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崇高审美的价值观赋形 对于任何一个作家来讲,如何写是首要的问题。通过对近五年来《中国年度科幻小说选》的关注,我们发现,科幻小说的作者对于如何写的压力可能要更大一些。正如年选编辑者星河所言:科幻构思和文学性择取似乎处于“两难的困境”,中国科幻的“点子”似乎总是不能令人满足,刘慈欣也多次强调科幻文学的精髓在于“想象力”。科幻文学领域内对于“软/硬”的界定透露着文学性的艰难,作家的安全方式就是表白自己即使“软”也为了展现“人类想象的不可思议”。其次,是怎样读的问题。这个问题看似是文学接受的问题,其实一个人的审美欣赏通过何种方式达到,必然涉及这个作品如何建立与隐含读者的交流。科幻文学的交流一定程度上不能通过“感同身受”这种手段,也就是说作家在表达的时候对隐含读者的带入部分要超越“优美”、“悲剧”这类审美范畴。在此,如何写和怎样读产生了同源性的诉求——呼唤强有力的审美效果。恰如郎吉努斯在《论崇高》中所呼唤的那样:“相信不相信惯常可以自己做主;而所谓崇高却起着专横的、不可抗拒的作用;它会操纵一切读者,不论其愿从与否。”[14]崇高这种审美范畴无疑会成为闪电般照亮文本的那个瞬间。在此意义下,科幻的因素在现实题材艺术作品中时有出现,山西导演贾樟柯电影作品《三峡好人》中突然起飞的建筑物,《江湖儿女》中突然到来的UFO,都是带有“净化”作用的情节场景,负载着崇高的美学品格。 贾立元指出真正使刘慈欣赢得读者的原因,反而不是所谓宇宙冷酷的理性,而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品格。“那些无畏追求真理的故事都是中国故事, 它们展示的与其说是‘真理’本身的‘美’,不如说是现代中国对科学的浪漫想象与对未来的自我期许——一种自强不息的古典豪迈与现代科学理性精神的嫁接。”[15]崇高的美学品格中也带来刘慈欣写作上的一些特点,比如在人物塑造上往往具有典型人物的刻画方式,对话较多,心理描写较少,有扁平人物之嫌。《山》是一篇几乎由对话组成的小说,在海洋工程师的登山理想中蕴含的是广阔空间皆在脚下的精神。冯帆说:“我在山顶上”,不容许别人挑战自己登上世界最高峰的荣誉。但是,“进化赋予智慧文明登高的欲望是有更深的原因的,这原因是什么我们还不知道。山无处不在,我们都还在山脚下。”[16]小说给予人类生存的理由是“山无处不在”,山可以理解为壁垒,也可以理解为200亿光年气泡的虚无感,然而正是这个壁垒和虚无的理由使得人的生存具有了悲壮的意味。《朝闻道》同样探讨的是人生的目的,宇宙的因缘。作者化用典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意味构建最大的粒子加速器(爱因斯坦赤道)以及生命和真理交换的祭坛,科学家们纷纷走向祭坛实现生命的完满。《三体》当中更是塑造了章北海、罗辑、汪淼这些带着各自不同的因由而走向精神之塔的人物形象,“面壁者”的设定也与真理祭坛的设定异曲同工。其实,中国科幻小说中的“个体”很难飞跃星际,相当多的作品还在代际经验的冲突之中折射历史发展的照影。科幻构思当中所能超越现实写作困境的部分,除了它必须满怀激情地关怀现实,更在于面对现实的姿态,这种姿态必然是有距离的,它更是建立在对三种文化审美在幻想系艺术理念的剥离过程中。这种剥离过程相当复杂,不能够将现实作为表面形式从历史叙述中剔除,创造力的“智慧”其实还在于对当代中国理性分析的艺术自觉,以及更大的一些关怀或曰超越。 在现实向度的超越之后,历史向度是中国小说重要或者说更为重要的参考系。尼采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中曾提出历史再现的四种方式:纪念的、古文物的、批判的以及“超历史”方法。中国小说建构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之上,百年新文学之路满含着知识分子上下探寻这一历史进程的实践思索,所以中国历史的叙事方式往往以纪念的和批判的再现方式为主。刘慈欣投身在这一历史进程之中,在小说的时间设定上,他时常采用一种纪念式的伸展方法。在《地球大炮》中是通过深度与速度递增;在《三体Ⅰ》中是通过不断进入文明摧毁的幻空;在《流浪地球》里则是通过对地球流浪步骤的最终解构。当时空被持续地延展:“距地球180万千米处发现的那颗小行星”、“两千多年前的种子从解冻的土层中复苏”、“吞食者对被吞入的每颗行星要咀嚼一个世纪左右”,诸如此类末世的描绘为人物崇高的价值实现赋型。《信使》是刘慈欣小说中带有朦胧的美感和诗意情怀的“纪念”型书写,故事的主人公是爱因斯坦。作家将视野对准了爱因斯坦晚年钟情于小提琴的演奏,在雨夜的梧桐树下,每天都会有一位年轻人默默聆听,年轻人来自原子弹爆炸200年后的未来,他在三个时代里穿梭会见三位伟人,他告诉爱因斯坦的秘密是:“上帝确实掷骰子”。爱因斯坦觉得自己站在绝对时空的坐标原点,时间长河的岸上,慢慢地再次举起了那把旧的小提琴。多层穿越叙事的背后非但有着作家强烈的纪念式抒情,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时空的延展达到了“超历史”的历史叙事样态,而尼采也正是在前三种方式的演绎中最后走向了“超历史”。刘慈欣小说的所谓“超历史”并不意味着在哲学原则上超越了历史的规律,而是指一种更为开放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建立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之上,却通过崇高的精神净化给人类历史以飞跃希冀。《流浪地球》是一部在时空构造和历史观思考方面都十分具有况味的小说作品。首先,通过开头的“我没见过黑夜,我没见过星星,我没见过春天、秋天和冬天”,作者将人物置于鸿蒙状态,无论是地球的刹车时代、逃逸时代还是流浪时代,“人”的鸿蒙都被一再复沓强化,在太阳氦闪之前几分钟甚至还爆发了叛乱。恰是在这种“超历史”的设计中折射出了人类历史发展中“人”的价值观危机。当然在此种情境当中,康德所谓崇高的审美震撼也随之而来,“人在感性无法把握客体对象之时,不得不借助理性和想象力之间的矛盾运动来完成对客体对象的超越,这一由恐惧、痛苦到欢欣、愉悦的崇高过程体现出的正是人的自由和生命力量。”[17]不论整个宇宙是否是“造物主巨大而变态的头脑中的噩梦”,人的繁衍生息不会停止,即使大灾难接踵而至,人的主观能动性会继续推动“人类历史”的规律性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