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儿童文学班）举行“‘中国故事与人类主题’小说创作谈”沙龙。沙龙由史雷、小河丁丁、马三枣、庞婕蕾、徐玲、张忠诚、沈习武等人主讲，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儿童文学班）的作家们参加了讨论，陈诗哥主持。
    
    鲁三十学员史雷、马三枣和沈习武
    下面，摘录作家们的精彩言论，以飨读者。
    史雷：对历史题材儿童小说创作的认识
    我对历史有一种特俗的爱好，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以前，我一直都是一位历史文化的爱好者，我可以以整天的坐在一处历史古迹的残垣断壁上，想象着当年发生在那里的一切。伴随着这种想象的是对当年的一些当事人的一些并不刻意地采访，这些采访却成为后来我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宝贵财富。
    因此当我开始儿童文学创作以后，我开始对历史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开始了历史题材儿童小说的创作，并有了一些认识。
    从某种意义上讲，历史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情节是虚构的，但历史细节和生活细节必须真实。所以我格外注意对历史细节和生活细节的考察和把握。
    我在长篇小说《将军胡同》描写不少历史细节，一位1935年时还在上高小的老先生，曾经给我讲述过当年肆无忌惮地北平上空进行侦察飞行的日军侦察机，而当年的他还是个顽童，曾经举起弹弓，试图打下日军侦察机，这个鲜活的历史画面一下子就让我想起几十年来电视新闻画面中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的对抗。
    他还告诉我，1937年7月7日在北平城里，可以清晰地听到从卢沟桥畔传来的炮声。
    还是这个人，当他上了中学以后，参加了志成中学的振亚排球队，这支排球队经常与日本在华商会及株式会社排球队比赛，他们经常通过排球网，拿日方球员的名字开玩笑。
    然而历史却不是玩笑，历史是非常残酷的。
    一位西南联大的毕业生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抗战胜利以后中国政府枪毙的第一个汉奸是繆斌，这个人曾经担任汉奸组织新民会中央指导部部长，后来又任汪伪政府立法院副院长。可他的两个儿子，一个繆中一个繆弘却相继报考后方的西南联大，当时的繆中是在日本上的中学，他特意从日本回国。而繆弘是一位诗人。1944年中国组建了第一支伞兵部队——鸿翔伞兵部队，这是一支由中美两国军人混合组成的部队，繆中和繆弘作为随军翻译相继参军。1945年7月在抗战胜利前半个月，在收复广西南平县的一次战斗中，作为随军译员的繆弘本可以不用冲锋，但他选择了冲锋，也就是在这次冲锋中，他和许多中国士兵那样再也没有站起来。
    这个故事讲完以后，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好像缺一个人。
    很多天以后，我坐在电脑前，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让我打开电脑，打开浏览器，打开百度网址，我敲下了繆弘两个字，然后空格，又敲下了母亲两个字，之后回车。
    百度上的垃圾很多，我不知点击了多少个下一页。
    终于一个网页上的内容让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这个网页上写着，繆斌的夫人是日本人。这一下子就解释了为什么当年繆中会从日本中学回国。繆中和繆弘的母亲是日本人。
    也就是说一个日本女人，在这场战争中，先是失去了一个自己的中国儿子，之后又失去了中国丈夫。
    历史曾经是冰冷和干巴巴的，但当在我们的追问下和挖掘下，它便产生了温度，它开始让我们感动，这个时候它已经开始接近了文学。
