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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现代转型的生成背景、价值取向和基本路径，使此种转型拥有了显著的文化功能。具体说来，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现代转型的重要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感应生活的先锋功能。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的文体转型，说到底还是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深刻社会转型的艺术反映和文学观照。在非虚构性的基础上，报告文学还特别追求反映对象的新颖度和奇特性，亦即选材的新奇性。从人类的审美心理学角度观察，但凡一个自觉的审美主体，都会不同程度地具有主动探求事物底蕴的意志和欲望，以期在此探究过程中满足求知欲望，获取身心愉快。从这个意义上说，审美活动激发了求知欲望，探究过程又深化了艺术创造。“但是并非任何同人分立又同人发生联系的事物都能激活人的审美探究心理，只有当对象信息系统在内容、形式上具有新颖性、奇特性、陌生性、变幻性、复杂性或具有朦胧性、空灵性等特征，对人形成了强刺激，并同人的原有审美心理结构、审美经验发生了矛盾、对立，打破了原有的心理平衡状态，才激发起人的好奇心、求知欲和探究冲动。”[3]这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报告文学先锋美据以生成的美学根据和心理学基础。 由此看来，真正的先锋文学或许不是西方现代主义和国内各色“实验派”文学，而是以真为本、以新为念、真中求新的报告文学。回到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现场，我们发现，在激荡社会、鞭笞时弊、拯救灵魂、引领未来方面，报告文学始终充当着急先锋。《哥德巴赫猜想》被公认为替知识分子摇旗呐喊的急先锋；《三门李轶闻》首开深度报道新时期农村经济改革的急先锋；《敢立“军令状”》成为企业改革的急先锋；《中国的“小皇帝”》开了“四二一综合症”——独生子女问题的急先锋；《高考报告》成为率先反思中国高考制度的急先锋；《只有一个孩子》冷峻分析了计划生育背景下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所带来的家庭剧痛与社会震荡；《阴阳大裂变》大胆剖析了婚姻、家庭、道德问题；《万家忧乐》深刻揭示了消费中的假冒伪劣问题；《北京失去平衡》敏锐触及生态、环保话题；《昂贵的选票》敢于正视新的历史条件下变形的农村“草根民主”问题……如此等等。报告文学的这种与众不同的先锋性，使之在矛盾交合时期每每成为文学的排头兵。正如徐迟所说：“报告文学是报晓的文学，报告文学是曙光的文学。”[4]1 其次是“后窗”现象的矫正功能。报告文学对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参与、干预、矫正功能超越其他任何文体，这是创作界和理论界所公认的。此前，我们将这种功能界定为“参政议政”功能。深入分析文学史上那些产生过强烈现实影响或激烈社会争议的报告文学文本，便不难发现——它们的社会矫正功能并非仅仅限于参政议政。准确些说，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对于现实生活中一切不健康、非正义、反民生的潮湿、阴暗现象亦即与正大光明背道而驰的“后窗”现象，都采取了毫不犹豫、义无反顾的揭批、抵制和反抗姿态。诚如荒煤所言：“作家出于义愤和良心，有了强烈的责任感，就随手选择了一种比较轻便而又有力的武器来进行战斗，便往往挑选了报告文学这种样式。”[5]正因为如此，报告文学才先天性地成为了“危险的文学样式”。也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充分领略到报告文学存在的价值，进而认识到勇气与智慧对于报告文学作家的极端重要性。 比较而言，新时期以来的反腐报告文学集中印证了该文体的矫正力量。其中，既有对于现存各种腐败现象的披露与挞伐，也有对于清廉秩序的呼唤与建议。刘宾雁、杨黎光、一合、何建明、朱晓军等是反腐报告文学创作的代表性作家。《人妖之间》以大无畏的精神刻画了王守信这一新时期腐败分子的典型，为后起的反腐报告文学树立了样板。《没有家园的灵魂》将笔触深入到报告对象的内心世界，生动而深刻表现了王建业复杂的个性特征及其生成的社会原因。《红与黑》的最大创新之处或许不在其高度文学化的表达，而在于作品将慕绥新这一知识化、时尚化的腐败官僚当做“人”来看待，细腻深入地写出了他的“两面性”，从而突破了此前“好人全好”、“坏人全坏”的平面写作模式。《根本利益》和《为了弱者的尊严》有批判有歌颂，既揭露了法警队长解林合之流践踏人权、无视法律的卑劣行径，更写出了以梁雨润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民为本的浩然正气。