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六岁多的儿子坐在阳台上晒着太阳,我说春天好像来了。儿子说已经是春天了。我说那你背诵一首关于春天的诗吧,比如《咏柳》。儿子说,我看不见柳树,柳树离得太远。确实如此,从大年三十开始,我们一家就没有出过门,把餐桌腾出来打乒乓球,下围棋,翻魔方,玩大富翁游戏,做各种各样的美食,然后使劲地睡觉,由于新冠肺炎的暴发,这是大多数人这个春节普遍的生活,安静而又带着焦虑,沉闷而又充满希望。 我忽然想起十八年前,同样是这么一个春天,我独自到上海旅游,从地铁二号线走出来的时候,被眼前的情景吓坏了,在华灯璀璨之中有一片金碧辉煌的建筑,我觉得那里边应该住着神仙一样的人。我靠近一看,果然不错,叫静安寺。我一直认为,只有山上才有寺庙,才是菩萨显灵的地方,上海这么发达繁华,菩萨能安全降落吗?它们有用武之地吗?而且一路之隔就是百乐门,这怎么可能是佛门净地呢?我住的便捷式酒店就在不远,推开房间窗户都能看到那座尖顶,像如今的信号天线,时时刻刻都在传递着人间的消息。于是,第一天,本来要去陆家嘴,我把行程改变了一下,首先去了静安寺。静安寺的香火很旺,也非常气派精美,这深深地打动了我。从里边出来的时候,我脑海里一直在想,如果让我留在寺庙,我能干点什么呢?撞钟吗?我不知道应该撞多少下;敲木鱼吗?我不是高僧大德;洒扫寺庙吗?我很难保持这种低调;我更不能给菩萨塑像,我是一个不太干净的人,我塑的像估计菩萨是不愿意附身的。我唯一想干的,有信心干好的,恐怕是打一打佛龛,或者给事佛的和尚们打一扇窗户,因为我小时候跟着学过几年木匠。 也许受到某种指引,从静安寺出来,我遇到一个报刊亭,报刊亭当年可是上海一景,由于工作关系,我买了一张报纸,再看看下边的地址,竟然非常巧妙,就在酒店隔壁,我立即无知无畏地打电话过去,要找他们的社长聊聊。社长也姓陈,说你来吧,十分钟时间,我要开会了。他见到我,直接就问,你觉得我们报纸怎么样?我说,很臭。他说,为什么啊?我说,都是打打杀杀的新闻,让人看着不舒服。社长说,怎么才能让人舒服?我说,你办公室可以看到静安寺,我们应该像事佛一样办报纸,利用报纸这座“寺庙”,传播一些善意的消息,比如设置“解忧台”,解决市民柴米油盐的烦恼,设置“情感热线”,解决市民情感方面的困惑,设置“爱心捐助”,在穷人和富人之间建立互动……谈了两个小时,临别之时,社长问我,你愿不愿意来工作?我说,为什么?他说,可以看到静安寺。此后很多年,我坐在办公室里,收集着五花八门的线索,再安排记者一条条地加工成新闻,每次在判断新闻价值的时候,我就透过玻璃窗户看一看静安寺的尖顶,以便接收积极正确的信号,时时提醒自己,不要看不起任何人,要善待每一条生命,促进人与人之间友好相处。 后来别人问我,你为什么选择上海,我的答案是我喜欢美女,在南京路和外滩看到美女如云的时候,我就决定留下来了。其实,情况非常简单,就因为看得见静安寺,我觉得拥有寺庙的地方,人是有善修的,是有底线的。然而,我的老家没有一座寺庙,我们有灾有难的时候,都是向死去的亲人磕头下跪,不管他们转世的时候是升天为神还是落地为草,有没有拯救我们的法力。我老家叫塔尔坪,又叫大庙村,原来也有一座寺庙,寺庙上挂着铃铛,随风一吹就叮叮当当地响,可惜在一个没有敬畏之心的时代被一帮人拆除了,所以从小时候开始,我就非常希望有人把它重新盖起来。某一年,小学同学在外边发了大财,回来买下那块地皮,盖出了村子里第一座楼房,我每次回去探亲的时候,看到那座土气的房子就非常沮丧。 上边只是我写《止痛药》的背景。我写了很多进城故事,似乎打动了许多人,我自己并不满意,或者说是有局限的,人与人之间是割裂的,是彼此不认可的,甚至是彼此蔑视的,这次动笔之前,在一位法师的带领下,我登上了静安寺的塔顶,想以菩萨的角度俯视一下这个世界,我的心头灵光一闪,那么多香客,不管从哪里来,不管到哪里去,他们只管下跪磕头,从来不去追问菩萨到底是由什么人修过来的,他们之间如果有血缘关系的话,共同的血液应该是光,共同的基因应该是善。最后,我的目光落在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少妇身上,她们合起双手虔诚地祈祷着,我无法判断她们是城市人还是乡下人,更不明白她们是受难者还是赎罪者,这就是凤妹和凤姐的原型,她们的形象是清晰的,身份是模糊的,这才是大移民时代应有的特性。 在自我闭关的这个春天,儿子和他妈还玩了一个游戏,叫作莫比乌斯带,一张白纸条,明明有两个面,如果把两头衔接起来,它立即变成了一个面,永远没有正反,永远不会结束,这是不是非常神奇?如果城市文明是一个面,乡土文明是另一个面,《止痛药》的意图是想制作一个莫比乌斯带,把芸芸众生放在同一个维度里,让你看上去拯救了别人,其实是别人正在拯救着你,估计这就是天地绵绵、人世轮回的样子吧?至于《止痛药》的药理是什么,非常简单,那就是爱。爱,是死亡的果,也是活着的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