    我们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对残酷的描写非常的小心翼翼，做了很多处理。如果说儿童文学作品具有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作用的话，那我觉得对残酷性的描写有助于我们培养坚强、勇敢、担当的民族性格。
    小河丁丁：说说沈从文先生
    其实我没有资格来说沈从文先生，但是我受到了他的影响，现在来说一说，可以表达我对他的尊敬和感激。
    我高中的时候开始有了文学的梦想，沈从文先生是我最早喜欢上的不多的几位作家之一。那时我买到一本《湘行散记》，此后在不短的年头里，我一直认为沈从文的散文棒极了，以至于我对他的小说都不怎么关注，再三品味《边城》是很后来的事情。
    记得第一次读到《鸭窠围的夜》，我就特别感动。在那莽苍原始的大山里，在漆黑的夜晚，河面上小小的渔船亮着红光，渔人用棒子敲着船舷惊吓水中的鱼，好像它们在胡乱逃窜的时候钻到网里去。那一种艰辛而诗意的生活，仿佛就是我的亲历。那些河畔的吊脚楼上，妇人为水手或者其他什么人唱着小曲，送别时高声说话，这一切在沈从文看来是那么自然，有一种别样的人情味。那个晚上下了大雪，一只羊不知在何处咩咩地叫，声音固执而又柔和。沈从文说，“我觉得忧郁起来了。我仿佛触着了这世界上一点东西，看明白了这世界上一点东西，心里软和得很。”读到这里，我的心也忧郁着，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美的感受，那是一种悲伤的美，永恒的美。
    为什么沈从文会把湘西写得这样美？这美中还融合着智慧、忧郁和诗情。后来我读了他不少的小说，他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是这样，对山水间的水手、农民、妇女、军人、孩子……甚至对那些家畜和野兽，都怀着无限的爱，有着贴肤的理解。一次我看到谁说，沈从文晚年看起来像个老太太。我的心动了一下，重新找到沈从文晚年的照片来看，真是如此，如果给他换上女装，戴上假发，他真的很像一个老太太，因为他是那么慈祥，那么可亲。我想这就是相由心生，他对人类，甚至对万物，有一种母性般的爱，渐渐就影响到了他的容貌，那是心中佛性的焕发。沈从文是在湘西长大的，他能深切地体会当地人民的思想感情，懂得他们的悲欢离合，同时他又有佛菩萨一样的情怀，所以才能写出那么好的作品。
    我想到了佛经里的话：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这是很高的境界，用在沈从文先生身上也许是合适的。
    庞婕蕾：我是一个容易被细节打动的人
    有一个国家，马耳他，我对它并不了解，但我却因为它，而写了一个短篇故事。
    马耳他，地中海岛国，面积316平方公里，人口总数43万。
    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它的资料。
    为什么会提到它？因为我的同事， 在上海有着优渥生活的一个10岁孩子的母亲说，她为了不让孩子参加国内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曾有过移民到马耳他的念头。
    上海，中国的一个城市，面积6340平方公里，常驻人口2500万。
    同样的，我在网上也找出了上海的资料。上海在中国的地图上是那么微小的一个存在，而马耳他更是只有上海的二十分之一……
    我同事的这个念头震惊到了我，如果说之前我对她育儿的焦虑还停留在浅层认识的话，那么自她提及马耳他后，我深深地意识到，这种焦虑绝不是无病呻吟，而是深入骨髓了，幼儿园必须要补文化课才能在幼升小时搏进好的私立小学、小学阶段拿不到含金量高的奥数证书那么在硝烟弥漫的小升初大战中势必溃败、只有一半的初中毕业生才能考上公办高中、上海的大学对本地生源年年在减招……这些焦虑只有她有吗？当然不是，她不过是上海万千父母中的一个缩影。而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中产希望走这样一条捷径时，那些接收中国移民的国家把移民的门槛又提高了……于是马耳他才会出现在我同事的选项中，她说：“只要500万人民币，卖一套房子就能去了……”
