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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语言起源问题的讨论贯穿整部西方思想史。19世纪,随着进化理论、均变模式和科学观念的流行,学界普遍相信可以通过观察和分析已知的语言,根据语音变化的规律由今溯古,由已知推向未知,从局部推导整体,进而揭示语言的历史演化过程。伦敦会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将这些西方流行的科学观念与方法运用于汉语研究,并试图揭开语言起源的奥秘。近代西方语言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一方面引导他去探索汉语语音变化的历史,另一方面又误导他运用这些发现去解开一个至今都没有答案的谜题。通过艾约瑟对汉语音韵学和语言起源的研究,可以发现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和汉学研究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语言学；起源；科学；汉学 作者简介：陈喆,哲学博士,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基 金：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艾约瑟与19世纪西方汉语语言学的起始”(项目批准号:13CSS002)的阶段性成果。 关于语言起源问题的探讨几乎贯穿整部西方思想史。但要真正破解难题,首先必须知道人类最初的语言具备哪些特征。随着天主教向远东的传播,来自中国的信息逐渐引起西方世界的关注。在耶稣会士的笔下,中国的语言、制度、宗教四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至19世纪,这种错误的观念依然延续,且有不少西方人将中国描述为一个停滞的帝国,相信中国的一切都停留在人类文明的初始阶段。这一偏见使他们误以为可以通过中国了解人类社会的早期状况。按照当时流行的进化逻辑,汉语词汇单音节和语法即句法的特征,完全符合人们对原始语言的想象。与此同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表明,语言的变化并非骤然发生,而是遵循一定的规律逐渐展开。地质学家通过对岩层的观察,可以推知古代地球的面貌。同样,语言学家可以通过对已知语言的观察和分析,推导出语言过去的状态。在这些观念的影响下,伦敦会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展开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即通过对汉语的研究来解开语言起源之谜。 就艾约瑟的汉语研究而言,目前学界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他在官话语法1、上海方言2和中西语言比较3等领域的探索。而他在汉语音韵学方面的成就,尚未得到重视。近代西方语言学思想和科学方法观一方面启发他去寻找汉语语音变化的历史规律,另一方面又误导他运用这一发现去解决语言起源的问题。这种存在于错误和贡献之间的密切关系,往往是学科史和学术史中最容易被忽视的部分。艾约瑟希望通过对汉语语音变化历史的研究来解决语言起源问题,目标虽然不切实际,但其大胆的尝试却为近代西方学界的汉语史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 19世纪的语言起源理论 19世纪关于语言起源的理论种类繁多,多数以“语言科学”为讨论对象的论著都会涉及这一问题。概而言之,当时流行的看法大体可分为三种:其一为神授论,即上帝将语言教给亚当;其二为原生论,即使用语言是人类的本质特征之一,只要有交流的需要,人类自然就会说出语言;其三是模仿论,认为人类诞生时没有语言,后来通过模仿自然界的声音逐渐发展出语言。 蒙哥马利元帅的外祖父,曾任著名的哈罗公学校长的法拉(Frederic William Farrar, 1831-1903)蜚声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思想界。他虽然不直接从事东方学和比较语言学研究,但对这些问题兴趣颇大,撰写了不少著作讨论与语言科学相关的问题。法拉认为三种流行的观点都不能对语言的起源做出恰当的解释。上帝创造了人类的精神和生理机能,就此而言语言是上帝给人类的恩赐。但语言同时也是一种由强大本能迅速激发形成的能力,是人类智慧和思想自由的结果,不是纯粹的官能作用。虽然法拉相信从一个简单的拟声词可以演化出大量词汇,不过他同样意识到不能过度强调拟声的作用,不能误认为拟声是形成语言的唯一方式。在他看来,单纯的模仿如同鹦鹉学舌,无助于迈出通向语言的第一步。但语言如何起源,他依然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他认为现代人因为失去了创造语言的需要,于是便不再具备创造语言的能力,故而无法发明词汇。4法拉尝试调和科学与信仰,但最后仍将要解决的问题归结为一种现代人类因为不再需要而丧失的原始能力的作用,显然难以满足科学对解释的要求。 德裔东方学家马克斯·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 1823-1900)在其关于语言科学的系列讲座中,也专设一讲讨论语言的起源问题。马克斯·缪勒认为拟声词在任何语言的词汇中所占比例都很小,所以不能将必要的词汇都视为模仿的产物。5他也不赞同语言源于感叹的理论,指出如果最初的语言由叫喊和对自然声音的模仿构成,那就等于说几乎任何一种动物都有语言能力。6马克斯·缪勒相信,人类在其最初的完美状态中,不仅和动物一样被赐予了一种通过感叹表达情感、通过拟声表达所见的天赋,同时还具备一种用更清晰的声音表达思想中的逻辑概念的能力。他认为这是一种无法抗拒的本能,不过一旦人类失去了这样的需求,这一能力也就随之丧失。人类的嗅觉不敏锐,就是因为对之已经没有什么需求了。同理,当词汇的创造任务完成后,人类的造词能力也随之衰退。7虽然马克斯·缪勒认为语言研究当从已知推向未知,也积极地在语言科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尤其是地质学之间寻找相似之处,8但是将语言的形成归因于一种已经消失的本能,则又是用未知解释已知,不符合科学的要求。 1866年,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 1832-1917)在《每周评论》(The Quarterly Review)上撰文对法拉和马克斯·缪勒的著作进行了点评。就语言起源的问题,他批评马克斯·缪勒接受了一种先验的理论,违背了从已知推理过去的原则。倘若创造词汇的能力源于一种可以领会词汇与思想之间的相似之处的直觉,并且这种本能在完成词汇创造的任务后便退化了,那么就只能承认现今的人和最初的人不是同一个物种,有着不同的思维结构。