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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岁出版自传体小说《北京娃娃》的春树，大胆书写中国80后一代典型群体的“残酷青春”，在当时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浪潮。阔别多年，倏然之间，她已不再是少年。如今，她带着新作品《乳牙》回归文坛。 如果说《北京娃娃》是春树“由自己的生活和情绪构成的青春史”，那么新作《乳牙》是以同样的方式建构自己的“后青春时代”，是春树式的续集、人生的“第二季”。 《乳牙》仍是一部以自身为对象、书写个体经验的私语化写作，带有新时代的独特风格和作者自身鲜明的独特印记。与春树以往作品不同的是，在“自我”之外，《乳牙》又增添了更加丰富的“女性”意味，这源于主人公身份的转换。作品打破线性的时间秩序，通过回忆、梦境、日记等交织错落，记录了“我”从恋爱结婚、去国迁居、怀孕生产、产后抑郁，再到回国休整、寻找自我、走出阴霾的全过程，见证了“我”在特殊时期的心灵嬗变。“我”的故事少了“残酷青春”的撕裂感，多了几重身份，也多了几重焦虑。 “我”是妻子，婚后与丈夫远赴德国柏林生活。平淡的婚姻生活，与丈夫的意见不和，等等，使“我”越来越陷入纠结，“我变得一无所有……想写的小说也常常写不下去……前途未卜，我们的爱情也找不到方向”。 “我”是母亲，定居后不久就发现自己怀孕了，从怀孕到生产，再到患上产后抑郁症，还有腹部的这道伤疤，一直提醒着自己经历过的那些事情，那是一段痛苦难熬的经验，导致时常怀疑自己没法当传统意义上的“好妈妈”。 曾经的少年终于面对生活的“残酷”，她没有挣钱的能力、孤独而贫困。她形容这种生活“像在岛上，像关在监狱”。她或是常常设想自己嫁给大院里的男孩，过上与现在完全不同的生活；或是向往在国内小城过着普普通通的小日子。如此看来，她对那些“光辉岁月”的回忆和对别样生活的想象都是对现有家庭生活的一种逃离，是对作为母亲、妻子等家庭角色的身份焦虑。当她成为家庭主妇面对“一地鸡毛”的生活，当初那个叛逆的少女没有因在婚姻生活里的安定和归属而满足，绝望的主妇需要更多的社会成就感。这是一场家庭角色与自我实现的拉锯战。“我”究竟要做怎样的自己？如何更好地生活？ 对生活的追问，始终是春树创作的力量源泉。《乳牙》看似零散混乱的日常记述背后，琐碎而又切实，字里行间环绕着深刻的主题，那就是试图探讨和解决当女性处于家庭角色的疲惫状态时该如何面对自己、面对孤独、面对生活的问题。家庭生活不应是女性的枷锁，社会身份也应是女性生活的重要支点。渴望被认同的心态，看似不酷了、是对叛逆青春的叛逃，但身份焦虑若能使“我”不满足现状，不断寻找内心的方向，这何尝不是一股有益的力量。 面对生活的压力与精神世界的缺失，重建生活，是这位“绝望的主妇”面临的课题。她活在自己的迷茫里，活在走向答案的漫长路上。她决定回国休整，逃离眼前的生活，带着孩子，也带着挣扎的身影和扭结的心灵。回国后，她重逢旧友、结交新知。通过朋友的鼓励，她开始尝试继续写作、回归文学现场。自由写作者是她的社会身份，她亟需重建自我的位置，走出无所事事的状态，奔赴新的生活。借由写作，通过文学，她逐渐从糟糕的状态里走出来——“我的光明何来？可能是因为我又重新开始创作了。”“我整个人也从无限的谷底慢慢爬出来了，如果说这是一条进了就无法后退的隧道，那么我已经爬过了最艰难的那一段，尽管我真的是爬出来的，是一步一步挪出来的，有时候甚至进两步退三步，但前方的光明时隐时现，我已经可以看到了。”从这个意义来看，《乳牙》多了一份女性成长小说的意味。 春树，通过写作，通过“我”的成长，不断地袒露拨开自己，获得内心成长与自身体认。她仍旧是那个不可复制的、坦诚的、“在执拗地寻找着与生活和平共处、却又不丢失自己的方式”的春树。这让人不禁想起《月亮和六便士》里的那个抛下所有去画画的斯特里克兰： “在异国他乡，他贫病交加，对梦想却愈发坚定执着。他说：我必须画画，就像溺水的人必须挣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