    可笑吗？可怜吗？可悲吗？我不做评价，我只想说，这就是现实，而随着孩子的长大，我很快也会陷入这样一种焦虑中。当“马耳他”三个字在我脑海里飘荡了一段时间后，我把它写进了我的故事里，那个故事叫《秋天的尾巴》，它只是一个6000字的短篇，它也只是写了一个少女的一小段生命历程，但也许它也可以是一面镜子，照出现实社会的一个边角。
    这两年，我写了一个相对轻松愉快的系列故事叫“了不起的小叶子”，本来这个系列名是“加油！小叶子”，因为小叶子是一个长相普通成绩普通的女生，我想给她加油鼓劲。可自从我逛了一家甜品店后，就改变了想法，因为我在那家甜品店看到了一块蛋糕，绿色，很正的绿，它不叫我原以为的抹茶蛋糕，它有个响当当的名字——了不起的小青。一块蛋糕因为绿得很正就可以是了不起的，那么一个有爱的善良的女孩为什么不可以是了不起的呢？我回家后，就把原先的系列名改了。故事推出后，受到了很多小读者的喜爱，他们喜爱小叶子，欣赏她身上那些细微却发亮的优点，也包容她的迷糊、冒失，他们在小叶子身上也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也会觉得自己也是学校里家庭中了不起的那一份子。
    写故事的人是快乐的，可以把看到的一片叶子、尝过的一种滋味、喜欢的一个人、留恋的一个地方统统写进故事里，自此，它们便有了生命，活在书中，活在读者的阅读记忆里。我是一个容易被细节打动的人，我愿在生活中捡拾更多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写下更多的好故事与读者分享。
    马三枣：这里有一扇众妙之门
    儿童文学创作很热闹，热闹得像个大市场，卖什么的都有。我看不惯给小说、童话里的人物起洋名，彼得、哈雷、萝莉；也看不惯搞笑的俗名，胡图图、皮瓜瓜、猪小蹦。本来，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人家爱起啥名，是人家的权利，但是我没有宰相的肚子，撑不开船，我就赌气不读那样的书，也许那书里有很好的故事，但是人名牙碜，我咽不下去。为了与俗世抗争，我要写烙有中国印的小说。
    有一天，我静静地坐在书房里，眼前忽然浮现出一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和尚，那座山叫溪山，那座庙是石鱼禅寺，那个和尚是个机智善良的少年，法号“慧宽”……其实，很多作家写呀写呀，都是在写自己，自己的心灵世界就是灵感之源。我一意孤行，固守自己的想法，只是希望自己好，社会好，世界也好，大家都好好热爱生活，度过美好的日子，该多好。然而，现实总是不那么完美。大千世界，和乐完美，这不仅是小和尚慧宽的愿望，也是我的愿望，我相信，人人都有这样美好的愿望。
    很好，我会写小说，我用我的笔描绘了溪山、禅寺、桂花树，描绘了一群孩子们的成长足迹，我陆续写出了《冰窟窿》《鸟衔落花》等以小和尚为主角的短篇小说。
    读了小和尚慧宽的故事，有人问我：“你信佛吗？”我说：“我只是喜欢佛文化，就像喜欢儒文化、道文化一样。”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佛教思想早就渗透到了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大彻大悟、三生有幸、自作自受、前因后果、一丝不挂、伸手不见五指……这些日常用语，原本都是佛教用语。出门游玩，人们也常常躲不开青烟缭绕的寺院，那里的建筑、雕塑、装饰，已经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了。
    儿童文学是一片纯净高洁的艺术天地，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要用全部的修养、毕生的精力为孩子们献上文学的厚礼。其实，这份厚礼更像一扇门，一扇众妙之门，推开它，那是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
