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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学术争鸣，是学术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在“新时期”唐宋文学研究四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引起学界持久关注而又足以引发未来学术讨论的学术争鸣，应该是以下两项：一是关涉中国韵味审美和神韵诗论的司空图诗学思想与《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的学术争鸣，二是关涉中国散文这个文学本质性问题而具体落实在文章学体系建构问题上的学术争鸣。这里所谓未来的学术讨论，自然是指关系到中国特色文学体系建构的学术讨论，基于唐诗宋词的韵味诗学和基于唐宋古文的文章传统，是整个古典文学中的华彩乐章，也是当代学人自觉建构中国特色文学体系的灵感源泉和思想基础。唯其如此，我们才在四十年众多学术争鸣中选取这两项来作重点考察。 陈尚君和汪涌豪合作推出的《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10］，从一开始就具有文献考据和理论辨析相互依存的特征，其辐射效应也因此而格外值得关注。其实，《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的争鸣，之所以可视为四十年来唐宋文学研究的某种经验范式，首先是因为司空图的诗学思想，从新中国建国初十七年开始，就被那些认为文学的本质规定在于艺术审美的学者所重视，尽管在当时的学术生态下曾被评判为唯心主义，但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就像词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反思实际上意味着为“婉约词”正名一样，诗学批评乃至于美学领域在“新时期”的新动向之一，恰恰也是对“神韵”论美学思想传统的发掘和阐释。惟其如此，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著作权的质疑，就不仅仅是一本书的作者问题，实质上也引发了对一种贯穿唐宋两代而延伸到整个中国审美文化史的思想传统的质疑。要知道，这一学术争鸣活动所处的学术史时期，恰值所谓“理论热”与“文献热”的交替时代，尽管人们都知道所谓这个“热”转化为那个“热”的说法未免过于情绪化，但关注点的转移毕竟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尤其重要的是，事后人们对“理论热”的批评态度，大都来自对“空疏”学风的反思，某种程度上，即便没有陈尚君等人基于文献考据的质疑，诗学理论界也有必要反思“神韵”论阐释的“过度阐释”问题。也正是因为如此，人们对这一学术争鸣的关注，自始便具有文献考据与理论推断交织一体的特殊意义。再者，司空图诗学思想被苏轼所阐发，无论如何也具有唐宋一体而论的学术讨论价值，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之所以将“唐宋文学”视为一个整体，按理应有其内在的学理逻辑，而苏轼对司空图诗学思想的自觉接受，缘此而有深入发掘的潜在价值。要之，基于以上理由，今天我们对前此争论的总结，恰恰是以推动其进一步深化为目的，只有这样，才真正是对某一经验范式的总结。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注意到王运熙先生的自我阐述：“我现在也倾向于《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所作的说法。今后，如果其他同志提不出强有力的反证，我准备放弃《二十四诗品》为司空图所作的传统说法。至于《二十四诗品》究竟出于何人之手，目前很难下结论，尚须继续探讨。”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有的同志说，如果《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所作，是否会严重影响司空图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我认为固有影响，但不严重。我认为司空图诗论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思与境偕’等言论，它们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诗歌的艺术规律，推动了意境说的发展。