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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中国是延续历史最久，文化传承从未中断的最古老国家。 至少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逐渐成为中国人价值观主体的儒道法三家学说，在道统传承上，都在变动不居的社会中，探求什么是不变的恒常：曰礼、曰道、曰法。礼是关于国家和人，人和人关系的基本伦理。道更具哲学性，因为其中还包含了对自然运行规律的宏观想象。法家，是行动派，把有利国家稳定的理念制度化，强制推行。 关于这三者的关系，《老子》有一段很精彩的论述，叫做：“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自己言说的“道”当然是很高级的，但人难以体悟。只好退而求其次，去讲德行仁义，但人只靠自觉又守不住这些伦理。只来树立“礼”，即制度性强制。即孔子的“克已复礼”的“礼”。这个时候，也就只好请法家出来，以法管人，依法治国。 中国文学，从上古时代开始，不论是史传作品中的带有文学性的书写，还是诗歌抒情性的吟唱，不论情感抒发还是现实记录，意义的空间无非是在这三个思想体系间徘徊，不过是在不同人笔下各有侧重罢了。《诗经》中来自十五国的民间歌唱，关于爱情，关于风习，关于战乱，其中包含的意义，要从儒家那里获得理论支撑或解读。《楚辞》中有关现实的忧患离乱、瑰丽想象中的浪漫世界的展现，也无非是“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挣扎。悲剧性的结果，在前面所引老子所说那几句话中就已经被规定了。道德的路径是明了的，国家治理的路径也是明了的，但实行起来，却总是艰难的。所有的原因，都是因为人，千差万别的人。 中国文学，总体来看，从古代开始，就着眼于人的伦常，社会的兴衰，国家的治乱。虽然形式在变，诗歌从四言至五言至七言，再至参差错落的词，散文和小说从史传性的文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文体，但意旨还是集中在忧国忧民这个主流上。即便是声称现实社会使人失望，要归隐，要修道寻仙，也往往是这个主流的另一种面相。这就构成了中国文学的稳定与恒常。换一句话说，文学虽然形式多变，但支撑种种表达的人文精神或哲理性的思索，都难以跳脱儒道法三家的范畴。当然，魏晋南北朝以后对中国文人来说，又有了一个释家的空。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曹操，这个收拾汉末乱局，意图重新统一中国的人，从治国之术上讲，是一个手腕强硬的法家。同时，他又是那一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他是发动统一战争的人，但他作为诗人同时会看到战乱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时，他怀有的是儒家情怀。同时，他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极人臣者，还能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慨，就又是一派道家风范了。 有些时候，这种书写传统也会发生偏离，比如汉的文学迷失于赋，隋和唐初的诗迷失于宫体。也就是离开了儒道法三家关于世界，关于国家，关于人的基本关切。所以，要等陈子昂和韩愈们出来，掀起复古运动。那是要文学回到正道上去，回到其恒常不变的根本关切与使命上去。这个复古，是精神价值上的，而非形式。形式依然在变化，在发展。直到唐朝后期，长短句的出现，直到苏东坡李清照们的出现。 之后，是中国文学的低潮期。我个人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小说评价不高。远远低于我对中国诗歌和散文的热爱。这个问题就不展开了。除了个别的例外，明清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低潮期。 然后，是新文化运动。中国漫长历史上具有革命性的伟大时刻。在这场革命中，使用了漫长时间的文言被摒弃，从思想内容上，打倒孔家店，传统文学依凭的传统价值被批判。这场革命，首先是文学的革命。其目的与结果都不是造成一片文化废墟，而是对中国文化进行重新建构。用拿来主义的方法，引进中国文化中缺乏的科学精神和民主意识。这个过程中，中文这种语言也进行了重铸。