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周穆王篇讲了宋国人阳里华子中年得健忘症的故事，说他“朝取而夕忘，夕与而朝忘；在途则忘行，在室而忘坐；今不识先，后不识今。”家人请来占 卜师、巫师、医生，都治不好他的病。最后来了一位鲁国的儒生，顺应自然，感化其心，“积年之疾一朝都除。”华子病愈，不仅不感谢，反而勃然大怒，把老婆孩子一顿臭骂，操起兵器，将儒生轰出家门。邻居们劝阻，说他不知好歹。华子说：“我过去遇事就忘，有没有天，有没有地，一概不知，何等逍遥自在。现在记忆恢复了，几十年的得失荣辱，喜怒哀乐，一下子涌现出来，使人心乱如麻。我再也不能享受过去的那种宁静了。”
    在列子和庄子的著作里，这种齐生死、等万物的“病忘”，是至人和真人们才能达到的超越境界，阳里华子于不经意间得之，譬如天籁，不假人力，值得羡慕。但在现实中，求遗忘的人，往往是因为痛苦不堪忍受，要靠时间来医治创伤。遗忘本质上是一种逃避，无可非议，却是个性柔弱的表现。
    阳里华子的拒绝记忆，让人联想到莎士比亚笔下最难索解的人物哈姆雷特。在其“生存还是毁灭”的著名独白里，这位而立之年才刚刚开始留学生涯的丹麦王子，面对为父复仇、整顿乾坤和忍辱退让、一死了之的二重选择，本来是倾向于自杀的，下不了 自杀的决心，主要是因为宗教戒律。然而戒律只是外因，他内心纠缠难解的，是一个在常人看来荒诞不经的理由：害怕死后会做梦：
    “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朽腐的皮囊以后，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人们甘心久困于患难之中，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要是他只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 ……”
    担心死后下地狱受种种磨难，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因为不知道死后会做什么梦而畏惧死亡，大概只有十足的书生才有如此念头。事实上，即使在书生和怪异的艺术家那里，这么想的人也是凤毛麟角———除非是一个天才加精神病人。
    哈姆雷特是疯子，在剧中，这是不言而喻的。当他从父亲的鬼魂嘴里得知叔父篡弑的真相，立刻决定装疯，以进一步试探对方并保护自己。在后面的大部分场次，我们发现，哈姆雷特的装疯，未必全是装疯，他像一个演员，进入角色太深了，以至分不清自 己在戏里戏外的不同角色。如此，不仅老奸巨猾的国王克劳迪斯看不出，爱他的母亲看不出，人生经验丰富的御前大臣波洛涅斯看不出，就连情人奥菲丽亚也看不出。波洛涅斯一边感叹“他的疯病已经很深了，很深了”，一边不得不承认“他的回答多么深刻！”奥菲丽亚奉命前去试探，每一句小心翼翼的问话，都被哈姆雷特残酷地驳回，骂奥菲丽亚“烟视媚行，淫声浪气”，骂自己“我的罪恶是那么多，连我的思想也容纳不下。”他的话句句针对偷听的人，所以克劳迪斯断定“他的精神错乱不像是为了恋爱，话虽然有些颠倒，也不像是疯狂。”国王看到的是一面，我们读到的是另一面：在奥菲丽亚面前，他是真疯和假疯交织着的。
    哈姆雷特说：“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决心的赤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好吧，我们姑且承认他害怕做梦就像希区柯克影片 《迷魂记》 里的退休侦探斯考蒂患有恐高症，那么复仇呢？ 迟疑的理由安在？ 有一次他说了，国王在祈祷时，他很容易动手，但他不愿意，因为这样做等于把恶人“送上天堂”。
    这个理由，在修辞上是有力的，却不值一驳，无非是为一次次的延宕找借口。唯一的理由，也许我们至今未能确定其核心所在，但显然是由于他的性格。歌德在 《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 中的评说仍然是经典的:
    “这个皇族的花朵，本来是娇嫩而高贵的。”“他希望统治，只是为了善良的人不受任何阻碍，永远善良。……一个美丽、纯洁、高贵而道德高尚的人，他没有坚强的精力成为英雄，却在一个重担下毁灭了。这重担他既不能掮起，也不能放下；每个责任对他都是神圣的，这个责任却是太沉重了。他被要求去做不可能的事，这事本身不是不可能的，对于他却是不可能的。”
    精辟之处就在，“这事本身不是不可能的，对于他却是不可能的。”
    在歌德看来，哈姆雷特的优柔寡断，有一种完美主义的考虑，要把一件事做得毫无瑕疵，不肯在克劳迪斯祈祷时下手就是一例。另外，在听了鬼魂的揭露之后，他还是不肯全信，一定要通过演谋杀戏观察克劳迪斯的反应。克劳迪斯果然又紧张又愤怒，哈姆雷特这才确信他真的犯下了弑君之罪。
    哈姆雷特与其父同名，父子情深，这是一个小小的象征。老哈姆雷特英明神武，战胜过老福丁布拉斯，夺得他的土地。小哈姆雷特尽管剑术甚高，却自知“一点也不像”古希腊英雄赫剌克勒斯，多思虑而乏勇气。歌德说的太沉重的责任，如果仅指杀掉篡位的克劳迪斯，那就还是孟子所说的“不肯为”，甚至还不够不肯为的标准。哈姆雷特能够，也肯，但他迁延太久，结果国王主动出击，陷他于被动，他靠了运气和最后的勇气，也只拼了个同归于尽。
    哈姆雷特无力行动的原因究竟何在？ 这个问题说穿了，并不复杂。哈姆雷特在第一幕就说了：“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楣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在第二幕，对吉尔登斯吞和罗森格兰兹说，世界是一所牢狱，“丹麦是其中最坏的一间。”他对人心，对整个世界，是彻底的失望。所以他才说，“我们的帝王和大言不惭的英雄，却是乞丐的影子。”
    对哈姆雷特来说，世界没救了，他不仅无力承担重整乾坤的责任，还由衷地厌恶它：“人类不能使我发生兴趣”。杀死克劳迪斯不难，难的是之后他要继承王位，“做一个贤明的君主”，面对种种复杂的矛盾。在对吉尔登斯吞和罗森格兰兹的谈话中，他也提到了梦，他说：“倘不是因为我总做恶梦，那么即使把我关在一个果壳里，我也会把自己当作一个拥有无限空间的君王的。”或者在做恶梦，死后仍然摆脱不了它，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活着还是死去，都不能心安，选择哪一条路都令人痛苦和踌躇的原因。
    如此就又回到了歌德那里。事情本身并非不可能，而只是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对他不可能？ 因为他厌恶，他恐惧，因为他不肯。
    哈姆雷特独白里的著名疑问，除了生死，真正具有实在意义的是行为的选择：是“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还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哈姆雷特的回答是：哪一种都不高贵。对他来说，最好的路似乎是像阳里华子一样，在“病忘”中快乐地活下去。可惜他的梦被代表严酷现实的鬼魂唤醒了，一如艾略特诗所言：“我们留连于大海的宫室，被海妖以红的和棕的海草装饰，一旦被人声唤醒，我们就淹死。”
    （作者为旅美作家，现居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