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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别林斯基和果戈理的书信论战，让当时的许多俄国知识人扼腕叹息，也让后人思索不已。在这场书信论战之后，两位作家似乎都没有太多的作品面世。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半期的果戈理，身体一直多病，长期在国外疗养，他不止一次地感到过死神的迫近，因而觉得有必要尽早留下一份“遗嘱”性质的作品。他在《书信选》的《前言》中写道：在出远门去圣地朝觐之前，将自己的信件加以整理，挑出那些最能代表自己思想的书信来，合为一集，万一自己在旅途中遭遇不幸，这些书信便将是一份能完整代表其思想的“精神遗嘱”。所谓的“精神遗嘱”（духовное завещание）[23]，就是果戈理给自己的《与友人书信选》所下的定义。果戈理于1848年2-4月前往耶路撒冷朝觐，朝觐之后平安地返回，但是他的《书信选》却的确成了他的“精神遗嘱”，因为在这之后，果戈理就再也没有发表任何大型作品，他在临终前还焚毁了《死魂灵》第二部的手稿，《书信选》于是就成了他的绝笔之作。写出《致果戈理的信》之后不久，别林斯基离开萨尔茨布鲁因回国，途中曾路过巴黎他在巴黎与赫尔岑见了面并当面向赫尔岑朗读了《致果戈理的信》，赫尔岑对此信大加赞赏，并称之为别林斯基的“遗嘱”（завещание）。[24] 仅从发表的时间上看，别林斯基在《致果戈理的信》后还有《答<莫斯科公国人>》[25]、《1847年俄国文学一瞥》等文发表，但这些文章的写作时间并不一定全都在《致果戈理的信》之后。两份“遗嘱”，两份“绝笔”，它们无疑是我们步入两位俄国大作家内心世界的一条捷径。如今，重温别林斯基和果戈理这两份已经有一个半世纪历史的珍贵文献，我们仍然会感触颇多。 首先，这场书信论战是性格的碰撞，是不同生活经历导致的结果，是不同社会立场引起的对峙，同时，这也是一场君子之争，是一场思想者的交锋。两位俄国大作家在各自的书信中所表现出的坦荡和真诚，足以让后世的文人深感钦佩。写作《书信选》之前的果戈理，已经因为《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等杰作而称雄于俄国文坛，包括别林斯基在内的当时的一些批评家，甚至认为果戈理的创作意义是大于普希金的。 然而，已经通过自己的创作赢得文学首领地位的果戈理，却不受自己的盛名之累，义无反顾地告别昨日的自我，向世人袒露自己的世界观转变，甚至不惜因此而得罪自己的好友和恩人。写作和发表《书信选》前后的果戈理，内心里不是没有过犹豫和痛苦的，这从《书信选》的字里行间不难感觉到，但为了把真实的自我展示给世人，他似乎又别无选择。他坚信：“在我的书信中……可以找到对人更为有用的东西。”[26] 而别林斯基，作为果戈理文学天赋的发现者，甚至是果戈理这个“文学神话”的制造者，在敏锐地感觉到果戈理的思想变化之后，便毫不犹豫地予以迎头痛击。在他那里，所谓的文坛交情和人际关系，一旦涉及到原则性的文学立场问题，似乎都会变得无关紧要。然而，在痛斥果戈理的变节行为的同时，别林斯基却丝毫也没有因此而贬低果戈理《书信选》之前的创作，在《致果戈理的信》之后发表的《答<莫斯科公国人>》一文中，别林斯基仍在一如既往地捍卫果戈理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地位。对于他们两人而言，寻求并捍卫自己心目中的真理，这比什么都更为重要。别林斯基和果戈理以几乎相同的方式留下了他们的“精神遗嘱”。也许，他们的书信所涉及的内容，让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已经感觉有些隔膜了，但他们以坦荡、真诚的君子心态书写自己思想遗训的举动本身，却无疑有着更为持久的启迪意义。无论是别林斯基不屈不挠的斗士精神，还是果戈理直面内心的忏悔意识，都同样能够感动我们。 其次，两位作家的书信争论，与当时俄国社会中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两种思想倾向之间的斗争又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传统的俄国文学史和思想史总是竭力避免把果戈理说成是斯拉夫派，把别林斯基说成是西方派，似乎一旦给他们贴上了这样的标签，就是在贬低别林斯基和果戈理这样的大作家。这无疑与苏维埃时代将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均视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意识形态定论不无关系。说别林斯基或果戈理是超越某一派别的，自然不错，因为所有的大作家、大批评家，总是不会被某一团体的利益所左右，不会被某一派别的条条框框所束缚。然而，若是脱离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争论这个大的社会思想背景来看待果戈理和别林斯基的书信之争，就有可能导致对两人思想立场的片面理解，就有可能总是纠缠于两人在这场争论中谁是谁非的简单的价值判断。别林斯基曾和格拉诺夫斯基一同被视为西方派的领袖。从《致果戈理的信》中对俄国教会、俄国独特使命论和俄国的“东方”属性的抨击，以及对西方启蒙主义和理性精神的鼓吹，不难看出别林斯基始终坚持的西方派立场。在稍后的《答<莫斯科公国人>》一文中，别林斯基更是对斯拉夫派进行了公开的、直截了当的抨击。在回答对手关于自己观点多变的指责时，别林斯基针锋相对地说道，他自己的反斯拉夫派的立场就未曾改变过： 比如，在如此之久的时间里，他（指别林斯基自己。