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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现代转型的背景、方式和意义(2)

http://www.newdu.com 2020-01-13 《贵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 龚举善 参加讨论

    
    受上述客体、主体、本体三大要素的综合规定,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逐渐凝聚了三大价值取向。
    一是生态化的报告理念。生态化的报告文学写作理念,既是严峻生态现实的文学写照,也是现代生态文明建设工程的内在要求。可以认为,在当代文学的总体格局中,生态报告文学已经成为了生态文学的主要板块。不过,我们虽然主张报告文学的生态化或曰现代性,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只赞成狭隘的生态报告文学主义。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将报告文学的生态化写作理念大致划定为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两个基本层次。在土地、水质、空气、能源等已经成为问题的“后赋税”时代,自然环境与文学的关系变得空前密切,自然意义上的生态报告文学开始并将继续成为重要的艺术化社会读本。与此相关,工业化时代语境中人的精神生态也必将成为未来报告文学的重点挖掘对象。《中国农民调查》、《根本利益》、《中国之痛》、《天使在作战》、《有什么,别有病》、《昂贵的选票》、《只有一个孩子》、《我的课桌在哪里》等文本已经做出了初步示范。事实上,只有达成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的整体性统一,报告文学才能成为生活的慧眼和思想的灯火,人类才能据此创造更具希望的未来。
    二是扩容化的文本含量。如果人们能够真正摒弃文学观念上的陈规陋习,便会发现报告文学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现实主义文体。报告文学与生俱来的探险意识,既保证了它的敏感度与灵活性,又促成了该文体一定程度上的越界和扩容。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受现实生活复杂性和精微性的影响以及信息传播方式多元化的推动,早先那种一时一地一人一事的短小型报告文本已经很难承载日新月异的社会世相和喜怒哀乐的人生百味了。这样,“越写越长”似乎成为报告文学的又一显性转型标志,颇有由“轻骑兵”向“重武器”嬗变的迹象。短小精悍的历史出身与日渐增大的现实体态间的紧张关系,使作家、批评家和理论家们颇费思量。较为科学的评价是,既要敦促作家努力保持清醒的“报告”意识,精选题材,精心布局,精用笔墨,又要正视现代生活及接受期待所赋予报告文学的应有话语权利,既不刻意增肥,也不无端瘦身。
    三是综合化的文体效益。就知识形态的本质功用而言,哲学唯真,伦理学劝善,美学致美,文学求乐。“快乐地活着”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丰沛和美好,因而文学对于生命具有本体意义。但是,在报告文学写作的长期实践中,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真善两极,认为凡是客观上“真的”和主观上“善的”也就是“美的”。这种看法不是没有道理,但屏蔽了审美与快乐的文本显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报告文学创作也不例外。我们之所以认同网络报告文学的文体合法性,正是基于对于报告文学诸如生活存照、社会批判、资料归档、道德引领、审美陶冶、人生愉悦等文体功能的综合考量。从长远观点来看,报告文学文体效能的综合化不仅正在成为一种建构趋势,而且也是该文体赖以存在的社会和文化依据。
    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价值取向的上述选择,有赖于以下三条转型路径的开通:
    一是由“审父”到自审的反思路径。如前所述,新时期伊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时代意志,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自然成为头等大事。在这种背景下,以《哥德巴赫猜想》为代表的新时期之初的文学开始了艰辛的反思之旅。扣合着“伤痕文学”的总体步伐,《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一个冬天的神话》、《划破夜幕的陨星》、《正气歌》、《线》、《胡杨泪》、《祖国高于一切》、《命运》等一大批作品将“哭诉”和“清算”的泪光投向了文化大革命,并由此吸引了整个社会的优势阅读视线。1980年代中期以后,改革开放的驱动力迫使人们重新审视这种哭诉和埋怨的合理性,部分报告文学作家已经开始厌倦那种怨天尤人的推卸责任,转而在反思的基础上开始了改革文学的担当式写作,并由此带动了整个改革文学大潮。这种由“问责”到“担责”的写作转向,我们称之为由“审父”到自审的文化转型。