这些言论均见于他的单篇论文。”“我认为，《诗品》的理论价值实际并不比《与李生论诗书》等单篇论文高，它的特受后人重视，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运用韵语写作，运用大量比喻，本身是富有文学意趣的诗歌。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了许多文人。”［11］言语不多，意味深长。一方面准备放弃传统说法，另一方面又明确指出“目前很难下结论”；一方面说司空图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又指出《诗品》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以诗品诗的艺术魅力。当然，人们也不难从中体会到《诗品》之价值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的言外之意。而这恰恰提醒我们回过头去重温《辨伪》一文开宗明义的话：“近代以降，凡述古代文学史者，皆推崇此书，各种文学批评史、美学史专著,也多列专章论述之。研究该书的专著，已出版十余种,有关论文更多不胜举。”从“皆推崇此书”到“理论价值实际并不比《与李生论诗书》等单篇论文高”，价值判断上的差异，发生在《辨伪》论点提出而王先生也准备放弃传统说法之际，这无疑是一种学术理路上的调整，降低《诗品》的影响力而维持司空图的批评史地位，这样一来，整个诗学思想史的阐述体系不至于因此而动摇。 数年过去，同样关注此一论题的赵福坛提出，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一鸣集》有曰：“蜀本但有杂著，无诗。自有诗十卷，别行。诗格尤非晚唐诸子所可望也。”［12］赵福坛文章所提供的文献信息，应当已经引起了人们关注的兴趣吧！不管这一条信息能否成为《二十四诗品》出自司空图之手的有力证据，都希望能引起人们的重视而推动讨论的深入。说到这里，想提醒人们注意一个现象，即便是在质疑之说提出之后，坚持《二十四诗品》为司空图所作并进而视其为唐代诗学思想之精华的论著，依然不断出现。我们当然不能苛求每一种以司空图和《二十四诗品》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必须直面应对《辨伪》的质疑，但学界如此这般而对某一引起争执的问题视若不见，一旦这种“冷漠”成为普遍存在的学术常态，就未免有些不正常了。希望前辈王运熙先生“继续讨论”的希望不要落空。 《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讨论的经验启示之一，是“通检资料”之“通”。与此相关，旨在大而全的文献整理，便是功德无量的事情。而对于唐宋文学研究来说，《全宋文》的编纂出版，意义自然重大。从1985年发凡起例，直至2006年全书出齐，历经二十年。作为《全宋文》主编之一的曾枣庄先生感慨万千地说：“二十年前《全宋文》初上马时，学术界一般还不太赞成上大型项目。现在上大项目成风，而且一个比一个大，似乎是应当适当加以控制的时候了。”［13］的确，近年以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之“重大”，很多时候是依靠“体量”来显示的，至于这些大体量的文献整理是否真正具有学术价值，反倒在其次了。曾枣庄先生以其二十年主持真正意义上的重大项目的经验所发出的感言，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经验范式的生成。陈尚君尝言：“清代编成《全唐诗》和《全唐文》，带动了近两三百年间唐代文学研究的繁荣。我相信，《全宋文》的出版，将对21世纪中国古代文史研究总体水平的提升，对宋代文史研究开创全新局面，产生无以估量的巨大作用。”［14］这种无以估量的巨大作用之一，便是与文本总集的整理出版相互驱动的“文章学”研究。与《全宋文》的编纂出版相协调，王水照先生编纂出版《历代文话》，而伴随着《全宋文》和《历代文话》的出版，遂有中国文章学体系究竟成立于何时的学术争鸣。 王水照、祝尚书一批学人主张中国文章学体系成立于南宋之世［15］。因为宋代以来，文章批评大量涌现，而且体裁完备，几乎涵盖了后世文章学著述的所有类型。宋代文章学初步建构了文章批评的理论统系，奠定了文章学论著的体制基础，形成了一套具有适应于文章特点的批评话语［16］。然而，也必须承认，“如果不是把文章学局限于修辞学与章法技法之学的话，那么，在文章学的系统性、整体性与重要性诸多方面，《文则》恐怕仍不能与《文心雕龙》相比”［17］。吴承学在其论文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从而推出事关中国古典散文之整体认识的焦点问题。 