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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崇尚批判理性、智性文化的时代语境中，梁晓声的长篇小说《人世间》社会历史认知和人性境界探索并具，将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和“应该怎样”融为一体，从意义格局建构、人物形象塑造到历史哲学意识提炼，多方面重构了德性文化的温暖与崇高，既具备“史外之史”的认知价值，又拥有“人之为人”的思想探讨，极具时代针对性地彰显了现实主义文学思想性、方向感兼具的雄健气魄和雅正品格。 关键词:《人世间》 德性文化 时代针对性 现实主义品格 作者刘起林，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保定071002）。 01 德性文化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礼记·中庸》就倡导“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 ，将德性视为人格修炼的目标。以逻辑实验主义为基础的智性文化，则一向被视为西方文化的同义语、代名词。智性文化以求生存与生存之改善为价值追求，以人欲的满足和对利害关系的理性权衡为基本内容。不管是主张理性，还是如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主张批判理性，智性文化都内在地贯穿着这一思想线索。 但越过思维表象从根本上看，德性文化与智性文化不过是观察、处理人伦关系的侧重点不同，实际上存在着相互联系与渗透、相辅相成的一面。中国传统文化的“成王败寇”思维就是智性功利观蜕变的产物，西方的人道主义观念则表现出鲜明的德性文化倾向。事实上，两种文化在人类历史上都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也各自表现出内在的缺失与局限。所以，任何过度倡导和强调一类文化、却忽略和压制另一类文化的倾向，都是一种辩证意识薄弱的思想偏失。 但在当今中国社会文化继往开来、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却存在着以智性文化压制和排斥德性文化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在文学创作领域有着明显的表现。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历史反思到21世纪的商海职场叙事，审美主体或者对宏大历史展开个体本位的认知，将种种审丑、解构性的创作思路奉为时尚，刻意采用强化、变形的叙事策略和调侃、亵渎的精神姿态，来宣泄个体价值损伤的沮丧与怨愤；或者对社会现实进行欲望化解读，将各种权谋文化、丛林法则、人性邪恶，以哀婉伤感的笔调转化为新型的“心灵鸡汤”和“人生教科书”。在貌似追求现代性、探寻真相和真理的审美姿态中，明显地表现出功利算计与人本关怀之间价值立场的偏颇，甚至蜕变为某种精神的戾气。实际上，这种种思想路线对历史进程中“人”的复杂存在状态，对艰难人世中时代意志与历史功利之外的人情温暖、人道善意，都缺乏应有的关注与尊重，体现出一种“见事不见人”、“立场正确却藐视人情世故”的社会文化倾向。尤其是对民间常态的生存逻辑，审美主体普遍存在着一种精英式高高在上的隔阂心理，缺乏对人类日常生存和人间烟火气的敬重、敬畏之心。即使聚焦德性文化，他们也往往着力强化其迂腐、压抑、逆来顺受的负面特征，以显示自我时刻不忘文化批判的认知理性优越感。 文学创作作为一种人类精神文化活动，固然需要以尽可能充分的时代理性，对社会历史和人心人性有所审视、有所批判，但是，文学创作最根本的价值和意义，决不只是对社会与人性形成否定性的判断和理解。以肯定与否定相结合的全面、辩证把握为基础，建构起一种精神的抚慰和方向的指引，达成对社会发展、人性完善的支持与帮助，才是人类文学更为重要和根本的意义。所以在文学的审美建构中，将批判意识与德性文化对立起来，以批判意识、智性文化压抑和遮蔽德性文化，虽然审美主体的精神姿态鲜明有力，却存在对文学根本意义理解的片面、狭隘和短视之处。审美价值立场的偏失，必将妨碍文学创作意义境界的通达和精神气象的辽阔。 针对这样的时代审美思潮，中国文坛重要的作家、批评家纷纷旗帜鲜明地表达出对文学发展根本方向的重新思考。仅在2019年，重申德性文化对文学创作重要性的思想观点就频频出现。