91891年,当马克斯·缪勒将其关于语言科学的两个系列的讲座增订再版时,在英语学界与之争夺话语权的耶鲁大学梵语教授惠特尼(William Dwight Whitney, 1827-1894)毫不客气地指出,将创造词汇的能力归因于一种已经消失的本能,这一观点是马克斯·缪勒从一个他从未提及姓名的德国权威那里搬来的。而原始词根形成之后,是否就再也没有新的词根出现?惠特尼认为绝对不可能。10 最难解释的问题其实不是激发人类创造和使用语言的能力来自何处,而是语言如何产生。要进行科学的解释,必须先知道人类最初的语言是什么样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为19世纪的西方学者一窥人类语言起源问题打开了另一扇窗户。如果能通过语法比较,找出最初的词根词,就更容易判断它们究竟源于模仿还是发自感叹。然而,少量拟声和感叹词如何通过类比派生出大量的词汇,如何发展成为一种语言,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毕竟在模仿动物的叫声和最含糊的语言、在重复听到的声音和最原始的表达之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在许多19世纪的西方学者眼中,中国是一个停滞的帝国,其习俗和制度僵化在久远的过去,因此单音节的汉语也就很自然地成为语言最初状态的代表。从单音节到多音节、从无语法到具备完整的屈折形态,这个过程完全符合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逻辑。如果能在汉语和语言的起源之间找到令人信服的解释,那么语言起源的问题便有了堪称科学的答案。艾约瑟想要完成的,恰恰正是这个目标。 二、 艾约瑟对汉语语音演化历史的探索 根据19世纪西方学界对科学方法的认识,要想通过研究汉语来解决语言起源的问题,首先必须研究汉语语音变化的历史,发现规则并依据规则将之还原到最初的状态。早在16-17世纪,欧洲学者已经开始从历史的角度研究语言,并注意到语言的变化和不同语言之间存在的联系。11但此时,西方学界对汉语语音变化的历史依然毫无认识。传教士们提供的信息让学者们错误地认为汉语是一种四千年来不曾变化的语言。19世纪,随着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迅速发展,人们开始意识到语言并非突然且随意地发生变化。德国语言学家格林(Jacob Grimm, 1785-1863)通过研究德意志方言,归纳出了著名的格林定律(Grimm’s Law),揭示了从原始印欧语到原始日耳曼语的主要变化规则。语言遵循规则逐渐变化的观点成为学界的共识,这也启发了艾约瑟尝试通过对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去发现汉语语音变化的历史规则。 艾约瑟一生中写过很多关于古代汉语音韵研究的文章,其中较为系统地阐述汉语语音演变历史的有论文《文字发明时汉语的状况》(The Stat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t the Time of the Invention of Writing)和专著《汉字研究导论》以及论文集《汉语的演化——人类语言起源和发展的例证》(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s exemplifying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Human Speech)。《文字发明时汉语的状况》是1874年艾约瑟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届东方学家大会上宣读的论文。《汉字研究导论》于1876年由图伯纳公司出版。《汉语的演化——人类语言起源和发展的例证》则由1887年发表在《北京东方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Peking Oriental Society)上的一系列论文合成,1888年由图伯纳公司出版。通过以上论著基本上可以了解艾约瑟对汉语音韵学的研究情况。 《文字发明时汉语的状况》似乎是目前所见的第一篇向国际学界展现汉语语音变化历程的研究论文。该文由近到古,分三个阶段介绍汉语语音变化的情况。首先是中古时代。艾约瑟指出,玄奘译经时代,平声没有上下之分。此后的一千二百年间,五分之四的浊音声母和三分之二的入声从汉语中消失了。在《广韵》的指导下,可以了解一千二百年前汉字的读音,而现代官话只有六百年的历史。但要明白汉代的语音,《广韵》则无法提供指导。其次是孔子时代的汉语。艾约瑟相信孔子所编撰的上古文献是信实的,那个时代《诗经》中的诗歌都押韵,主要以ng、n、m、k、t、p收尾,一如现今的广东话和厦门话。汉语发展的趋势是入声的消失,公元前800年的字中有约一百个在中古时代失去了入声。汉语语音元素在公元600年前后稳定下来。12最后是文字发明时汉语的状况。艾约瑟认为,文字发明以前,词的读音一直在变化。由d向s、sh、l的变化在文字发明前已经完成。从潮州话中“拆”、“治”、“茶”、“中”、“敕”、“畅”、“潮”等字的读音看,文字发明后出现了由t和d向ch的变化。浊音g、d、b逐渐变为清音k、t、p和送气清音k‘、t‘、p‘。吴方言中保留了很多中古音的痕迹。僧侣们对佛教经典中专有名词的译法也能反映当时的语音状况。13文字发明之前,k、t、p已经开始向ng、n、m转变。文字发明时,这一过程仍在继续,但不久便停止了,之后是入声k、t、p消失的过程。14 《汉字研究导论》一书虽然出版于1876年,但考虑到正式出版的滞后性,其酝酿和写作可能与艾约瑟在两年前提交给伦敦东方学家大会的论文同时进行。书中除了介绍汉字的基本结构外,也对汉语语音的发展历史进行了研究。为了减少汉字复杂的书写方式带给西方人的困扰,艾约瑟提醒研究者,中国人并未创造一种语言,而是在寻找一种书写早已存在的语言的方法。1518世纪耶稣会士对汉字的研究侧重字形,尤其是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马若瑟(Joseph Henri Marie de Prémare, 1666-1736)等人试图在汉字的构造和上帝的启示之间寻找联系。艾约瑟认为,这种解释方式已经过时了。16他所要展开的便是对汉语语音史的研究。 和法拉以及马克斯·缪勒一样,艾约瑟也相信最初的人类具备一种将词汇与客体对应起来的能力,并以多种方式结合喉部、齿和唇三个部位的动作来进行表达。这种能力,后来被遗忘了。而对作为人类最初语言的直系后代的汉语的研究,可以解释词汇的起源。17在艾约瑟看来,东亚的语言,例如汉语、蒙古语和日语曾经在一个有限的时期内发生过类似于格林定律的变化。例如在玄奘译经的年代,陕西方言中有非常明显的浊音,而现在早已无影无踪。18接下来,艾约瑟按照喉、腭、齿、唇的顺序,对古代汉语声系的变化做了比较充分的描述,并结合中国学者的研究进行了归纳。 Ganges通常被翻译成恒河,“恒”中古时属匣母字,声母明显不发g 声。“县”、“行”闽南音近kui和kia,但中古时也都是匣母字。