那是为了服从对更复杂思想与事物进行表达的需要，因此在翻译外文的过程中引进了西方式的语法，即造词构句的新方法，而非一般意义上认为的使文言变成白话那样简单。这也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革命性的巨变。 表面上看，这场革命是颠覆性的，从语言到思想。但其中也有一种稳定的不变的东西，从屈原以降就有的中国知识分子（其中大多数都具有文学家身份）忧国忧民的传统没有改变。这是中国精英分子身上的一种恒常的特质。也是古代思想中本就包含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求新求变的精神的彰显。在这场革命中，文学担任了先锋。与古代相比，文学变得更具批判精神，在宣扬新观念表现新事物上显得更加积极和敏锐。“五四”以降的新文学，主流是孜孜于新精神新审美构建的文学。“五四”以降的文学一直伴随着中华民族自新自强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与世界文学的主流相呼应的。 之后，我们也经历了短时期的文化上的自我封闭。 改革开放后，文化之门重开。我们发现世界文化的格局已然变化。前些天，美国文学批评家布鲁姆去世了。我们对他的理论贡献不太重视，可能是因为他开始其理论构建时，我们刚刚结束自我封闭走向开放。一时来不及消化那么多丰富的文化信息。那个时代，基于我们经历过的不幸的文化经历，那些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那些解构性的嘲弄与反讽，以及文化多元论，似乎更容易为我们所接受。文学家将其作为顺手的工具，读者在其中也得到某种渲泄的快感。使得反思性的解构性的文化倾向成为一时之风潮。为我们从意识形态和情感世界中，祛除假大空的虚伪高调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今天，当我们想再往前行，就会发现，这也使得我们来到了一个价值观的空茫地带。我们发现文学失去了说是的能力，即建构的能力，从文本审美到社会认知再到历史判断莫不如此。而自有文学史以来，中国的文学，从来都是在认知力和审美力的铸造上拥有这种能力的。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在说什么是不是，并因此得到了人们评价现代派和后现代派文学时所说的那种“偏激的深刻”。而在其它领域，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科技，人们在否定什么的同时，同时也在努力进行建构的工作。而同一时期的文学，似乎只完成了一方面的任务，而在建构方面却少有建树。当下，解构的风潮已近尾声，或者说，被消费主义引领的文学写作，服务于消费的文学写作，连解构反讽需要的那种反思性也无心保持，连为艺术而艺术的那种纯粹性也无力保持，而在大众娱乐狂欢中一路狂奔。 这一切，正是以布鲁姆所批判的多元文化作为堂皇的借口。如果有人倡导文学回到雅正的主流，人家就会以多元文化作为挡箭牌拒绝批评。其实，再多元的文化，也需要有一个健康的主流。这个主流至少是能够助力于健康人格与雅正审美养成的。这是文学最稳定最持续的一个功能。今天很多的文学，恐怕已经放弃了这个恒常。这病相的出现，常常是以求新和求变作为堂皇的借口。中国是一个老国家。老到一百多年前，要在一个全新的世界面前忍受重重失败的耻辱，于是，只要是说新说变，都会成为一种巨大的政治正确。所以，消费主义的文学借助了互联网这样的新型媒介出现的时候，就成为不容质疑的现象。网络，多新多有活力的东西啊！似乎从没有人意识到，这个新，只是介质之新。正是在这种新介质上，我们可以看到明清以降就繁盛过的，在新文化运动中被无情扬弃过的一些陈腐的文学类型又重新泛滥。不仅是互联网，这些东西也在纸媒和电视媒体上重新泛滥。表面上很新，内里却是旧的，散发着萎糜颓败的气息。 记得米兰.昆德拉大概说过，小说应该在三个层面上接受评判。第一，是语言。第二，是道德的层面。第三，是历史的评判。在我理解，无论形式与题材如何变化，这也是使文学保持稳定的最重要的三个方面。用布鲁姆的话说，成功的文学，都必须闪烁着审美的光芒和认知的力量。 我不是批评家，我是一个小说家，并不擅长理性的思考。但大会出的这个题目，让我不得不试着以一个批评家的方式来讨论这个问题：什么是变？什么是不变？在当下中国，文学不用担心过于稳定的不变，不必担心这个不变会带来文化危机，对此中国人早有刻骨铭心的认识。也许是对明清时期文化封闭，抱残守阙的报复，当下的现实是，我们确实不太敢坚持文学中恒常不变的价值，不能对那些貌似很新，其实是沉渣泛起的东西保持警惕，发表不同的意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