面对如此重大的学术讨论，本文以有限之篇幅绝不可能有深度参与。本文值此所关心的问题，首先是：“在刘勰所论三十多类文体中，论及诗歌、辞赋和各体骈散文，而其重点则为诗、赋，因而《文心雕龙》应定位于研究‘杂文学’整体的理论著作，与一般所称的‘中国古代文章学’是有区别的。”［18］同时又有：“从文章学成立于宋代的立场看来，《文心雕龙》只是‘杂文学’的理论著作，并非‘中国古代文章学’的著作。不过，从逻辑上讲，‘杂文学’是与‘纯文学’相对而言，与‘中国古代文章学’之间并不构成非此即彼的关系。从本质上讲，‘中国古代文章学’本身就是‘杂文学’理论。如前所述，宋代文章总集把六朝以来一直被排斥在集部之外的先秦汉代的经、子、史的大量内容吸纳到文章系统之中，大大扩展了‘文章’的内容。可以说宋代以来的文章学系统，甚至比魏晋南北朝的更‘杂’。”“自西学东渐，西方文学理论引进之后，中国文坛发生鼎革，‘文章学’才在一定程度上被‘文学’所取代。”［17］显而易见，既然争鸣双方都免不了以“杂文学”之“杂”以及“更杂”相互批评，那就说明，中国文章学曾被赋予“杂文学”的特性而与“纯文学”构成对应关系。须知，包括诗赋在内的古代文章体系，实际上是被当作西学视域下的“文学”来看待的，缘此而生出“纯杂之辨”的百年话题，如今正值中国特色文学体系建构之关键时期，搁置“纯杂之辨”而维护传统，还是穿越“纯杂之辨”而自我阐释，其实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时代课题。 陈伯海先生近年来指出过，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的“缘情”观，意味着政教本位向情感本位的转移，“缘情绮靡”的诗学命题泛化为各类文章的普遍规定，“情采”一语即其概括，而这一规定性恰好构成古代杂文学体制中的文学性标志，可借以会通古今文学观念并展开中西文论间的交流对话［19］。陈伯海先生1986年发表的古典文学宏观研究的代表性论文《中国文学的民族性格》中明确提出“杂文学的体制”（《文学遗产》1986年第3期），尽管源自西学的“纯文学”概念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下也遭遇学理阐释上的困境，但绝不能因此而忽略以“纯文学”为参照系而说“杂文学”的特殊意味——某种关于“非文学性”的价值判断。意识到“杂文学”的“非文学性”，从而探寻其“文学性”之存在，当然是一种路向选择，但不会是唯一的选择。诚如吴承学所言，新文化运动以来“文章”被“文学”所取代，如果视此为历史发展之必然，则“杂文学”的判断就代表着否定性的价值倾向，如若不然，似乎只能选择“文章”与“文学”的互不干扰。但这显然不是最理想的状态，因为这会割裂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联系。倘若有可能将陈伯海先生致力于“杂文学”体制中的“文学性”确认的学术追求引入中国文章学之历史生成的讨论，以此而赋予我们的文章学研究以文学研究的本质规定，情形将会如何？ 于是想到王水照先生的学术回忆。他参与其事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于1962年7月出版后，胡乔木曾专门就散文问题发表过意见：“散文在古代文学中的地位那么高，现在我们把大部分作品都加以拒绝，说它们不是文学，这恐怕是一个缺陷。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从历史观点来考虑，值得研究；二、从文学观点来考虑，也值得研究。”［20］胡乔木之所以要求从历史观点和文学观点同时展开思考，如今想来，是兼顾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民族特色和现代文化视域下文学的一般原理，如是之两点论，显然需要一个相互包容的结合点，而这理当成为今天中国文章学的文学研究或曰文学学科的中国文章学研究的重大课题。 以上两个学术争鸣的焦点问题，前者涵涉建国七十年来关于诗歌神韵之品味的艺术阐释，并以司空图为中介而连接起王维与苏轼的特定线索，一方面造就了唐宋文学之当代接受的诗情画意阐释学传统，另一方面也规范着通古今之变的文学本质阐释学意向；后者包容了建国七十年来围绕古文运动所正面展开的思想与文学讨论，道德文章和自由散文的双重内涵，决定了儒家文化复兴背景下文章学术的文学性自觉，自成一种历史集成和精神超越相互生成的特殊境界。感谢真正推动了如是学术讨论的当代学人，正是这种看上去还没有定论的面向未来而开放自己的学术论辩，赋予当代的文学研究以不愧于时代的独到造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