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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果戈理写作和发表《书信选》，不是专门针对别林斯基而来的，但那些让果戈理感到委屈的批评却首先发端自别林斯基，因此，果戈理无疑也将别林斯基视为了《书信选》的潜在论敌之一。对于果戈理的公开“忏悔”，别林斯基迅即写出长篇书评《尼古拉·果戈理的<与友人书信选>》，刊登在1847年第1卷第2期的《现代人》杂志上。在这篇书评的一开始，别林斯基就不留情面地写道： 这未必不是一本用俄语写成的最为奇特、最有教谕意义的书！一个公正的读者，一方面会在其中发现对人的自豪的残酷打击，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他获得更多奇特的心理事实，能对可怜的人的天性有更为丰富的认识……[18] 接着，别林斯基对《书信选》进行了全面的抨击，从全书的立意到某个章节前的引文，从作者的写作态度到作者给地主、官员所提的那些“可笑”建议，从果戈理关于自己先前创作的忏悔到他宣扬的宗教立场，别林斯基都一一加以驳斥。别林斯基还大段大段地引用《书信选》的原文，以彰显果戈理文字的荒谬可笑。别林斯基的这篇书评表明，他对《书信选》是彻底否定的，但由于顾忌到书刊检查机关的审查，别林斯基还难以将自己的所有看法一吐为快，比如，他还没有将果戈理的思想立场说成是与俄国现实的妥协，是对农奴制度、官方教会和现实统治阶层的赞美。 别林斯基的书评，自然是果戈理所难以接受的。果戈理也同样迅速地在1847年6月20日给别林斯基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除了对自己的立场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之外，还抱怨了别林斯基对《书信选》的指责，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您是以一位气急败坏者的目光来看待我这本书的。”别林斯基是在国外接到果戈理的来信的。1847年夏天，依靠朋友鲍特金筹集到的经费，身患肺结核的别林斯基得以出国治病，他于5月离开彼得堡前往柏林，然后又经德累斯顿、弗莱堡等地来到西里西亚的一处疗养地萨尔茨勃鲁因。[19] 在这里，别林斯基收到了果戈理的抗议信，当时陪同别林斯基前往萨尔茨勃鲁因的安年科夫，后来在回忆录中描写了别林斯基接到果戈理的信后写作回信的情形： 在我朗读果戈理的来信时，别林斯基漫不经心地听着，似乎毫不在意，但是，当他自己拿着信又浏览了一遍之后，却发起火来，低声说道：“唉，他还是不明白人们为什么生他的气，应该给他解释清楚，我要写一封回信。” 一连三天，从矿泉旁回来的别林斯基，已经不再到我的房间所在的楼层来走动了，而是直接返回他那间临时书房。在这段时间里，他一直沉默寡言，思想很集中。每天早晨，在书房里喝完那杯每天必喝的咖啡，他便披上一件夏天穿的礼服，坐在一把小沙发椅上，伏案工作。工作一直持续到我们在一点钟开始的午饭，午饭后他不再写作。这封给果戈理的信他一连写了三个上午，这并不奇怪，再加上他还常常因为激动而中断写作，倒在沙发的靠背上休息一会儿。而且，写信的过程也相当复杂。别林斯基先用铅笔写信，在好几张纸上打出草稿，然后仔细认真地抄写清楚，最后又根据定稿为自己抄录了一份留底。[20] 别林斯基在信中写道：“当有人打着宗教的幌子、借着皮鞭的掩护把谎言和不道德当作真理和美德来宣扬时是无法沉默的。”[21] 当俄国正苦恼地面对变革现实的迫切问题的时候， 一位伟大的作家，他曾以其惊人的、非常真实的艺术创作有力地促进了俄国自我意识的觉醒，让俄国有可能像照镜子一样审视了自我可这位伟大的作家如今却出了一本书，在书中他借着基督和教会的名义教导野蛮的地主如何更多地榨取农民的金钱，教导他们更多地辱骂农民……这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的愤怒吗？……即便您打算谋杀我，我也不会像读了这些可耻文字之后这样的仇视您……在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您还想让人们相信您此书真诚的倾向！、--- 果戈理怎么会写出这样一本书来呢？别林斯基自己似乎也百思不得其解：“您要么是病了，那您就应该赶紧去治病，要么……我简直不敢说出我的想法！……”别林斯基的意思大约就是：果戈理发疯了。接下来，别林斯基就一股脑儿地给果戈理扣上了那堆著名的“帽子”： 皮鞭的宣扬者，无知的传播者，蒙昧和黑暗的捍卫者，鞑靼习俗的颂扬者，——瞧您在干什么！