《一个医生的救赎》、《高官的良心》分别切入医疗腐败和体育腐败等新兴题材，既尖锐痛斥了逐渐蔓延开来的行业腐败，又由衷称颂了诸如陈晓兰、陈培德等品德高尚、坚贞不屈的反腐斗士，读后给人以沉雄悲壮、荡气回肠的崇高感。新时期以来堪称优秀的反腐报告文学不在少数，这里无法逐一评析。可以肯定的是，新时期此类文本对于现实生活的矫正性加盟，无疑为发展中的中国增添了一份别样的信心和力量。让人欣慰的是，报告文学作家们所发出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文化救赎的执着呐喊，业已经引起全社会“疗救的注意”。 再次是文学格局的建构功能。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的现代转型，对于丰富、扩展、优化当代文学的总体格局有着积极作用。不论你是否承认，报告文学的现代转型都直接推进了文学写作，丰富了非虚构性创作的文体谱系，使“非虚构文学”初步形成“一体多元”的整体格局。生活的丰富性、需求的多元化、媒介的多样性，造成文体的越界与嫁接以及文体之间的融合与分化，导致文学样态、本质、功能的多极化。特别是2010年《人民文学》开辟“非虚构”栏目以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非虚构文学的边界之争终于成为理论热点。相对科学的界定是，非虚构文学是与虚构文学相对而在的宏观分类，而不是具体的文类指称。与此相关，纪实文学同样是一种写作态度或原则上的类型描述，它所对应的是“假想文学”（或“想象性文学”），而不是具体的文体认定。我们认为，“非虚构文学”和“纪实文学”可以作为宏观类型化概念使用，但它们决不能和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剧本等概念同级混用，如同不能在同一逻辑层面上罗列“人、男人、女人”或“马、白马、黑马”一样。具体而言，报告文学从传统意义上的散文襁褓中解放出来以后，便成长为与诗歌、散文、小说、剧本等文体并列前行的独立文体了，它无疑归于非虚构文学一族，也具有鲜明的纪实性，但不能据此简单地将“报告文学”等同于“非虚构文学”或“纪实文学”，因为非虚构性或所谓纪实性并非报告文学的全部属性或完整描述。 随着报告文学在新时期的迅猛发展和强劲扩张，其文体自立意识也日渐明朗。就现有局面看，既定的由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合构而成的“四分法”已经过时，报告文学的特质及由其显著贡献争取而来的单列图书分类号无不表明它已长大成“人”，由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小说、剧本重构而成的“五分法”已是不争的事实性文学格局。这从《中国农民调查》在20个国家出版并获德国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大奖一事中可窥一斑。本来，文体地位的升降和文学格局的改变都是相对而言的。从宏观文学史来看，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小说地位的渐次提升和诗歌影响力的日趋萎缩。中国戏剧文学（剧本）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辉煌之后，如今仅剩一抹斜阳式的余晖，其基本功能已经完全蜕化为综合性戏剧艺术和影视艺术的底本价值，也就是说很少有读者专门欣赏以对话和独白组成的单纯文学剧本了。这说明，报告文学的文体生成和地位提升符合文体的演变规律。正因为如此，报告文学的现代转型似乎更为适合这个“多动”时代的流动本性。 承上而来，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总体转型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启示： 第一，解放思想是报告文学繁荣发展的重要推力。事实证明，报告文学是生活的文学，时代的文学，风口浪尖上的文学。因此，20世纪以来的每一次社会动荡，每一次思想解放，作家们总能情不自禁地选择报告文学，读者们也总是在选择的关口将阅读的优先视线投向报告文学。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的迅猛崛起并一度成为主流文学样态，显然与十年浩劫后的精神撞击和思想解放密切相关。可以说，改革开放是社会进步的推进器，思想解放是报告文学繁荣发展的兴奋剂。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生活将更加丰富和精彩，政治文明的价值理念正日益深入人心，作为最为敏锐地感应时代神经的报告文学必将享有更多更好的生长空间。 第二，宽和清明的内外环境是报告文学按其本性生长的重要前提。报告文学的现实品格和批判个性，使其总体上显示出高山大河的雄姿和鹰击长空的气度，它断然不是小桥流水，也拒绝充当温室里的花朵。这种锋芒和气场，常常刺痛生活中的某些敏感地带，因而不时受到某些人、某些集团或阶层的忌恨、排斥和打击，那些富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作家要么遭到恐吓，要么遭遇官司，要么被迫封笔，甚至牺牲性命。