铁凝提出要“以闪耀德性光芒的精品奉献人民，照亮人心”；孟繁华批评文学创作的“情义危机”，呼吁要“写出人类情感深处的善与爱”；贺绍俊提出要“有情有义地感知现实新变”。他们的论述中，包含着对当下文学亟须转变思想向度与审美重心的思考和呼吁。 梁晓声一向以富于理想主义和道德激情著称。在40年的创作历程中，他的知青文学慷慨悲壮，雄辩地展现了知青一代的使命感、责任意识和群体情义；他的商业文化批判性文本则悲悯与愤激兼具，入木三分地剖析了因欲望泛滥、社会分化而导致的人格扭曲、人性蜕变的时代现实。2017年，梁晓声又推出了上中下三部、长达115万字的大部头长篇小说《人世间》。这部作品将社会历史认知和文化人格探索相结合，在20世纪70年代至今长达50余年的历史时空中，展开了平民百姓卑微坎坷的人生命运和互助互慰的道义精神，重构了中国德性文化的温暖与崇高。在崇尚批判理性、智性文化的时代语境中，《人世间》的思想认知和价值建构，体现出鲜明的文化针对性和方向指引力。 02 《人世间》围绕周家三代人及其人际关系圈各种人物的命运变迁和人格品质，以整体性的社会结构视野和编年史性质的叙事建构，承载起雄辩的思想逻辑和丰富的历史内容，有力地展现了德性文化在中国当代社会的坚实存在与巨大意义。 在纵向历史变迁层面，作者总揽当代中国改革之前的年代、变革时代和商业文化三种社会形态，分别作为上、中、下部的审美重心，细致地梳理了年货、布票、肉票、澡票、户口簿、工种、厕所、住房等普通百姓生活中的典型历史细节，翔实地展现了从上山下乡、三线建设、推荐上大学，到知青返城、恢复高考、出国潮、下海经商、明星走穴，再到企业转型和失业下岗、个体经营、棚户区改造、反腐倡廉等各种社会热点现象，充分展现了复杂时世中平民百姓的诸多坎坷与艰辛，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当代社会的曲折道路和复杂变迁。 在横向社会结构层面，作者从周氏三兄妹的人生历程和人际关系圈出发，既广泛描述了街道和工厂的平民百姓生态，又跨过底层社会的门槛，将笔触拓展到了城市知识阶层和“老革命”、老干部的生活领域，层次丰富地揭示了不同阶层之间的生存状态和亲疏冷暖关系，从而建构起一幅“文学性的、跨度50年的各阶层分析”的艺术画卷。 在梁晓声看来，“民乃国之根”，“民间的中国感受如何，是佐证中国发展进步的首要方面”。《人世间》以纵向年代感和横向阶层性并具的叙事建构所显示的，正是“从那个年代梳理过来”的中国民间社会的巨大变迁，其中鲜明地体现出一种“史外之史”沈雅婷、崔芃昊：《理解梁晓声的三个关键词——“现实主义：的审美品格。 《人世间》的“史外之史”品格不仅包括对历史法则的探索，还拥有对人性法则的剖析与分辨。梁晓声基于“民间原本是比别的社会层面更多温暖的一大部分人间”的社会观察和思想信念，在《人世间》中以共乐区光字片平民群体的邻里关系和友好情谊为审美重心，着力从时代“大意志的主宰的背阴处”，来探究弱势群体抱团取暖、共度人生艰难的伦理规范，发掘底层社会空间的生存力量、价值准则与人格尊严，揭示人世困厄中所体现的美好人性、温暖人情和崇高德行。共乐区光字片居民长久保持的近乎民俗性质的春节聚会，酱油厂工友们不分彼此的互助行为，蔡晓光出于情义对周家与曲老太太源于认同与怜悯对渣房青年工人的援助之手，都具体而鲜明地表现出一种以善良和道义为核心的德性文化精神。从父母长辈的人格熏陶，到欧美文学经典的精神启迪；从底层处世方式和为人原则的方向引导，到与人为善、扶危济困过程中自身的快乐与满足，梁晓声对底层平民积德行善的心理基础和价值资源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描写。由此，《人世间》就将平民百姓隐藏在卑微生存状态中的尊严与温暖，推到了文本意义建构中极为醒目的位置，并以之为基础，建构起一种社会波折必然性和德性文化温暖崇高感融为一体的文本意义格局。 梁晓声曾经谈到，《人世间》“既写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也写人在现实中应该怎样。通过‘应该怎样’，体现现实主义亦应具有的温度，寄托我对人本身的理想”。这种“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和“人在现实中应该怎样”、“对人本身的理想”相结合的审美诉求，落实到文本意义格局建构的层面，就是涵纳而又超越智性文化的历史理性视野，同时展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法则和人性法则两个层面，重构人类德性文化的温暖与崇高，深化和拓展文学作品作为“史外之史”的意义境界。 