“捡”、“敛”中古时皆为来母字,而在现代汉语及许多方言中,这两个字的声母是不同的。艾约瑟认为,这些现象都反映了喉音从g、k到h,和从k到l的变化。他推断这些变化发生的时间大约在公元500年前后。19发现h与g或k的关系,可见艾约瑟虽然没有直接提出上古音晓、匣归见、溪、群说20,但他意识到这些声母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形声字中以“夗”为声旁的字,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以w为声母,例如腕、剜、豌、椀等,另一类以y为声母,例如怨、苑、鸳、箢等。在中古音中,这些字都是影母字,韵属元部,读音相近。而“愿”字(影母),从厦门话的gwan,到福州话的ngan,再到上海话的ni,直至北方的yuen,更反映了声母从g到ng再到n直至y的历史演变。因此艾约瑟推断,所有这些影母字,古时声母可能都是g。“尔”、“耳”、“若”、“汝”等都是日母字,艾约瑟据此认为官话中的r和粤语中的j对应《广韵》中的n和ng。21 艾约瑟所谓的腭音基本上相当于舌上音。“知”字,厦门音近ti,在艾约瑟看来,这代表了从t到ch(zh)的变化。“妯”字,《广韵》注为直六切,但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指出在《方言》中“妯”字音度六切。艾约瑟认为,与今音cheu相比,《方言》中的读音反映了发音从d向ch的变化。22 就齿音部分而言,艾约瑟认为汉语发音从古到今经历了由d、z、zh到t、t‘、ts,以及t‘s、sh到ch、c‘h的变化。“心”在交趾的越汉音中读tim,反映出由t到s的变化。对照“中”、“茶”、“追”、“直”等字在潮州话和官话中发音的差异,可以找到由d向ch变化的痕迹。他甚至推断,匈奴语“孤涂”(儿子),在现代突厥语里读ugli,说明突厥语中有d向l变化的现象。《说文解字注》中,“数”字发“娄”声,艾约瑟认为,“娄”为“数”字的声旁,表明发音从l向sh的变化。23 关于汉语唇音的变化,艾约瑟注意到了乾嘉学者提出的古无轻唇音的观点,并以Buddha音译为“佛”字为例,说明由b向f的变化。“派”、“脈”二字声旁相同,反映了从p向m的变化。 而“文”、“武”二字都是明母字,反映了由m向w的变化。“亟”、“急”两字同义,但亟入声为k,而急入声为p。立入声为p而昱入声为k。在艾约瑟看来,这些都反映出入声从k到p的变化。葉入声为p,渫入声为t,表明入声t来自p,但这一变化仅出现在《切韵》编撰之前几个世纪的少数字中。“坑”(k‘eng)与“坎”(kam)同义;“廾”和“弇”都是见母字,声旁相同,但廾属锺韵,而弇属覃韵;“壬”《广韵》如林切,林属侵韵,以唇音m收尾,而“徵”以“壬”为声旁却读cheng,这些例子在艾约瑟看来,都说明尾音m变成了n或者ng。24 艾约瑟对汉字读音变化的观察自然称不上精深。一方面重声而轻韵,另一方面对变化的原因和顺序缺乏论述。他和当时许多欧洲的东方学家一样倾向于把语言变化当作一种由自然规律支配的现象,割断了其与具体历史文化背景的联系。但作为一个传教士,在尚无西方学者能够涉足的领域从事开拓性的研究,即便只是一些粗疏的归纳,在西方汉学的学术史上也是一个不小的进步。首先,艾约瑟注意到了方言对音韵学研究的意义。其次,他关注到了周边国家对汉字的借用,意识到其中很可能保留了这些字被借去时的读音。这不仅为传统音韵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更重要的是让西方学界认识到汉语不是一种四千年来未曾变化的语言。当然,相信发生在其他语言中的变化也一定会出现在汉语当中,则显然过度发挥了想象。 由于当时尚无国际音标,不同学者对汉语读音有各自的拼法。在该书的附录中,艾约瑟详细介绍了《康熙字典》的使用方法,并为汉字声母拟定了发音。他按照喉音、齿音、腭音、唇音、唇送气(轻唇)、齿咝音、腭咝音、喉送气音、舌腭音的分类将见、溪、郡(群)、疑拟作k、k‘、g、ng,端、透、定、泥拟作t、t‘、d、n,知、彻、澄、娘拟作ch、c‘h、dj、ni,帮、滂、并、明拟作p、p‘、b、m,非、敷、奉、微拟作f、f‘/p‘、v/b、v/m;精、清、从、心、邪拟作ts、ts‘、dz、s、z,照、穿、状、审、禅拟作ch/ts、c‘、dj、sh、zh,晓、匣、影、喻拟作h、h、y、y,来、日拟作l、j。他意识到非、敷、奉三母是后来才有的。非源于帮、敷源于滂、奉(微?)源于明,而精、清、从、心、邪和照、穿、状、审、禅都是端、透、定、泥的衍生。晓、匣实际上属于喉音,区别在于强弱。来、日属于齿音n。25传统音韵学著作通常将三十六个字母按唇、舌、牙、齿、喉的顺序排列,而艾约瑟却将牙音当作喉音,舌头音当作齿音、舌上音当作腭音,这实际上是为了对应梵语对辅音字母的分类和排序。此前,在印度塞兰坡(Serampore)传教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约书亚·马士曼(Joshua Marshman, 1768-1837)就按照这样的顺序向西方学界介绍《康熙字典》中汉语的声母体系。他将三十六个字母分为九组并进行了注音。第一组,见k-yen、溪kh-ee、郡k-yoo、疑y-ee(ng);第二组,端t-wan、透t’h-où、定t-ding、泥n-ee;第三组,知ch-ee、澈chh-yěh、澄ch-ing、娘ny-yang;第四组:帮p-ang、旁p’h-ang、并p-ing、明m-ing;第五组:非f-wy、敷fh-oo、奉f-oong、微w-y;第六组:精ts-ing、清ts’h-ing、从ts-oong、心s-in、邪s-yca;第七组:照tch-aò、穿tchh-uen、状tch-ang、审sh-ún、禅sh-yèn;第八组:影y-ing(ng)、晓h-yáo、喻y-ù、匣hh−ya˘hhh-ya˘h;第九组:来l-ai、日y-ǐh。他指出,对照梵语字母表和三十六个字母,可以发现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注音方法上,马士曼结合了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 1746-1794)和天主教传教士的做法,用h表示送气,中间插入’,以便和英语中的th、sh区别。26与此同时,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也按牙、舌、唇、齿、喉、半舌半齿的顺序介绍三十六个字母,将见、溪、群、疑拟作k、k’h、k、e,端、透、定、泥、知、彻、澄、娘拟作t、t’h、t、n、ch、ch’h、ch、n,帮、滂、并、明、非、敷、奉、微拟作p、p’、p、m、f、f、f、w,精、清、从、心、邪、照、穿、状、审、禅拟作ts、t’sh、ts、s、s、ch、ch’h、ch、sh、sh,晓、匣、影、喻拟作h、h、y、y,来、日拟作l、y。27对照之下可见,马士曼和马礼逊对三十六个字母的转写大体一致,且按照中国音韵学传统介绍发声部位。但排列时则按照梵语辅音字母的顺序从k开始。艾约瑟延续了前辈汉学家从k开始介绍三十六个字母的顺序,但在对发音部位的认定上完全按照梵语的标准。其目的似乎是想为熟悉印欧语的东方学家们提供方便,却给他们真正深入研究汉语音韵带来了困扰。