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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汉思（Hans Hermann Frankel，1916—2003），德裔美国汉学家，耶鲁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教授。他毕生致力于中国古诗的译介与研究，是美国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先驱，是首位对中国文学做纯文学研究的西方学者，被誉为“一位同时精通中国传统学问和西方文学的杰出教师”。傅汉思集中国古诗研究专家、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家和中美文化交流先行者三重身份于一身，为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向世界作出了卓越贡献。 傅汉思的中国古诗研究既博又专，不仅关注中国古诗的普遍规律，广泛涉猎不同诗体，而且专注于特定诗体、特定诗人。其代表作《梅花与宫闱佳丽——中国诗选译随谈》（以下简称《中国诗选译随谈》）类似中国诗话，主要以主题为纲分为13章，囊括乐府、宋词、古体诗、元曲、绝句、律诗、诗经体、赋等8种诗体，其中对平行与对偶的探讨在西方汉学界无出其右。傅汉思的专长在于汉魏六朝诗歌，特别是乐府诗。他在《中国诗选译随谈》中独辟一章讨论“叙事歌谣”，另著有多篇乐府研究专论，其中收入《中国文学体裁研究》（1974）一书中的《乐府诗》堪称西方学界对乐府诗最为系统翔实的介绍。傅汉思在研究曹植、蔡琰和李白方面建树颇高，他对曹植诗文学性的探讨打破了美国中国文学批评固有的“传记假设”，他对这三位诗人身份的研究处于欧美领先水平。 傅汉思的古诗研究特色在于其鲜明的比较文学视角以及对西方学术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他的比较视野源于其多语优势和深厚的西学功底。傅汉思分析古诗时引入了母题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以及口头程式、人格面具和新批评理论。其中，母题研究代表作为《中国诗歌中的梅树》。《中国民谣〈孔雀东南飞〉中的程式化语言》综合运用了口头程式理论和定量研究方法。口头程式理论是傅汉思乐府诗研究的最大创新之处。他将汉代无名氏乐府置于口头传统的视域考察，与西方民谣互相参照以总结口头叙事诗的共性，并运用“派瑞—洛德理论”，关注套语和程式化表达的使用。他在《蔡琰和被认为由她创作的诗歌》中运用人格面具理论探讨作者身份；在《曹植诗十五首——一种新方法的尝试》中借助新批评理论强调文学的艺术性。傅汉思的古诗研究对后辈汉学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康达维表示，《中国诗歌中的梅树》为其在植物名称英译上带来深刻启发，《曹植诗十五首》是其古诗研究起步阶段的模范。毕嘉珍继承傅汉思的梅花诗研究，成为北美墨梅研究的权威。安妮·白丽儿受傅汉思乐府研究的影响，亦成为北美乐府译研的专家。 傅汉思的译作总数在300篇以上，以古诗为主，其他文学体裁为辅。前者包括《中国诗选译随谈》中的古诗、学术论文中的古诗、《玉骨冰魂》中的梅花诗、选入《葵晔集》的古诗以及其妻张充和的诗集《桃花鱼》，其中占比最大的是乐府诗，包括乐府双璧《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后者包括与张充和合译的书论《书谱两种》、传记《孟浩然传》《梅妃传》、昆曲唱词《思凡》《游园》《扫花》、书信《戒兄子严敦书》等。 傅汉思的中国古典文学译介体裁广，首译多，注重译释结合。体裁方面，不仅诗体多，而且文体多。他的译注繁简得当，或通过对表达化用的揭示勾勒汉诗发展延承的肌理，或借助对文化负载词的阐释宣介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傅汉思的古诗翻译颇具特色。一方面，他强调在译文中再现汉诗的诗学要素，倾向于能体现原诗文体特点的要素。另一方面，他在翻译时兼顾中英诗学要素，注重在传达中诗诗学要素的同时保持英诗的诗性。除翻译实践外，他还涉足翻译批评，论文《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古诗英译的问题与成就》是美国20世纪50—80年代古诗英译史的缩影。 傅汉思还在推动中国文化在北美的传播中作出了贡献。1980年10月27日至1981年2月15日，他负责安排沈从文的美国之行，成为全美“沈从文热”的助推者。他还为再版的沈从文短篇小说英译集《中国土地》撰写“作者简介”，翻译沈从文的再版序言。1953—1986年，傅汉思与张充和先后在包括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在内的北美24所高校宣介和表演昆曲，直接促成了后期昆曲入选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他留下的昆曲宣介材料包括1957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古典舞》讲稿、海外昆曲社官网“昆曲”简介，以及上文提到的三出昆曲唱词。他不仅宣介和研究昆曲，而且在张充和表演时负责打鼓，自己也会唱昆曲。 傅汉思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和译介促进了中国文学在北美的传播，使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研究范围，同时也推动了美国早期汉学的发展。系统研究傅汉思的学术历程、学术研究、译介活动和文化交往，将会为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带来重要启发。 （本文系2019年上半年国家留基委“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