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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中篇小说《村支书》发表后，第一次在华师校园召开作品研讨会，三十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当年那位每发表一部短篇小说或中篇小说都会欣喜若狂的青年，终于有一点著作等身的感觉，就被出版社追着赋予全面忆旧的资格，反而不知欣喜为何物。 当然，实话实说，我特别喜欢这本《刘醒龙文学回忆录》，就像喜欢我们家前几年新添的那位让人爱到不行的小孙女。但我又特别不愿意接受唯老迈之人方写回忆录而带来的这种现实，就像当初在医院里自己手足无措地抱着刚刚出生的小孙女，听着别人在旁边逗趣让小家伙叫爷爷，顿时出现无边无际的茫然。就像自己还没有做好当爷爷的心理准备那样，写文学回忆录之前，我压根没有想过会在现阶段就开始用自己的回忆，录下自己的文学人生。如此才会有出版社三番五次邀请，自己三番推辞，四次婉拒，最后答应时仍犹犹豫豫。书写出来，也印出来，自己的喜欢全是真心的，半点犹豫也没有了。不只是像出版社那位美丽的编辑所声称特别悦人的马卡龙蓝装帧，还有对自己能够越过回忆录这道心理关的认可与自我赞赞。 一般人看来，当世之人，活得好好的，生命力正旺盛，特别是作家这行，明明还有更紧要的小说、诗歌等着去写，偏偏狗尾续貂、画蛇添足地写上一本回忆录，完全是没事找事，没麻烦找麻烦，除了与自己过不去，实质上的好处几乎没有，还有可能一不小心露出破绽。情况的确如此，文学与科学不一样，科学成果总是像明珠那样光灿夺目，摆在那里不容置疑，科学家的劳动与收获也与文学不大相同，谁将哥德巴赫猜想解释清楚了，谁就是天下第一数学奇才。谁将经典物理与量子力学统一了，谁就是天下第一物理英雄。文学与文学家的诞生，不是作家自己说了算，不是编辑说了算，不是评论家说了算，不是读者说了算，不是官员说了算，如此等等，又都有生逢其时在一定范围里说了算的相对权力。 回忆日常人生比回忆文学人生更好处理。日常当中，对别人做了好事，人家就得遵循古训，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对人家做了亏心事，就该负荆请罪，低头赔不是。文学人生中，见不到真正的坏事，最多只是不太妥当的事情，就连这些大大小小的不妥当，每一回，每一件，都能够找出堂而皇之和大而化之的理由。文学人生中最不好处理的是一段文学人生与另一段文学人生的际遇，明明做了一定程度的“好事”，常常弄得说也不行，不说也不行。所以又可以说，广东人民出版社策划出版的“文学回忆录”丛书，无论别人相信或者不相信，在我看来，本质上是给敢于应试的作家们，出了一道考验个人性情的试卷，表面上是文学考试，实际上是要动用文学背后的那些紧要元素。出自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这样的策划，注定会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精彩一笔。 一如汪政所说：“文学的历史，过去都是由文学理论家书写的，作为写作者的作家，一般都是被动参与。随着时代的发展、作家的理论荷尔蒙极度爆发，有了作家的主动参与，文学史的书写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文学理论家的这种超然判断，对应作家本人回忆录中的每一句大实话，足以相映成趣。 在回忆的进程中，作家所写每一个字都会变成有灵肉的生命，嬉笑怒骂，喜怒哀乐地活跃起来。更有那些掺杂在文学作品的酝酿、创作、出版和评价过程中的各种人事，会百分之百因应熟人因素，变得复杂，棘手，在雕章琢句，下笔行文时，哪怕有要领也不能得。凡此种种，看似难以完成，然而，最最难上加难的不是如何言说记忆中的他人，而是如何用回忆的方式来书写自己，是在《刘醒龙文学回忆录》中，如何逾越“刘醒龙”这道关卡，完成“刘醒龙”五官与四肢模样，智力与情商指标，才是最大难题。在既往的文学经验里，作家的形象一半依附于作家的作品，另一半仰赖于理论家的评论。至于口口相传中的私生活种种，向来都是非主流的，与作家形象的生成关系不大。轮到刘醒龙来写“刘醒龙”，也即是自己给自己画像时，难于处理的是刘醒龙所熟悉的“刘醒龙”，与非刘醒龙们所熟悉的“刘醒龙”之间，是否存有大致认可的默契，是否能打造一道可以通达的路径。 在社会生活中，在以文学名义和以非文学名义的人际交往中，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把自己最真实的面目展示给别人，这其中有主动的和主观的因素，也有被动的和客观的原因。 如此一来，很多时候，作家将自己写得很真实，或者在那里力图真实地写着自己，到了别人眼里，反而会越看越觉得不真实。诚如各位想看到作家不肯对人言说的那些事，这其中，肯定有些是很有趣的，可以脱离文本在茶余饭后独立流传的，特别是风花雪月一类，偏偏这些是不方便说出来的个人隐私。还有一种是所谓负面的，作家本人更不肯提及，甚至还会恼火别人指指点点。必须承认，一些相关“刘醒龙”的事情，没有在刘醒龙那里得到回忆。但我也必须更加坦诚地表白，我肯定没有做过那种自己永远羞于承认，毕生难以为人的事情。 看一个人幸运不幸运，不是看他有多么成功，而是看他有没有掉进坑里，万一掉进去的那个坑是深是浅，只是掉进浅坑里也是幸运。再有掉进坑里能够爬起来，再再有掉进坑里没有爬起来却也没有受伤，再再再有掉进坑里受了伤但只是皮肉伤，这样差别，那样差别，这种比较，那种比较，都可以认作是幸运。只有这样认知幸运，才让我从几岁时起就记得小学音乐老师背越式跳高的与众不高，才让我在大别山深处的山沟里遇上小说处女作责任编辑，才让自己所谓成名作《凤凰琴》的编辑在黄州汽车站外第一次开口打听就遇上一位熟悉我的人，才让我在飞行遇险后突然明白写作的最高境界是与长篇小说的共生共长，才让我在平生唯一一次酩酊大醉时还能听明白有兄长谈及什么是文学中的正面强攻，才让我在遭受电击和突遇空难后能够恍然大悟用更大努力来提升自己的生命力。反过来，如果不对每一天的阳光雨露感到幸运，一心想着让天上掉馅饼，不定什么时候，头顶上就会掉下一颗炸弹。如果一心只想着要吃天鹅肉，不定什么时候就飞来一只钩嘴鹰。 作家写文学回忆录，也是一种坑，是读者与出版社合谋挖掘，甚至包括作家本人心甘情愿一起挖掘的一种坑。作为文学回忆录的作者兼主人公，掉没掉进坑里，掉进去的是深坑还是浅坑，掉进深坑与浅坑中有没有受伤，在文学之中，在文学之外，我都是幸运的。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天下无孝子；就人性恶与人性善的相互挣扎来说，这副对联的下半联，写得更直观。一般人都不会引用，我也就不引用了。仅仅上联也能表明，人世人事人心，从来就没有消停过。用回忆录的方式进行自我书写，或取舍，或抉择，有像天一样大的挣扎，也有像蜘蛛捕猎一样的困惑。我很庆幸自己过了这一关，把不会让刘醒龙脸红，也不会让刘醒龙痛苦，更不会让刘醒龙心虚，让刘醒龙自己信得过的“刘醒龙”写出来了，唯有对得住自己，才有可能考虑是否对得住外部世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