正因为报告文学是悲壮的文学和“英雄”的事业，所以我们奉劝明哲保身者和贪生怕死者远离报告文学。这是就内心世界和周边小环境而言的。从社会大环境来看，国家意识形态和相关政策法规应主动为报告文学创作提供宽松、和谐、清明的氛围，鼓励作家走向生活，走进现场，走俏前沿，揭示社会问题，剖析灵魂病灶，情系民生社情，开导进步航向。只有大小环境相生相容，协同共振，才能涉过“禁区”，率性写作，才能激发报告文学作家的创造热情，保证报告文学的自由发声，进而促进文学事业的深度发展。 第三，国家命运和民众生计始终是报告文学写作的重点。国家命运和民众生计即所谓“国计民生”，自古以来就是文艺形态的核心表现对象，自然应该成为伴随工业社会的兴起而诞生的报告文学的写作重点。据现有文献检索，“民生”一词最早出自《左传·宣公十二年》，其中载有“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的表述，这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民众生计”其实并无本质区别。从现代评价体系来看，以人为本、三农昌盛、衣食无虞、教育公正、就业合理、医疗公平、保障有力、分配透明、生态均衡、社会稳定等应该是“民生工程”的基本指标。站在这个角度评判，一切关乎民众生计的题材都是“大题材”。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观念的进步，“万物有灵”、“生命至上”越来越成为人类共识，因而，平民百姓、底层社会、弱势群体等理应被报告文学抢先关注，靠前表现。 第四，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是保证报告文学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报告文学已经由新时期迈入新世纪，取得的业绩有目共睹。但是，毋庸讳言，就作家队伍而言，“40后”、“50后”作家是此期创作的主力，“60后”作家相对偏少，“70后”可谓凤毛麟角，“80后”几乎无人插手报告文学创作。这意味着，曾经叱咤文坛、数度辉煌的报告文学事业正面临写作人才青黄不接、队伍建设后继乏力的严峻情势。对此，不少报告文学作家、批评家、理论家和教育家均表示了忧虑。出现这种情况，大致有三个原因：一是市场经济时代的世俗化消费趣味相当程度上将文学创作边缘化了，报告文学也在这个“边缘化时代”被一定程度地边缘化了；二是报告文学对于作家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生理年龄、生活阅历、知识背景、思想境界、审美趣味、采写能力诸参数将一部分写手挡在了该文体写作的大门之外；三是报告文学作为“行走”的文学需要真正的“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因此向来被称作文学领域里的“重体力劳动”，成本高，风险大，奈不住寂寞或经济利益至上的作家自然敬而远之。但是，这只是暂时的“尴尬”，只要人类不灭，人心不死，问题不绝，报告文学就有“阳气回升”的机遇。当然，政府和作协也有责任和义务采取必要措施，吸引、扶持、培育更多的青年作家投身于报告文学这一高雅文体的创作行列中来。 第五，迅捷畅达的现代传媒是报告文学展翅高飞的有力凭借。回顾报告文学发生、发展的历程，我们发现，它是如此紧密地与印刷术、新闻业联系在一起。可以肯定，没有哪一种文体像报告文学这样强烈地依附着现代传媒，以至于很多人至今仍习惯于把报告文学称作“新闻文学”。尽管有学者担心现代传媒特别是网络和手机传媒会从传统报告文学那里抢走新闻，忧虑报告文学会因为失去新闻价值而丧失文体尊严，但我们认为这种担忧是不必要的。这是因为：一是现代受众并不满足于简单的信息“知情”，而是追求隐含在新闻外表之下的深层背景，包括事件缘由、过程、后果、影响、公众评价和社会启示，即所谓“深度报道效果”，这为报告文学提供了施展才艺的机缘。二是报告文学可以借助网络等现代媒体方式进行传受，以加快传播速率，扩大受众界面，增强文体影响，拓展文学功能。事实已经表明，有如当年以为电视冲击电影但电影却反过来挤占电视频道一样，以各种电子方式（包含广播、影视、微博等）为基础的“网络报告文学”将带给人们更为便利的文学享受。 回首30年，展望新世纪，我们深感报告文学仍然处在成长的路上。这是否意味着，新时期至今报告文学的现代转型仅仅是下一轮拓进的起点，其未可限量的发展前景或许已经蕴含在上述种种启示之中。 参考文献： [1] 萧功秦.中国模式面临五大困境[J].人民论坛,2010,(31). [2] ﹝美﹞G·施瓦布,金惠敏.从主体性到另类性[J],文艺研究,2000,(1). [3] 邱明正.审美心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96. [4] 徐迟.献给报告文学的一首颂歌[M]//1990-1991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选获奖作品集》（上）.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 [5] 荒煤.让事实说话[J].时代的报告,1983,(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