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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后来《北鸢》等小说以优美典雅的文笔书写民国风致不同，葛亮在小说创作的初期，曾集中书写过一些描绘当代都市小人物的中短篇小说，引起广泛关注的《阿霞》是其中之一，而《英雄》亦是其中之一。这篇小说最初发表于《大家》2008年第5期，后收入小说集《七声》时更名为《于叔叔传》，以与其他各篇的篇名相协调，如《阿霞》《安的故事》等，使整部小说集更像一个浑然的整体。但无论是名为《英雄》还是名为《于叔叔传》，小说的主体并没有改变，如果说稍有不同的话，那么“于叔叔传”无疑更加平实，而“英雄”则投射了作者或叙述者更多主观的情感色彩。 在评论小说集《七声》时，王德威先生曾指出，“《于叔叔传》《阿霞》两篇特别动人，尤其是前者几乎可以当作是新时期以后市场经济崛起的寓言来读，颇有讨论空间，后者则是延续正宗欧西现实主义风格，以底层社会、心地简单人物的遭遇反映人生百态。”在这里，“市场经济的寓言”更着眼于宏观与整体的寓言性，而在小说中，作者的叙述却更贴近于叔叔这个“小人物”的生活与命运。小说的叙述视角颇具特色，主要以城市知识分子家庭以及这个家庭中的“我”为视点，来看作为城市外来者的“于叔叔”及其一家数十年的命运变迁。 于叔叔是个木匠，从乡镇到城市来做工，因给“我”家打家具而与“我”、“我”家结缘，成为朋友，数十年里来往不绝。最初，在小孩子“我”的眼中，心灵手巧的于叔叔是一个偶像，“小孩总需要偶像，我也未能免俗，于叔叔在这个时候出其不意地填补了我的信仰真空。这一点，恐怕他自己也始料未及。现在想来，于叔叔年轻的时候，外形上也的确合乎偶像的标准，高大，鲁莽。一头乱发，左耳夹着铅笔头，右耳夹着一根烟，说话时眼睛似笑非笑地看着你，实在是倜傥得很。”作为最早一代的独生子女之一，“我”“乖外戾内，表面上人见人爱一小孩，做出事来逼得人发疯”，但于叔叔所做的木工活很快引起了“我”的兴趣，两人的友情迅速升温，于叔叔允许“我”玩他所有的工具，与“我”下棋，甚至还在“我”的请求下帮“我”代家长签字，虽然被发现后，妈妈对于叔叔在态度上“有点淡淡的”，但是“我”与爸爸却一如既往。于叔叔离开“我”家后，经爸爸推荐，又去附近的另一家打家具，后来于叔叔带领妻子和两个孩子来“我”家，“我”和爸妈也到于叔叔家探访，两家交往不绝。“我”也由此见证了于叔叔一家在城市里的生活及其命运的转折：于叔叔的儿子献阳和女儿燕子跟我同校读书，但献阳毕业后，却在依凤阿姨的力主下，上了“他们厂里的子弟中学”；于叔叔和依凤阿姨开饭馆，请爸爸帮他们画招牌；于叔叔不开饭馆后，开了一个书报亭；于叔叔的报刊派送业务逐渐越做越大，“他雇下了更多的人，甚至在区中心的一幢写字楼里，租下了一个单位作为代理点的办事处”；于叔叔与依凤阿姨的亲侄女小任一起看电影，给她买化妆品，被依凤阿姨发现“有情况”；小任以怀孕为借口逼宫，献阳“扑上去，掐住了女人的颈子，顷刻结果了她”；献阳行刑那天，天上下了清冷的雨，于叔叔去领儿子的骨灰，出了车祸，粉碎性骨折，出院后他的腿跛了；燕子结婚时，于叔叔怕受到男方轻视，请爸爸作为“女方的大伯，坐在女方的主位”，而在爸爸请他来挡酒时，于叔叔“端着酒杯走了两步，走得急了，就有了一个趔趄。一些酒洒了出来，弄到了身上。他急忙着拿起桌上的纸巾擦，擦着擦着，脸上现出了颓唐的表情，终于又静默地坐下去了。” 通过以上情节线索的简单勾勒，我们可以大体了解于叔叔的生活经历、他人生的跌宕起伏和他一家人升降浮沉的命运，叙述者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讲述故事，这里的“我”既是故事的旁观者，又与被讲述者有着亲密关系，所以可以向读者讲述来龙去脉；同时这一视角又是限制性视角，叙述者对被讲述者的生活也不全面了解，只讲述自己看到、知道的部分，这“有限”的视角既避免了繁冗，又有真切感。