看一眼您的脚下，您的脚下就是深渊…… 在承认果戈理的书比某些人的文字多一些智慧甚至天赋的同时，别林斯基又立即在括号中加了一句：“虽说在您的书中这两者也都不是太多。”在前面提到的那篇书评中，别林斯基曾不无调侃地写道：“同样的话还部分地可以用在《与友人书信选》、而绝对不是《与友人书信精选》上。”在这里，别林斯基在果戈理书名中的“выбранные”一词上做了文章，这个形动词是动词“выбрать”的变化形式，与其意义相近的另一个动词为“избрать”，这两个俄语动词都意为“选择”、“挑选”，但前一个词又有“全部拿出”的含义，而后一个词中则似乎含有更为浓重的“精选”之义（俄国文人出“文选”或“选集”，其中的“选”字通常就用这个词）。果戈理的书名用的是“выбранные”而“绝对不是”“избраные”，别林斯基借此讽刺果戈理的书只是一个和盘托出的“拼凑”，而非精雕细琢的“精选”。 别林斯基还从作家在当时的俄国社会应该扮演的角色、应该承担的使命这个角度出发，论证了果戈理《书信选》的“不合时宜”： 公众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他们把俄国作家视为自己唯一的领袖和保护人，视为带领他们摆脱正教、君主制和民族性的救星，因此他们从来都可以原谅一位作家写出了一本不好的书，却永远不能原谅他写作一本极为有害的书。这表明，我们的社会中还大量存在着新鲜、健康的嗅觉，尽管它暂时还处在萌芽之中，这同样表明，我们的社会是大有希望的。如果您爱俄罗斯，您就和我一起为您这本书的失败而高兴吧！ 换句话说，在俄国，你选择做一名作家，你就是选择献身于一项庄严的事业，你同时也就失去了眷念小我、放任自我的权利。正是就这一意义而言，别林斯基绝对不能容忍果戈理的退让，而“一本极为有害的书”就是别林斯基对《书信选》的定性。别林斯基挖苦说尽管有传闻说政府将大量印制您的这本书，并以最低的价格出售，我还是觉得您的书不会有什么成就，它很快就会被人们淡忘。在信的末尾，别林斯基的语气稍有缓和，但立场却毫无松动，他写道：“这便是我最后的结论：如果说您曾不幸怀着高傲的恭顺与您那些真正伟大的作品划清了界限，那么如今，您就应当怀着真诚的恭顺来与您的这最后一本书划清界限，用一些足以与您先前那些著作相媲美的新作品来赎罪，以弥补您出版此书的深重罪孽。” 可以看出，别林斯基对果戈理《书信选》的否定，主要基于以下几点：首先，面对一个还存在人压迫人等不公平现象的社会，果戈理所倡导的恭顺和宽容是没有意义的，宗教精神和意识拯救不了俄国，更何况，就连果戈理所倚重的俄国东正教会是否具有真正的宗教性都还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宗教不等于教会，沦为统治者帮凶的神职人员就更无法和基督、基督之子、基督之精神相提并论了；其次，面对俄国黑暗的现实，对君主的效忠就意味着与民众的脱离，俄国的现实需要的是改造而非妥协，果戈理背叛自己先前具有积极社会意义的自然派创作立场，其根源就在于他不了解俄国和俄国的现实，俄国所面临的最为紧迫的历史课题就是废除农奴制，背离了这一目标的俄国作家，也就背离了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后，在一个文学作为社会良知之体现的国度，作家没有退缩的权利，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像果戈理这样曾写出了《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的“伟大作家”、社会“导师”和文坛“首领”的变节，就必然成为一个“可耻”、“卑鄙”的事件。 别林斯基的《致果戈理的信》写成之后，就直接寄给了当时住在比利时奥斯坦德的果戈理，但这封信的抄本很快被传阅开来，据说当时的抄本曾有数百份之多。此信在当时的俄国引起了巨大反响，信中对俄国的现实、官方教会乃至沙皇本人的指责，对“正教、君主制和民族性”的官方意识形态的抨击，对废除农奴制的公开呼吁，在当时的公开言论中都是最为大胆的。别林斯基在写完此信后不久回到国内，几个月后就在彼得堡病逝，这使他摆脱了因为此信可能遭受的迫害。 别林斯基的信自然又会引起果戈理的反驳。1847年5—7月间，果戈理写作了《作者自白》。[22] 此文的写作开始于别林斯基的《致果戈理的信》之前，其完成时间与《致果戈理的信》大致相当，因此，果戈理在读到别林斯基的信后所产生的感触、所提出的反驳，肯定会在其中有所体现。但是，在1848年6月就告别了人世的别林斯基，大约没有机会完整地看到果戈理的这篇文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