不过在拟音的细化和准确程度上,艾约瑟超过了马士曼和马礼逊。端和定、知和澄、非和奉、精和从、照和状在马士曼和马礼逊的拟音中看不出差异,而艾约瑟则进行了区分,体现了这些字的声母在中古时期的清浊之别。 通过艾约瑟对汉语声母发音变化的归纳,可见他对钱大昕的古无轻唇音说和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这两个观点应有较为清楚的认识,且结合汉语方言,总结出t和d向ch变化的规律。将齿音追溯到舌音(即梵语的腭音到齿音),虽不完全正确,但也说明艾约瑟意识到,古代许多正齿音后来都读舌音。而发现官话中的r对应古时的n或nj,表明他虽然没有像章太炎那样提出娘日二纽归泥的说法,但大体认识到日母在古时不是一个独立的声母。 三、 汉语和语言的起源及演化 至19世纪70年代中期,艾约瑟已经在汉语音韵学领域取得了不少突破。他的参考材料中包括了《诗经》、《尚书》、《易经》、《离骚》、《尔雅》、《说文解字》、《方言》、《广雅》、《玉篇》、《广韵》、《金石萃编》等,对乾嘉学者的成就颇有了解。但此后,他却将相当一部分注意力转向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目标,即通过汉语研究语言的起源。这个在今天看来不可能通过科学研究来解决的问题却在历史上吸引了无数学者。近代的西方学者热衷于研究人类的原始状态,其中也包括语言起源的问题。然而,语言的起源发生在遥远的过去,因此只能通过对已知语言的研究,推导出语言最初的状态,然后才能解开起源之谜。19世纪是一个崇尚科学的时代,而科学方法要求的恰恰就是利用已知来解释未知。强调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相似性,也是确立语言研究的科学地位的重要方式。因此用科学方法解释语言的起源,对当时的学者而言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1839年,英国语文学家约翰·威廉·唐纳德森(John William Donaldson, 1811-1861)在《新克拉底鲁》(The New Cratylus or Contribution toward a more accurate Knowledge of the Greek Language)一书中指出,就语言的原始状态而言,唯一可靠的结论只能通过对现存所有不同类型语言的严谨研究得出。28他认为对语言的研究可用于确定任何一个民族的血统来源,追溯其所历经的人口和政权的变化,这和地质学有惊人的相似。地质学通过可区分的混合沉淀由今推古,确定叠加或者混合是在什么因素的作用下通过怎样的方式发生的。29与生物进化理论的类比,使浪漫主义时代语言学家们相信:与生物从简单进化到复杂一样,语言也有一个从单音节到多音节、从无语法形式到具有完备的屈折语法的发展过程。而与地质学的类比,则使学者们相信,可以通过现存的语言来研究发生在遥远过去的语言变化,推知语言最原始的状况。 马克斯·缪勒是19世纪英语世界东方研究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许多致力于汉学研究的西方学者都深受他的影响。对他而言,语言科学在理论阶段的目标就是研究语言的起源。30马克斯·缪勒认为,语言科学的精神和地质学家对待石头和地层、天文学家对待星体、植物学家对待花朵的精神是一致的。而自然科学中,没有比地质学更值得语言科学借鉴。地质学的原理同样适用于语言研究,例如现今正在发生的,古代同样有可能发生;在小范围内是真实的,在大范围内可能也是真实的。和地质变化一样,语言发展虽有规律可循,但过程并非全然一致。地壳不只是由青灰岩构成的,语言的构成也同样复杂。在研究伦敦或牛津的粘土或红砂岩时,地质学家会寻找不同的特征。同样,语言研究者也需要留意不同的信息,即使他的研究只限定在屈折语阶段。在屈折语中已经证明的规则,未必适用于孤立语和粘连语。31 马克斯·缪勒的观点给了艾约瑟很大启发。艾约瑟相信人类先祖在创造语言时所建立的那种词汇和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后来被遗忘了。他也认为语言研究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32并且,在他看来,语言学和地质学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煤床上的新树林反映出古今气候的差异,语言的发展也和岩石一样遵循着渐次且均匀的变化规律。33和19世纪的许多语言研究者一样,艾约瑟接受语言发展的均变理论。既然语言的产生和演变不是突然发生,而是有规律可循的,那么只要通过研究语言的发展历史找到这一规律,便可以将语言还原到刚刚诞生时的状态,进而破解语言起源之谜,并将语言学科推向最高的研究阶段,即马克斯·缪勒所谓的理论阶段。 马克斯·缪勒和法拉都将问题抛给了人类在创造语言的时代所具备的那种发明词汇的能力,但无法解释人类的先祖是如何发明词汇的,也不能真正解开语言起源之谜。而艾约瑟想要做的,恰恰就是填补马克斯·缪勒遗留的空白。他相信结合进化论和均变论,通过研究汉语的语音演化历史,可以总结出语言变化的规律,为语言起源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基础。1887年,艾约瑟在他和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主办的《北京东方学会会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并于1888年集结出版,取名《汉语的演化——人类语言起源和发展的例证》,试图通过研究汉语的语音演化史来解开人类语言起源之谜。 艾约瑟指出,早期人类通过姿势和叫喊表达思想情感,而口部动作中最明显的是唇的开合。唇音和面部表情的结合最容易被观察到,因此姿势和唇音的组合便构成了人类语言最初的形式。他还认为儿童最先发出的声音,例如ba和ma,可能就是人类最先使用的,所以b、p和m这样的唇音构成了人类语言最早的要素。34 由于唇的动作本身已是肢体语言的一部分,当语言变得更加复杂多样时,肢体的作用就不再重要,唇音在发音中的优势地位也渐渐丧失。据艾约瑟自己的统计,近代汉语中以m、p、f等为声母的字,数目只占以h和k为声母的字和以t、s、n、j、ch为声母的字的一半和四分之一。不仅声母如此,结尾的入声也发生了同样的现象。据艾约瑟观察,在《广韵》中以t和k结尾的入声字是以p结尾的入声字的两倍和三倍。以m结尾的入声字只有尾音是n或ng的字的三分之一。可见一千二百年前,唇音b、p、m的优势地位已经丧失,而之后失去的更多。p变成了t和k,m变成了n和ng,故而在晚近的汉语中,喉音占据了优势。艾约瑟推断,在约公元前2500年前文字尚未发明的年代,汉语词根中p、b、m三个不送气的唇音占有绝对优势。35他由此提出了一个理论,即汉语语音的历史,按照发音部位由外向内,经历一个由唇音主导到齿音主导,最后是喉音占绝对优势的过程。唇音阶段大概处于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4000年之间,下一个千年是齿音阶段,再下一个千年是喉音阶段。