——引者按）关于斯拉夫派所说的话就始终没有改变，他可以明确地担保，他的这一态度永远不会改变。[27] 别林斯基还明确地指出，他与斯拉夫派之间的争论不是个人趣味问题，而是一场“思想斗争”。[28] 如此看来，说写作《致果戈理的信》时的别林斯基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争论中是站在斯拉夫派的对立面上的，而且他的这一立场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终，恐怕是没什么错的。再来看一看果戈理。在《书信选》中，果戈理虽然貌似公允地对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各打了五十大板，但他的思想倾向无疑是更接近斯拉夫派的，这从前文对《书信选》的转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对古代俄国村社制度的眷恋，对俄罗斯民族宗教性以及因此而肩负的世界性使命的认同，对俄国教会的寄予厚望，对英明君主的殷切希冀，所有这些，都是最为典型的斯拉夫派观念。 在上面提到的别林斯基的《答<莫斯科公国人>》一文中，别林斯基写道： 我们知道，莫斯科的斯拉夫派先生们可以得意洋洋地至少给我们指出文学中的两个著名人物，这些人物即便不完全属于斯拉夫派，也或多或少地对斯拉夫派抱有同情，他们特别可以指出来的，就是《与友人书信选》出版之后的果戈理。[29] 也就是说，在别林斯基看来，发表了《书信选》之后的果戈理，其思想立场已经倒向了斯拉夫派。 无论是一贯坚持西方派立场的别林斯基，还是在晚年才开始“同情”斯拉夫派的果戈理，其思想倾向都无疑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他们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所进行的这场书信论争，既是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思想论争的一个具体体现，同时也为两个派别之间的继续对峙提供了新的理由。说早期的别林斯基是西方派的首领，说晚年的果戈理公开站到斯拉夫派阵营中去了，这似乎并不构成对两位大家的贬低和简化反而是对那个时代文学历史的真实描述。其实，那一时代分别持有这一或那一派别之观点的思想家和作家，其数量可能远比我们想像的要多，那场争论的“隐在”规模可能远比我们想像的要大。其实，那个时代的每一位大作家几乎都程度不等地卷入了那场涤荡整个俄国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大争论。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争的历史背景下去看待果戈理和别林斯基书信论战的个案，把两人的思想立场与两种大的社会取向挂钩，这样也许能对论战的双方做出更贴切、更公允的理解。 最后，与上述一点相关的，就是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关于别林斯基和果戈理之争的评价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致果戈理的信》写成后，几十年里一直是官方最为忌讳的禁书，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因为在一次秘密集会上朗诵此信而获罪的。 在俄国国内，别林斯基的信直到1872年才公开发表。相比较而言，《书信选》则得到了官方的首肯。但半个世纪过后，在十月革命之后的苏维埃时代，情况却出现了转变，别林斯基的“革命”功绩受到追认，而果戈理的《书信选》却在文学史教科书中被定性为“反动著作”，从此被打入冷宫甚至也一度遭禁，直到1952年才完整面世。两部“禁书”，一前一后，分别被禁了30年左右！苏联解体之后，情况再次发生变化，果戈理《书信选》中的宗教内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阐释和认同，而别林斯基的“斗士”姿态却似乎遭到了越来越多的厌弃，甚至嘲讽。作为争论双方的别林斯基和果戈理，在不同的时代遭遇了不同的对待，而且还总是“此起彼伏”的，这样的历史遭际应该让我们有所思索。对某一位作家的评价常常是随着时代背景的变迁而变迁的，在意识形态变化频仍的俄国，情形更常如此。其实，对于一位作家而言，言其“进步”或“反动”、“革命”或“保守”，这本身就是一个简单化的标签，这更像是一种政治评判，而非美学评判。诸如此类的定论，对于任何一位作家都是不公平的。在文学的历史中，似乎只应该有好的作家和不好的作家之分，而不应该有“进步的”作家和“不进步的”作家之分；只应该有被遗忘的作家，而不应该有什么“反动”作家。对一个文学家，不应该有过多的是非功过评价，而应该更多一些美学评价。对于俄国作家，则尤其应该淡化意识形态化的分类。即使非得做出意识形态方面的评价（对于某些思想性极强的作家和批评家，对其进行意识形态和思想评价是不可回避的）也应当尽可能地保持冷静的态度和中立的立场。 1855年，赫尔岑将别林斯基的《致果戈理的信》发表在他的《北极星》上，并在编者按中写道：“别林斯基和果戈理都已经不在了，但别林斯基和果戈理属于俄国的历史，他俩之间的争论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30] 果戈理的《与友人书信选》和别林斯基的《致果戈理的信》，不仅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文献，同样也是包含着恒久启迪意义的文学文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