这一视角是现实主义作家常用的，比如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契诃夫的《套中人》，比如鲁迅的《祝福》《孔乙己》《一件小事》等。在《英雄》中，我们可以看到葛亮对这些大师的借鉴，甚至“于叔叔传”这样的标题和故事本身，也可能受到了莫泊桑《我的叔叔于勒》的直接影响，在《我的叔叔于勒》中，莫泊桑通过“我”与叔叔于勒的几次相遇，展示了于勒曾经兴旺发达而终归败落的一生，《英雄》或《于叔叔传》也采取了类似的结构与讲述故事的方式，而在小说结尾，于叔叔“脸上现出了颓唐的表情，终于又静默地坐下去了”，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类似契诃夫《醋栗》结尾所表达的主人公颓唐、落寞而又无奈的心境。虽然“太阳底下无新事”，但“每一天的阳光都是新的”，与19世纪小说大师的相似只是表面的，葛亮讲述的是新世纪发生在中国的故事，自然也就带有新的时代特点与中国特色。 所谓时代特点就是王德威先生所说的“新时期以后市场经济崛起的寓言”，于叔叔所经历的正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型时期，于叔叔的婚姻，依凤阿姨的工厂，依凤阿姨让献阳去读“子弟中学”，都受制于计划经济体制及其思维模式；于叔叔进城做木工、开饭馆、开书报亭、派送书刊，则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活力，而小说中于叔叔与依凤阿姨在很多事情上的矛盾龃龉，都来自不同的思维模式，依凤阿姨还停留在旧有的计划经济下的僵化思维，而于叔叔则是更接近市场经济中的独立个体，奋斗，拼搏。当然市场经济也并不是只有活力，亦有其阴暗乃至黑暗的一面，于叔叔开饭馆时所遇到的同行倾轧，他发达时造成悲剧的“人性解放”，都让我们看到了市场经济的暗面。在于叔叔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充满活力的“英雄”在时代中奔突而又最终陷落的故事，这或许是作者最初将之命名为“英雄”的本意。但于叔叔不是一个人，小说中写到的是他的整个家庭，可以说对家庭关系与伦理的重视，以及强烈的盛衰之感，正是这部小说中国特色的体现。中国人最注重家庭伦理，中国文学最长于表达沧桑与盛衰之感喟，从《诗经》到《红楼梦》莫不如此，所以与其说《英雄》的结尾更接近于契诃夫的《醋栗》，不如说更接近于“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更接近于中国人的情感结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葛亮写作的隐秘路径：由《英雄》到《朱雀》《北鸢》，是暗中相通的，不同的只是作者从现实转而去写历史，也找到了更适合表述的语言，但《英雄》乃至《七声》的价值，不只是《朱雀》《北鸢》的先声，也是作者对时代观察思考之后的发声，而这则奠定了一个作家的根基。 李云雷，1976年生，山东冠县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职于《文艺报》。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著有评论集《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重申“新文学”的理想》《当代中国文学的前沿问题》等，小说集《父亲与果园》《再见，牛魔王》等。曾获2008年“年度青年批评家奖”、十月文学奖、《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论文奖、滇池文学奖、冯牧文学奖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