36 接着艾约瑟从辅音到元音再到声调及语音搭配,对汉语语音的历史演变进行了梳理。他指出浊音出现在清音之前,而清音又早于送气音。元音中以a、i、o最古,因为发这些音时口部动作清晰可见。u和ü在发声时,不容易从口部动作看出来,所以是后来才出现的。因此,汉语的声母大多可追溯到唇音,而元音基本上都源于a。s、sh最适合与t搭配,使得端组字变成了知组字。前元音a、o、u(sun中的u)多以k为入声,而后元音i、e、ü、ö多以p、t为入声。入声为p、t的字通常前面没有二合元音。在入声消失后,舌下沉,w、y就很容易进入辅音和元音之间成为韵头。之所以会经历这样的变化,艾约瑟认为是为了说话省力。37就古代汉语的声调问题,艾约瑟重点参考了段玉裁的观点,认为《诗经》中只有平、上、入三声,至4世纪才出现去声。声调体系的发展开始于唇、齿音阶段,之后经过缓慢的演变,至4世纪才四声完备。38 按照艾约瑟的推断,既然汉语的发声优势经历了从唇音到齿音再到喉音的转变,浊音的出现早于清音和送气清音,且所有的元音又基本上可以追溯到a,那么最初的语言必然由唇元音和唇辅音构成。果真如此,词汇量是不是会太少?艾约瑟觉得不会,因为一个词会不断派生出新的词。绝大部分词汇都不是单独创造的,而是通过派生形成,这是最省力的方式。有时两个词根相加也可以造出新词,例如木耳。思维影响发声器官,导致发音变化,以便与观念中所发生的变化一致。例如dom这个词根可以派生出“桶”,桶在古代是非常方便的计量工具,于是通过由t向l的变化,产生了“量”。这种变化始于个人偶然的创新,由个人扩大到一个地区,进而蔓延至整个国家。39 艾约瑟把造成发音改变的最主要的原因归结为六点。第一,强调某种意义的愿望是产生大量派生词的原因之一。将“洞”(有看清之意)由浊音变为清音就成了“通”(明白)。“从”(t‘sung)旧读tzung,变成去声即“众”,变成上平声即“踪”。第二,对重复的厌倦也会改变发音。这种改变由重组发声器官搭配的愿望引起,例如平声中的浊音变成的送气清音,“平”由bing变成了p‘ing,“同”由doong变成了toong。其他声中,浊音几乎都变成了不送气清音。第三,当变化开始后,内在于人类本性中的模仿欲使得变化进一步扩大。子女离家后,发音会在无意识中与父母的产生差异。对长期重复的厌恶促使他们抛弃开头和收尾的音。这些音过去必须发出来,是为了让人能听懂,但后来人们渐渐发现可以在缩小肌肉的运动同时又不影响表达的清晰度,于是便省略了它们。在这一过程中,肌肉得到了放松,说话变得越来越省力。第四,关注到客体某些方面的特征并予以限定,也是造成发音多样化的重要原因。当所要描述的客体的某个新特征被察觉时,在发音中就会产生相应的变化。诚、令、成、整、臧、正、当这些表示道德品质的字,最初的形态可能都是dang。第五,许多发音的变化源于对含义的限定。鐕、针、籤、錾和葬、脏、赃、仓等,都是在单音节范围内,通过将新的含义附会到旧词上,由同一个词派生出来的。第六是时尚的作用,许多发音的变化并非由观念改变而引发,而是和衣着一样受时尚的影响。为了避免出现发音的不和谐,一个词中不会出现两个相同的音。入声消失后,通过二合元音加以弥补,而过时的词则被淘汰。当然其他一些因素,例如文明的进步、由省力原则导致的语音简化、表示尊敬的需要等也会对发音造成影响。40 根据艾约瑟的理论,由于唇音和元音a在语言形成早期阶段的优势地位,再加上手和口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于是发生了手送食物入口、口咀嚼发声、眼睛看到食物,而嗅觉和味觉则给大脑提供了更多的信息这样一个过程,并随之形成了b、p、m和a的组合。41他假定类似于ba、bam、bab这样的词根,最初用来称呼手,也可喻示手里的工具或者手所指和所打的对象。形成新的概念不需要单独创造词根,只要通过派生即可。汉语用音调派生新词,而多音节语言则通过附加音节来达到同样的效果。42经由bam这样的词根,可以产生饭(ban),表示食物的概念。再经过语音变化,可以衍生出食、茹、焦、吃等字。唇音卜,可以派生出度、揣、猜、估、揆等字。表示丈量的字多发齿音(梵语齿音对应汉语音韵学中的舌音),反映了进入齿音时期后文明的进步。43唇音时期的bap在齿音时期派生出了踏、走等概念。而当遇到一个无法找到适合的声音来表达的概念时,早期人类便从表达手、脚或手中的工具的读音中派生一个新的读音。44类似的例子,艾约瑟举出了不少,其目的显然是要揭示那种现今人类已经丧失的造词能力在语言产生和变化的过程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的语言演化理论以及学者们在语言研究和地质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之间的比附给了艾约瑟发挥想象的空间。既然人类发声器官的构造是相同的,语言是一种生理活动,那么一种语言的历史也就是所有语言的历史。东西方在语音变化规律上的一致,就是生理发展过程的一致。45虽然当时的地质学研究已经表明地球的自然历史远比《圣经》记载的久远,但人类什么时候出现,尚无定论。艾约瑟采纳了加拿大地质学家约翰·威廉·道森(John William Dawson, 1820-1899)的观点,相信人类起源于七千年前的温带。46据此,中国古老历史的开端距离人类诞生的时间尚不十分遥远,这也给了艾约瑟通过汉语研究来探索语言起源的信心。 然而,对浪漫主义语言演化理论,并非所有西方学者都表示赞同。这套理论的主要支持者是德国东方学家,并通过旅居他国的德裔学者或者在德国深造的英、法学者广泛传播。相对于英语和法语,德语的屈折形态更为丰富。从孤立语到屈折语的演化理论,实际上也是德意志民族自豪感的一种反映。由于德国在东方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等领域的领导地位,这套形态演化理论在英、法等国也非常流行。但也有学者发现了其中的问题,例如被誉为19世纪伏尔泰的法国学者勒南(Ernest Renan, 1823-1892)。他虽然赞同语言进入屈折阶段后会逐步分化的观点,却反对从单音节向多音节进化的假设,认为于史无证。47在《语言的起源》(De l’origine du language)一书中,他指出科学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探索语言的起源。勒南认为有一种内在本能驱动人开口说话,而不需要依赖意识。语言的产生并非长期摸索的结果,而是出于一种原始的直觉。因此,人类不存在一个没有语言的阶段。既然说话是一种本能,那么每个民族各有自己的语言天分,无需努力,不必摸索。而理性在语言的产生和演变过程中的作用实际上无足轻重。48他敏锐地察觉到土著部落语言有非常复杂的结构,并断言将汉语的单音节特征视为语言最初形态的代表是一种需要学者们去反思的错误。49按照勒南的观点,如果说话依靠的是本能和直觉,而理性并没有发挥作用,那么艾约瑟所做的一切推演都纯属想象。 继勒南之后,英国亚述学家塞斯(Archibald Henry Sayce, 1846-1933)在1874年的《比较语言学的规则》(Principles of the Comparative Philology)和1880年的《语言科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Language)这两部著作中,系统地批判了从孤立语到屈折语的演化理论。