    有分量的儿童文学创作，不仅需要作家具有编织故事、塑造人物的本领，更要求作家有一种十分宽阔的文化视野，以及与之相随的开阔的人文情怀和深透的社会思考。曹文轩是这美好世界里负责任的园丁，他始终讲究艺术品质，得到世界的认可。他是儿童文学界少有的理论家兼作家，他对文学的价值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而珍贵的艺术高度。他的代表作，写的多是远离现在孩子的“昨天”，但他觉得，文学写的不是时代的变化，而是人性。爱恨情仇，这些基本人性从未改变。儿童文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这包括正确的道义感，审美价值和字里行间、无处不在的悲悯精神。曹文轩说：“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最大的幸福就在于，一个当年的读者在晚年时依然感激地回忆起他的作品。”是的，童年播下的种子，根扎得最牢；童年走进的花园，印象最深。
    短篇儿童小说，是最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一种文学样式。它短小精悍，构思巧妙，易于吸收，也最耗费作家的心智。我在创作这些短篇作品的时候，真是费了很大劲，甚至我都怀疑自己不是这块料，要半途而废了。我是怀着一种挑战自我的精神存活下来的。我没有沾沾自喜，我还在努力挣扎，奋力攀爬。我知道，一个小读者翻开一本书，就是在推开一扇众妙之门，我是这园子里的一处风景，要做个常看常新、奥妙无穷的风景，是很难的。
    张忠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要有良好的语言修为
    我的童年是没有文字阅读的，虚岁20岁之前我只看过半个章节的《西游记》，半本武侠小说《联剑风云》，除此我接触到的文字只有教科书。在人生阅读的黄金期缺失了阅读，这对于一个打算写文字的人来说近乎是个灾难。很长一段时间我在怀疑自己能否走这条吃文字饭的路。在陆陆续续发表了一些小说后，我的迷茫感更加严重。
    我停下来梳理自己的创作与阅读，尤其是阅读，我发现竟没有读过中国的古典文学。过去我对中国古典文学是拒绝的，除了宋词有些感觉外，别的没有什么兴趣，总觉得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是很风马牛不相及的。我试着阅读中国古典文学，当然首要的是读四大名著，读过我才发现老祖宗留下的真是宝贝。《红楼梦》、《水浒传》好，但发现离我个人的话语习惯并不是完全合拍的，我于是从唐诗宋词元曲读到唐宋传奇，再往前什么诸子百家都拿来看，有些东西是读不大懂的，但中国古典文言传达出的韵律与节奏美，让我一度很着迷。
    有两本书我是拒绝读的，一本是《聊斋志异》，一本是《金瓶梅》。《聊斋志异》在我的旧有认识中是写鬼狐的，甚至在传达封建迷信。我是个唯物论者。对于《金瓶梅》，不要说了，都懂的，我是个好孩子，禁书是雷区，不能越的。很有意思的是，当我读到《聊斋志异》之后，我才发现这本书才是我走了那么多弯路所苦苦寻找的。《聊斋志异》是用减法写成的，蒲松龄不肯多用一个字，就像蒲松龄先生穷得买不起书写的纸和墨。《聊斋志异》之后我翻开了《金瓶梅》，当然我们市面上正版的都是过滤过的。我喜欢上了这本书，说这话可能会被误解，再说一遍，这本书是过滤过的，市面上在卖的很多书远比过滤过的《金瓶梅》色彩更浓。一句话说的好，清者读之以为圣，浊者读之以为淫。《聊斋志异》的语言是节制的，省到了吝啬，《金瓶梅》的语言是泛滥的，就像书中的人物都是话唠、兰陵笑笑生也是个话唠，比起来，蒲松龄应该是个口吃才对，因怕被笑话所以说话少。这里面你也许会说《聊斋志异》是文言小说，《金瓶梅》是文言白话，当然会出现上面的差别。如果仅仅从这个角度去解析，那是很浅白和危险的。文言小说有很多，文言白话小说也有很多，但我读过后没有这么强烈的对比差异。《聊斋志异》是文人化的语言，蒲松龄写的是鬼狐妖，是上不了台面的，但蒲松龄写这些上不了台面的鬼狐妖，使用的却是正统的文言，甚至还带着点八股腔，这么说并不会降低《聊斋志异》的艺术品位，八股腔是有的，蒲松龄考了一辈子科举，只是没考中而已，他的文字怎么能没一点八股腔的痕迹？但蒲松龄的叙事语言有着比较纯正的文言血统。相反《金瓶梅》的语言是市井化的，这本书中所写的也不过是西门大官人家里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这样的故事必须要用这样的话语体系来表述，很难想象用《聊斋志异》式的语言写《金瓶梅》会是个什么味道。