具体说来,这种现代转型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与此前特别是“文革”报告文学相比,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初步恢复了报告文学正常的批判本性和建设情怀;二是在新时期内部,1980年代中期以后报告文学的文体独立意识客观上较前成熟。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政治热情和历史埋怨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的报告文学中有着过于浓厚的表现,这种激愤情绪对报告文学创作十分不利,因为这种情绪客观上充当了新型意识形态的替代品。198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尽管报告文学在一个较长时间区段内相当程度上收敛了批判锋芒和现实关怀,但其个性意识和文体自觉确实得到了意外的加强。德国学者施瓦布说得好:“我强调文学和美学实践的改造性作用,而非认识性或反映性作用。虽然我很知道某些文学文本可以完成一种肯定性功能,但我并不相信这就是文学在文化中发挥的基本作用。我坚信文学的作用不只是作为文化批判的一种媒介,而且还应是文化的、个人的和政治的改造的一种媒介。”[2]
    二是由聚焦到广角的叙事路径。全球化时代带给我们的显著变化之一,便是英雄观念的大幅消解以及随之而来的平民意识的普遍增强。由此,报告文学也开始由人物报告向事件报告、大人物报告向小人物报告转进。书写对象的转移,造成报告文学由聚焦到广角的叙事策略上的调适,其具体而突出的表现,便是广角性散点叙事方式的全面推广。“广角”原指摄影学中的广角镜头,这是一种焦距短于标准镜头、视角大于标准镜头、焦距长于鱼眼镜头、视角小于鱼眼镜头的摄影镜头。因为广角镜头的焦距短、视角大,所以可在较短的拍摄间距取得较大面积的景物对象,并据此拥有三大优点:一是远近感,二是景深好,三是反差大。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之所以在取材和叙事方面追求广角性,是因为这种方式更好地实现了文学与生活间的空间感和景深性,能够远近适当、粗细相宜、错落有致地反映社会全貌和生活重点,可以有效扩大作品的吸附力以及对于读者的召唤力。正是基于这种美学谋略,新时期以来出现了大量采用广角镜头方式创作的全景性报告文学。全景性报告文学产生的具体动因在于:其一,全方位的社会变革需要全景性报告文学体式予以观照。新时期以来,生产力大为解放,生产关系、经济体制、社会结构等迅速发生变化,传统的一人一事乃至数人数事的报告文学格式已经无法有效表现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了,取而代之的是全方位、多层次、广角性、立体式发掘和展开。其二,大容量的信息需求呼唤全景性的生活集纳。置身于以技术化、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为表征的全球化语境中,地球一下子“变小”了,新的宇宙观念正在成为人们的期待,读者希望从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各种文化载体中获取尽可能真实、多样的社会人生信息,全景性报告文学正好满足了这一时代吁求。其三,改革创新观念激发了作家主体的广角性表达欲念。逐渐开放的社会现实和不断拓展的艺术趣味,正在并将继续成为报告文学作家广泛涉猎、立体审视、多向叙事的创作追求,由此二度刺激报告文学创作的广角意识。大时代的广角意识及由此而来的散点视线,一改过去聚焦伟人、英雄、主流的单一维度,转而尊重平民意愿和公共经验,充分调用各种必要的艺术表现手段,拒斥表达上的精粹性和扁平化,全景采集,立体撒开,集纳式地展现神州大变革的风云画卷,显示出全球化时代的别一种风范与大度。
    三是由一元到多维的传受路径。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全球信息化的趋势显著加速。环顾四周,我们早已生活在一个文学艺术新闻化、新闻格式艺术化、新闻与文学高度互惠的信息时代。换言之,相对于新闻而言,读者从报告文学中“兼听”了文学;与其他文学样式相比,读者又可从报告文学中超值性地获取新闻。在这种语境下,文学的新闻功能、交流功能、传受功能被空前强化,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也借此实现了传受路径由一元到多维乃至万维(WWW)的革命性转型。受全球大气候和我国改革开放环境的双重影响,1980年代以来,我国逐步打破传统纸质传媒的一元状态,开始进入以多维电子传媒为主的新天地。我们不妨把网络时代报告文学的传受方式概括为“网媒性”,亦称“第四传媒”或“立体传媒”呈现。生活在这种新媒体时代,人们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网络媒体不仅突破了过往口语、纸质和单纯型声音媒体时代自我宣泄性的自向传受、人际之间近距离的他向传受和族群间低层次的交叉传受,开始迈入跨文化、多媒体、热链接、超文本、云阅读的大众传播时代,而且正在以其有力的方式塑造着国家形象、民族形象、政府形象、政党形象和文学格局。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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