值得一提的是,在《语言科学导论》一书中,塞斯指出艾约瑟的研究已经表明汉语其实一直在变化,因此不能用孤立语的特征来论证中国的古老。50按照塞斯的理论,汉语和英语一样属于分析语,位于语言发展的最高阶段。如果这一观点是正确的,那么艾约瑟通过汉语来研究人类语言起源的尝试将注定徒劳无获。 四、 结 语 19世纪,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知识门类开始脱离传统的语文学,形成独立的学科。与此同时,自然科学逐渐垄断了解释“科学”这一概念的话语权。要将语言学建设成一门独立学科,必须强调其科学性,因此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在研究方法上和自然科学进行比附。随着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西方学者渐渐意识到语言不是突然产生和改变的,而是遵循一定的规律逐渐变化。在方法上附会生物学的进化模式及地质学的均变模式,更能凸显语言学的科学性及其独立的学科价值。艾约瑟吸取了这些观点,在当时盛行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下,从被许多学者认为僵化在语言发展初始状态的汉语着手,根据规律从已知推导未知,从局部推断整体,试图通过对汉语语音演化历史的研究去解决法拉和马克斯·缪勒留下的问题。虽然这样的研究主观想象成分较多,用现今的标准衡量,显然已经落伍。但对一个学科的历史而言,错误本身也是一个需要研究的客观存在。探讨造成错误的原因,虽然未必有助于今人解决语言起源的问题,却可以揭示历史上自然科学的思维逻辑对语言研究的误导和19世纪欧洲的学术思想方法对早期汉学研究的影响。 语言如何起源,最原始的语言是什么样的,这些问题是否能够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本身就是一个疑问。深受西方科学观念影响的艾约瑟将语言研究视为一门自然科学,认为语言有自身的变化规律,不受人类意志的左右。他意识到习俗风尚和文明的发展会对发音造成影响,却又不能摆脱均变理论的束缚。可是,就中国历史而言,剧烈的社会变化和大范围的民族融合往往是造成语音变化的重要因素。五胡乱华及宋元和明清的政权更易都对汉语语音的变化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这些造成语言明显变化的因素并无规律可循,更不可能根据后来发生的变化总结规律去还原文字发明以前汉语的状态。毕竟逻辑上可行的,未必在现实中可行;逻辑上合理的,未必就是事实。 不论其终极目标是否可证,艾约瑟的汉语研究依然有不少方面走在了时代前列。对近代早期的许多职业东方学家而言,东方语言只存在于书本中。19世纪初著名的法国东方学家萨西(Antoine Isaac Silvestre de Sacy, 1758-1838)自学阿拉伯语,但只能阅读,不会说。511867年,理雅各拜访儒莲(Stanislas Aignan Julien, 1797-1873)时也发现这位汉学界的泰斗有许多顾虑,对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否科学缺乏自信,因为他不会说汉语,更没有在中国生活的经验。52在1881年出版的《汉文经纬》(Chinesische Grammatik)一书中,德国汉学家甲柏连孜(Georg von der Gabelentz, 1840-1893)也感慨欧洲学界对汉语音韵研究不足,一个学者可以翻译汉语文本但却对读音一无所知。汉字被当作通用书写符号,没有发音,不能读只能译。由于忽略了语音,既享受不到汉语之美,更无法对这种语言予以评论。53 17世纪,由来华耶稣会士提供的信息曾使人们相信官话代表了最古老的汉语。54与耶稣会士重点关注官话不同,艾约瑟兼顾官话与方言,并明确指出官话的历史不超过六百年。他第一次有系统地向西方学界揭示了汉语语音所经历的变化,使学者们认识到汉语并非一种数千年来僵化不变的语言。不仅如此,艾约瑟还发现汉语语音的变化留下了清晰的痕迹,可以通过古代文献、韵书,并结合方言资料、音译的外来词以及被借用的汉字在周边民族语言中的读音等信息,推导出古代汉语的发音情况。时至今日,中西学界对汉语音韵的研究,依然在沿用艾约瑟提出的方法,以至于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也推艾约瑟为最早对汉语古音进行科学研究的西方人,尽管认为其学说有很多臆断之处。55 艾约瑟始终坚持汉语是人类语言早期形态的代表,但他提供的信息却被塞斯等学者用来颠覆当时流行的语言形态演化理论,尽管他本人不会赞成塞斯的观点。早期天主教传教士传达给欧洲学界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从孤立语到屈折语的浪漫主义语言形态演化模式。这种进化模式对19世纪汉学家研究汉语时的取径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汉学家的研究又会被新一代学者用来颠覆早先的语言形态演化理论。这一不断相互影响的循环模式,更向我们展现出关于东方的知识在近代西方思想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注释 1 于苒:《艾约瑟〈官话口语语法〉研究》,姚小平主编:《海外汉语探索四百年管窥》,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第245～277页。 2 朴允河:《论艾约瑟(J.Edkins)的上海方音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论文,1996年。 3 陈喆:《从东方学到汉学——艾约瑟的比较语言学与汉语研究》,《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4Frrederic W.Farrar,An Essay 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 (London:John Murray,1860) 31-32. 5Friedrich Max Müller,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Delivered at the 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 in April,May & June,1861 (London:Longman,1862) 366. 6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1861,p.377. 7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1861,p.392. 