    我很纳闷这两种差异化极大的话语模式，竟然在我的体内和平共处。我尝试着站在这两个话语体系之上进行书写，我感觉我的故事找到了与之匹配的语言。其实每个作家都应该脚下有根，这样才能走得踏实。如今我一只脚踩着《聊斋志异》，它的周围还摆放着《阅微草堂笔记》、《楚辞》、《离骚》，另一只脚踩着《金瓶梅》，它的周围围绕着《红楼梦》、《西厢记》等等，《金瓶梅》是不及《红楼梦》的，但我更喜欢《金瓶梅》式的语言。修炼语言，我迷茫之后选择了大踏步的后退，向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学致敬。小说是语言的艺术，修炼语言是作家一辈子的功课，只有用优秀的汉语言才能写好中国故事。儿童文学作家更应该如此。
    沈习武：什么作品才能被称为有价值的作品
    这些年来写了一些小说，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一直觉得缺乏理论的支撑，努力汲取理论完善自己。对于什么样的作品，才能被称为有价值的作品，一直比较模糊。但是在写作过程中，我也不断地进行反思和探索。
    我常把好的作品比作饺子，思想内涵是饺子的馅，故事就是饺子的皮。“馅”越“大”，“皮”越“薄”，这个饺子的“味道”才会越好。在写作中，一直希望能写出思想内涵极为丰富，而故事却极为简洁的作品。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却不断地遇到一些困惑，每写一个新作品前，我总是会不断地反复地想：我这篇作品，在思想上要达到怎样的高度，在故事上如何创新，在语言方面的亮色在哪里？
    不过想得多，做得难，真正写起来时还是困难重重。这是我真实的写作状态，希望与大家能有一个很好的碰撞与交流。
    徐玲：给孩子一份温暖的鼓励
    2012年4月，“我的爱”系列首部《我会好好爱你》由中少社推出。随后，“我的爱”系列以每年一部的节奏继续推出，目前已经有了5部。我想，“我的爱”系列能够赢取读者，除了作品的语言表述，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切合读者的阅读审美外，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在于作品的主题。亲情，是人间最永恒的主题。对于亲情，每一个读者不仅不会排斥，而且都渴望从中得到温暖和力量。“我的爱”系列通过一部部亲情大戏和一个个充满爱与力量的故事，给读者制造一次比一次深刻的阅读体验，这样的每一次体验让读者如同经受一次通透的洗礼。
    生活中不同家庭的孩子，会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不幸和灾难的考验，当不幸和灾难降临时，年少的孩子该如何面对？特别是那些未经世事，无以体会父母之心的孩子该如何适从？这就是我通过一部部的亲情作品，要告诉读者的话，要让读者明白的事。如，《我会好好爱你》整部作品通篇用一个“爱”字，串连始终。通过懂事的小熊和坚强的妈妈将爱互给对方，展示了亲情的伟大与无私。读过《我会好好爱你》的读者，自然就会明白一个道理——“面对一切不幸和灾难，如果能以爱作舟，即能渡出心中苦海。”
    十多年的创作，我觉得自己是在用实践在不停地探究儿童文学更大的价值。我早期的作品对亲情的描述着墨不多，更多停留于对孩子优良品性的启发引导上。随着对儿童文学价值认识的深入，现实生活和亲情逐渐成为我创作的主流。2008年我创作的长篇小说《流动的花朵》开被评论界视为中国儿童文学深刻转向的标志作品。很多读者对《我会好好爱你》耳熟能详，所以往往会误认为它是我的首部亲情小说，其实我的首部亲情小说是2008年由未来社推出的《我的红狐狸妹妹》。这部作品才是我亲情小说的发端和创作之源。
    《我的红狐狸妹妹》文字清新、优美、温暖，将人类与狐界两个世界同时运筹，引人入胜。我创作的第二部亲情小说是希望社推出的《我的狼妈妈》，讲述的同样是一个让人感觉离奇又特别希望它是真实的故事。上述两部亲情小说都着力弘扬一切有价值的生命和所有精彩生命应有的美好品质。
    如果说我早期的亲情小说在写作手法和表现的内容上还带有较多想象成分，较浓儿童文学色彩的话，那么从“我的爱”系列开始则彻彻底底变成了现实亲情，阅读对象也不局限于少年儿童，成为适合全家共享的温情读物。这种完全背离童书市场热闹旋律的做法，应该是我对儿童文学创作心得进一步提升后创作技巧与思想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