不断出版。
    而央视“大国崛起”的播放，更使这个话题骤然升温。出版界自然也不甘落后，去年年底以来，这方面的图书可谓接踵面世，如津上俊哉的《中国崛起:日本该做些什么？》、本力主编的《崛起?!:中国未来10年经济发展的两种可能》，还有复旦几位年轻学者撰写的《中国的大国发展之道:来自经济学的声音》，以及胡鞍钢的《中国崛起之路》，等等。
    我们组织这个专题，是想借对此数种有关中国崛起著作的梳理，寻绎“崛起话语”背后的“文化意识”，也希望能为讨论的深化尽绵薄之力。
    著译者言
    本力
    “崛起”一词是一个生动而相当不明确的概念。它不但无法定量，甚至很难准确定性。发展到什么程度才能算崛起？什么才是真正崛起？
    央视系列电视片《大国崛起》引起广泛关注后，将有关讨论演变成一场媒体事件，也成为2006年的国内思想界的一大景观。2007年初，数本关于崛起的图书高调上市，如戴维·兰德斯的《国富国穷》，津上俊哉的《中国崛起:日本该做些什么？》以及我主编的《崛起?!:中国未来10年经济发展的两种可能》。
    语言的发展折射着社会发展和社会文化和意识的变迁，“崛起”一词的“流行”并不偶然。
    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发表了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明确地把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称作“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从这一角度，与“崛起”略为接近的词语是“现代化”。但与“现代化”相比，“崛起”一词显然更有“全球化”的意蕴，这也是“现代化”的更高层次。“四个现代化”表达了一个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而“和平崛起”的比较意义更多源自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以及在“全球化”过程中地位的上升。
    中国历史上有汉唐盛世，也有治乱循环，大国兴衰本是老生常谈。运用西学来解释大国兴衰的著作并不鲜见。1980年代金观涛、刘青峰的《兴盛与危机》一书风靡一时，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等著作也曾引发热烈讨论。与之相比，“崛起”的意义，在于联系到了中国的实际。但“崛起”确实也有两副面孔，一方面，带来的是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提升，另一方面，也与之相伴着各种社会、经济、资源的新问题和矛盾。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1.4万多亿美元，人均GDP突破了1000美元。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这个时期，是个极其关键的分水岭。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在突破这一数字之后，国家发展趋势往往会分化为两类:一类国家在跨过这个门槛之后就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比如韩国、新加坡等，继续往人均2000、4000美元发展；但另一类国家由于处理不好在这之后产生的新变化，则导致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如拉美国家等。这也是在国际大背景下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走向产生不同判断的历史经验渊源。“兼听则明”，来自多种途径、多种角度的观点，会更有利于这一讨论的展开。这正是我们编译《崛起?!:中国未来10年经济发展的两种可能》(以下简称《崛起》一书)的初衷。
    《崛起》并没有提供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而是分四个部分，以来自40余位专家的声音，对“崛起”的现状、可能、面对的问题及其影响进行了描述。第一部分为“中国经济为什么能高速增长？”，试图对中国的经济奇迹进行总结和“解密”。《崛起》第二部分为“中国经济增长能否持续高速增长”，主要围绕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缺陷展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已相当严峻，如就业问题、公共医疗体系的削弱、环境污染、水资源的匮乏等，所选几篇文章分别进行了细致分析。书中第三部分给出了对中国崛起之路的质疑，并以比较的视角提供了三个参照，即拉美、日本和印度。在全球化的大潮下，“中国通货紧缩输出论”、“中国威胁论”这几年来也尘嚣日上，对中国的高速增长大有“捧杀”之势，《崛起》第四部分“中国经济增长的全球效应”专门讨论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影响。
    《崛起》各个章节的文章既有褒扬，也有尖锐的批评。如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的文章颇有为中国辩护之势，他认为对中国的各种攻讦其实只是为自身的经济困难开罪，必须“正确看待中国”，而且美国、欧洲以及亚洲的其他国家应感谢中国，中国不但不会给世界造成威胁，而且还是应该效仿的榜样。詹姆斯·多恩(James A.Dorn)则认为金融体系开放及市场化不足是制约中国继续发展的一大障碍，“结束中国的金融控制”是当务之急。不知詹姆斯·多恩的文章是否影响了决策层，但事实上，我国政府在金融领域的改革也确实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如此，关于中国“崛起”前途的两种可能图景就较为清晰、客观的摆在了读者面前。
    对于中国“崛起”潜行中面对的巨大矛盾，很多读物都有过描述和某种预言，并非简单地危言耸听。中国当前社会分配不公、环境资源瓶颈、城乡二元巨大差异、社会保障制度严重滞后等等问题凸显，并在经济高速增长的热潮中集中释放，这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多的是精神上、伦理上的冲击。但综观西方历史，这些国家的崛起无一不是在困难和问题中前行。因此，当下对于中国未来的信心，建设性的理念和解决问题的态度显得更为重要。未来中国的走向正取决于今天亿万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的信心、责任和付出，这甚至比这些一流专家的声音更为重要。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