8Friedrich Max Müller,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second series) delivered at the 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 in February,March,April and May,1863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1865):22-23. 9Edward Burnett Tylor,“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delivered at the 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 in February,March,April and May,1863,Max Müller,M.A.Second Series,London 1864,” The Quarterly Review 119 (London:John Murray,1866):423-424. 10William Dwight Whitey,Max Müller and the Science of Language,a Criticism (New York:D.Appleton and Company,1892) 35-36. 11George J.Metcalf,On Language Diversity and Relationship from Bibliander to Adelung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13) 35-36,49-50. 12Joseph Edkins,“The Stat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t the Time of the Invention of Writing,” Transactions of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London:Trübner,1876) 100-101,104-105. 13Joseph Edkins,“The Stat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t the Time of the Invention of Writing,” Transactions of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London:Trübner,1876) 106-109. 14Joseph Edkins,“The Stat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t the Time of the Invention of Writing,” Transactions of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London:Trübner,1876) 113. 15Joseph Edkins,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London:Trübner,1876) v. 16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p.viii. 17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p.42. 18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p.192. 19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p.189 20李新魁:《上古音“晓、匣”归“见、溪、群”说》,《学术研究》1963年第2期。史存直认为李新魁的论据最多只能推断上古晓、匣二母与见、溪、群母的关系,而不能证明上古没有晓、匣这两个声母(《汉语史纲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26页)。 21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pp.191-196. 22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p.197. 23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p.199. 24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pp.202-205. 25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Appendix pp.21-24. 26Joshua Marshman,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Serampore (printed at the Mission Press,1814) 89-94. 27Robert Morrison,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in Three Parts,Vol.I,Part I (Macao: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1815) iv. 28John William Donaldson,The New Cratylus orContribution Toward a More Accurate Knowledge of the Greek Language (London:John W.Parkers,1839) 41-42. 29The New Cratylus or Contribution toward a more accurate Knowledge of the Greek Language,p.12. 301861年,旅居英国的德裔东方学家马克斯·缪勒在英国皇家科学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ion)就语言学问题做了一系列演讲。讲稿经过整理后出版成书,定名为《语言科学讲演录》(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并多次重版,在英语学界的影响尤其广泛。该书共由九篇讲稿组成,其中第九讲讨论的就是语言科学在理论阶段的目标,即研究语言的起源。 31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1863,pp.9,22-23,32-33. 