03 作为一部具有现实主义史诗风范的鸿篇巨制，《人世间》不仅视野深广地展现了德性文化温暖与崇高的典型环境，而且着力塑造了以周氏三兄妹为代表的社会各阶层“好人”形象，从典型人物的角度有力地充实了德性文化的审美蕴涵。 周氏三兄妹出身于共乐区光字片的底层平民家庭，周秉义和周蓉通过读书改变人生命运，分别进入了官员队伍和知识阶层，周秉昆则仍如父辈一般在社会基层艰难打拼、辛劳谋生。他们虽然成人后所属的社会阶层各不相同，但在以人为本、守护情义、扶危济困的精神人格向度方面，却显示出跨越社会阶层界限、贯通不同人生模式的高度一致性。 老大周秉义清醒睿智、理性稳健，学生时代已是青年榜样、群体领袖式的人物，去兵团之前就与小伙伴们读“禁书”、研读和讨论世界文学经典，以寻求精神滋养。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期间，他曾为了爱情与人品而放弃几乎全兵团知青都羡慕的调干参军，也曾为维持公道坚持帮助被坑害的知青战友摆脱人生困境，从中已鲜明地表现出在人生功利和道义情感之间分寸感极强、又偏向性明显的个人选择。走上领导岗位后，周秉义先是主动请缨，担任濒临倒闭的国营大工厂的党委书记，思路上不拘一格、行动上身先士卒，千方百计地扭转工厂濒临破产的困难局面；后又放弃京城部级领导的高位，回到家乡城市担任一个能为百姓干实事的副市长，攻坚克难、鼎力推动全市的土坯房和危房改造工程。不管处于何种职位，不管呈现出怎样的职务姿态，他始终未曾改变内心的平民意识、底层关怀，而且既能奋不顾身，又能忍辱负重，最后还因处于癌症晚期而昏倒在危房拆迁现场。周秉义的为官廉洁与坚持原则也是始终一贯性的，在仕途晚期曾有过一次暗示周秉坤提前扩大小院门面以在拆迁中获益的行为，他坚持为这人生的瑕疵而自请处分。总之，周秉义身上既表现了共产党领导干部的高度党性和执政为民的使命感责任感，又显示出中国传统社会道德君子洁身自好的精神品质，充分表现出党性与人民性的融合、好官与好人的统一，德性文化则是他统一与融合各种优秀品质的路径和桥梁。 老二周蓉天资聪颖而任性叛逆，颇具知识分子自由不羁的精神气质，她的人生道路大起大落，既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色彩，又有瞎折腾的意味。早在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她就自动放弃保送资格，还有意考入质量较差的学校；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她又以一篇发表在学生刊物的化名文章，激起一场轰动全校的大辩论，任性叛逆的性格特征从小到大一直存在。她曾以“负有拯救使命”自居，从中国东北的大城市哈尔滨远赴西南的贵州贫困山区，与年龄差距极大的北京落难诗人结为夫妻；曾于高校教师生涯风生水起之际，放弃高校教职和大好前途远赴异国他乡，去陪伴和挽回随前夫流落的女儿。这种种人生关键时刻逆功利算计而动的道路选择，使得周蓉我行我素、不拘一格、叛逆任性的人格特征表露无遗。但在各种似乎是自讨苦吃的人生选择中，周蓉又总能活出自己的光芒和精彩；在历经守望与破灭、断裂与重构的人生命运里，她也总能表现出化悲壮崇高为举重若轻的精神风度。更为关键之处在于，周蓉远赴贫困山区是为了爱情，远赴异国他乡是为了亲情，她于斑斓多姿的人生演变中守护不变的意义核心，仍然是守护情义、扶危济困的德性文化精神。 如果说周秉义的德性包含着源于“思想进步”而形成的理性责任和使命担当，周蓉的德性体现的是个体精神高扬的生命理想，那么，平民百姓周秉坤的德性精神，则不过是平庸人生中的一种本性流露，是市井平民在卑微而艰辛的生活中互慰互助的实心热肠。从懵里懵懂地为人帮忙，到不顾家庭反对、不惧生活重负地选择郑娟为妻；从对少年朋友们的困难仗义相助，到保护养子奋不顾身而遭遇牢狱之灾，周秉坤的德性品质既平实、温情，充满人间的烟火气和世俗感，又深具反抗压迫、超越困厄的精神崇高性。他的人生追求与责任担当所遵循的，不过是“磕磕绊绊地学着做父母做民间所认可的那种好人”。但正因为对这德性文化基本原则的坚守，周秉坤赢得了孙赶超、肖国庆等人的真挚友谊，又与曲老太太、邵敬文、白笑川等前辈成为精神相通的忘年之交，从而彰显出德性文化不可抵挡的人格魅力与人际亲和力。作者不以周秉义、周蓉，而以周秉坤为作品的第一主人公和中心线索，显示出德性文化既与个人的精神修炼相关，更是一种底层民间积淀而成的人格本色。 《人世间》通过揭示周氏三兄妹的“善根”，塑造他们遵循德性文化法则、服从美好人性人情的“好人”人格，从当代中国超越历史坎坷与曲折的社会支撑力量，和平民百姓困厄永在但温暖与善意常存、天无绝人之路的命运规律两方面，有力地夯实了重构德性文化温暖与崇高的思想主题。