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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每当我看到许多善男信女在佛像前礼香跪拜的一幕，或在各类文字中目光触及“禅”字的那一瞬，一连串问号便会如古刹钟声撞击心怀：何为佛，如何奉佛？何为禅，如何修禅？自是无解。 然而，众多人趋附之事，必有其因，定有其理。我还进而想到，佛道本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社会现象。鲁迅先生曾高度肯定过宗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赵朴初先生则说过：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华书局1988年版）所以，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以文学的视野进行探求，以文学的笔墨加以书写，无疑有着特定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我便动念要写一部以佛禅为题材的小说，叙写佛法僧，探究儒释道。 小说的第一要素是人物。是写高僧大德，还是写普通僧尼，或是写信徒居士？此念一生，“佛印”的名号倏忽跃到眼前。佛印乃广为人知的宋代禅师，被称作“僧中尚书”。我的家乡距佛印出生、出家的景德镇浮梁县仅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这使我了解佛印多了一些方便。过去曾读到过若干关于他的文字，我获得的大致印象是，这是个非同一般的和尚。但同时又觉得，文学江湖中的佛印形象影影绰绰，颇费思量。 于是，我便有了一个执念：佛印或许可以成为书写的对象。 但当我开始搜寻资料时，又裹足兴叹了：佛家生活远离尘世，佛学经典高深莫测，佛教中禅宗本是艰深一曲，宋代社会又何等遥远……能够成篇、可以示人乎？经几番思索，我选择了“随缘”，先拾足向前，作一番探究，做一番功课，再视情况决定进退。 我开始了对佛印的寻访探求之旅。先是研读了搜罗到的涉及佛印的史志、谱牒、著述，又走进佛印故里的山水田园、大街小巷，听许多人对佛印津津乐道，有与佛印同属林姓的乡民赠我《佛印》小册子，内面居然有一份佛印书法作品的影印件。接下来开始一一叩访佛印曾经学经传道的名刹古寺，拜访了多位高僧大德。在佛印受剃度的浮梁宝积禅寺，我听到了许多与佛印有关的故事，俯身探看了那口幽深而神奇的水井，因为有僧人告诉我，此井与佛印有关；在佛印升座的能仁禅寺（古称承天院），近望庐山，我细细看过了那奉为传奇的水滴石和石船铁人；在佛印曾四任方丈的云居山真如禅寺，我站在“石床”边，听方丈纯闻法师讲述苏轼与佛印在此论道的佳话，法师还为我书写“云居胜境”条幅；在镇江金山的江天禅寺，方丈捧出了珍藏的一个精美大圆盒，盒里盘着一根由24片玉石缀成的腰带，这便是传为苏东坡因斗机锋“输给”佛印的玉带；我也曾到更多的佛寺体验、求证，甚至在寺中且食且宿，专注地欣赏佛寺的朝晖夕照和高墙古木，聆听晨钟暮鼓和诵经之声，翻阅珍藏在藏经阁里的佛学经典和寺史山志……许多1000年前的人与事生动地跃现眼前，一个比较完整、真实的佛印形象呈现脑海，亦有真实丰富的佛教知识、鲜为人知的寺院生活融入胸间。 当铺纸运笔时，疑难又起，对书写佛禅这样一种非同一般的题材，当如何用心用笔？我想到了唐代诗人、画家刘商《酬问师》诗中的两句：“诗境何人到，禅心又过诗。”既然禅心有助于作诗，那也一定有益于为文，于是顿悟：但以禅心写禅事——虽然我并非佛教徒。 但何为禅？又何为禅心？千百年来，人们为文为言对“禅”字使用甚广，有禅心、禅风、禅意、禅味、禅茶等许许多多的词组，对“禅”和“禅心”的理解多种多样，可谓各持其识，各有其见：或明确而又玄奥，或真切而又朦胧，或美妙而又辽远。 在阅读、求问和积淀后，我对禅的认知是：禅虽带有玄妙，但并不神奇古奥，“禅”的本义是禅宗的一种修持方式——静虑，由此派生、引申出许多与佛教相关相通的物象；我理解的禅心则是指一种心境：静虑以求真，专注以求实，体悟以求妙。因而我努力将这些贯穿在整个创作过程之中。 首先思虑的如何聚笔墨于佛印的特质，写出一个源自真实、形象鲜明的禅师形象。他身上有着中国僧人共有的秉赋，但又有其独特的个性：自小出家，阅历丰富，精研佛学而又贯通儒道，身在佛门而不隔绝人世，庄重事佛而又机敏诙谐，坐禅诵经而又交游广泛。就修持而言，在家与出家虽然身处两境，但人性与佛性从不隔离，佛道本在人间，佛性本是人性。这些为佛印这个人物形象确定了基本色调，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唐宋僧人的特点。我的小说，不是为了还原佛印在禅林中“僧中尚书”的形象，更不是蹈对历史人物进行翻炒的窠臼。只是实实在在的去写一段历史，写一群人物，着力塑造自有特点的艺术形象。 求真便当求实，以故事和细节去完成人物形象。在写作中，对历史不戏说，更不妄语。尽管在许多人看来，佛禅充满神秘，认为僧人有超乎寻常的力量，谈及佛僧往往和法力无边、有求必应等相联系，但我只探求和体现佛禅之本义。以佛印形象而论，在一些裨史、文艺作品、民间传说中，多把佛印描绘成一个博学且机敏幽默的僧人加俗子形象，在谈及他与苏东坡的交往中，讲的则多属虽然有趣却失之粗俗的故事，甚至有“不秃不毒”这样的用语。有人称他是一个喝酒吃肉的“花和尚”（林语堂语），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把佛印的俗姓俗名也弄错了（抑或是有意为之？）。我尽可能透过斑驳的表面，去寻求蕴藏在其中的真实与精华，着力书写一个属于佛、属于僧、属于中国文化的佛印。涉及其人生轨迹、故事的历史背景、社会生活的描摹展示，尽可能皆有所据；涉及的诗词文赋亦是尊重史实，多有所本。当然，小说又毕竟是文学，不可能抛开文学的规范与特质。我笔下的轨迹是：以历史为筋骨，以文学为血肉。 创作与修禅有相通之处，静而后能定，定而后能思，思而后能悟，悟而后能妙。文艺创作不会是镜子般地还原生活图景，会有作者对生活的主观体悟，对真善美和假恶丑的独特评判。小说的创作过程，也是作者体悟的过程，是对书写的题材、描绘的人物以及作品主题不断思索的过程。我努力去体悟佛的真谛、禅的精义，并试着渗透到小说的人物之中。其中有一个重要体悟是：奉佛修禅最重要的不是“求”（如求福求寿、求子求财），也不是“舍”（如扶危济困、救苦救难），而是“觉”和“悟”，洞察世界，参悟人生，觉悟自身，用一句禅师的话说便是：“禅修的最高境界是求得内心的清净。除此以外，别无所求。”当然，体悟不止此一端，更多的体悟已融注在作品之中，至于具体的内容是什么，不用赘述，高明的读者自有判断。 回首方知山势险。写佛写禅实在是一个极不易做好的功课。书成初稿之后，得到了中国佛教协会有关同志和几位名寺住持的指点，责编宋辰辰女士为此书倾注了无数心血。这些亦是此书能够送到读者面前的种种机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