32Joseph Edkins,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 as Exemplifying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Human Speech (London:Trübner,1888) vi. 33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 as Exemplifying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Human Speech,pp.26-27. 34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 as Exemplifying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Human Speech,pp.1-2,10. 35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 as Exemplifying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Human Speech,pp.11-12. 36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 as Exemplifying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Human Speech,pp.27,50. 37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 as Exemplifying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Human Speech,pp.13-21. 38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v — as Exemplifying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Human Speech,pp.25-27. 39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 as Exemplifying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Human Speech,pp.52-53. 40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 as Exemplifying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Human Speech,pp.53-58. 41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 as Exemplifying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Human Speech,p.67. 42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 as Exemplifying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Human Speech,p.39. 43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 as Exemplifying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Human Speech,pp.68-69. 44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 as Exemplifying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Human Speech,p.42. 45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 as Exemplifying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Human Speech,p.vii. 46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 as Exemplifying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Human Speech,p.9. 47Ernst Renan,De l’origine du language (Paris:Michel Lévy Frères,1859) 103. 48De l’origine du language,pp.5,20,92,94 49De l’origine du language,p.13. 50陈喆:《从孤立语到分析语——汉语在19世纪语言形态演化理论中的角色》,《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51Robert Erwin,For the Lust of Knowing,the Orientalists and their Enemies (London:Penguin Books,2007) 135. 52Norman Girardot,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 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 525. 53Georg von der Gabelentz,Chinesische Grammatik (Leipzig:T.O.Weigel,1881) 23. 54John Webb,Historical Essay,Endeavoring a Probability that the Language of China is the Primitive Language (London:Printed for Nath.Brook,1669) 143,176. 55Bernhard Karlgren,Philology and Ancient China (Oslo:H.Aschenoug & Co.,1926)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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