作品既表现德性文化是一种人类优秀文化精神的现代传承，又揭示德性文化与现代知识分子自由精神、共产党人以人为本原则的内在相通之处，充分体现了德性文化价值基础和社会认同的深广度。 04 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中，对于伦理道德的倡扬和书写并不罕见。从历史反思中的政治道德，到婚姻爱情中的个人道德，再到商业沉浮中的精神品德，众多作品展现了千姿百态的道德境界。《人世间》的卓越之处在于，作者远远超越道德行为、问题意识的社会话语境界，从辨析和探讨“人之为人”的价值层次，将德性文化提炼为一条具有历史哲学性质的阐释思路，并以之为基础形成了理解和评判人世嬗变全局的根本线索。 首先，《人世间》将德性文化与抵御人生困苦的人格力量、精神境界联系起来，有力地展现了底层百姓德性人格守护的艰难与崇高性。 郑娟一家人的悲苦命运与坚韧品格、仁慈之心就是典型的例证。郑母身处社会的最底层，依靠卖冰棍和糖葫芦维持生存，却以对生命的尊重与悲悯，将郑娟和光明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弃儿抚养成人。郑娟经历了幼年被弃、青年丧夫、中年丧子的一次次打击，却坚韧地承受一切，始终不改善良、温顺、奉献的人生品质。她还没有嫁给周秉坤，就在周家遭难无人时主动去照顾成为植物人的周母；周秉坤坐牢时，又是她独自支撑家庭，抚养着一个植物人母亲、一个盲眼少年和两个幼小的孩子。正如作者所言，这一类女人“似乎是上帝差遣到人间的天使，只要她们与哪一户人家发生了亲密关系，那户人家便蓬荜生辉”。她们令所到之处“蓬荜生辉”的基础，则是德性人格的人性光芒。盲眼男孩小光明曾为不做姐姐与周秉坤的累赘而情愿离家出走，小小年纪已体现出扎根内心的善良和牺牲精神。他后来皈依佛门成为高僧，则将郑家人的纯良品质与佛家的慈悲境界富有生命哲学意味地连接了起来。作者满怀怜悯和敬意地书写他们卑微、艰辛、濒临绝境仍然保持着善良与慈悲的生命境界，有力地揭示了德性文化给予芸芸众生的温暖和支撑社会前行的力量。 其次，《人世间》将德性文化与人性底线、人格理想联系起来，形成了一种从基本人性品质出发阐释人生世事的审美立场。 作者以德性文化为价值底线，将各类人物复杂的外在行为和基本的心性善恶纳入同一视野来审视，使人物形象得到了深入人性品质层面的定位性刻画。蔡晓光作为著名导演潇洒纵横于官场、商场和情场，虽然不无风流韵事、不无权谋手段和功利之心，却始终不失对少年暗恋对象周蓉的真情守望。高干曲老太、金老太正统严厉而孤傲自矜，生活等级感森严，内心却并未丧失对周秉坤等弱势群体的关怀与扶持。在众多诸如此类的描写中，作者独具只眼地发掘各类人物隐藏在人生问题和人格缺陷背后的人性温情与善意，人物形象由此呈现出别具一格的精神闪光点。 作者还以德性文化品质的人格生成为观察视角，深刻地揭示了底层人生所包含的精神攀登的意义。共乐区光字片和酱油厂出渣车间的底层小青年们，心智和知识结构相对薄弱，但在社会历史和人生命运的重大转折关头，却总能做出种种基于生活习性和心理本能的善意、仗义举动，这些举动既作用于社会、帮助了别人，也成为他们自身的一种人生历练。在酱油厂渣房，周秉坤主动承担不属于他的酱油流失事故的责任，反而“被全场人另眼相看”、在工友们中“树立起了一种大哥大般的威望”。在“国家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周秉坤豁出去在自己供职的杂志刊登北京传来的诗歌，并将其作为“我周秉坤的大学”。《人世间》描述了众多共乐区儿女们的这类选择与历练，深入探讨了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守住做人底线，并在做人的底线上尽量提升自己的精神坐标和心灵标杆的层级”，充分呈现出他们庸常人生中的人格光彩，揭示出他们的日常生存是“活下去又绝对不是苟活，不是动物性的本能，而是具有精神的攀登的意义”。 再次，《人世间》秉持德性文化的价值立场来展开对社会病态、人性蜕变和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体现出一种“以善抗恶”的启蒙品格和悲天悯人的人道情怀。 《人世间》立足民族精神人格进步与提升的高度，对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各种人性蜕变、尤其是底层百姓的种种国民劣根性，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揭示与批判。全面审视光字片儿女们能够共患难、却难以共顺遂的变异，就表现出作者对欲望化追求扭曲人性、改变人情的深刻认知。光字片“穷人窝”大拆迁的过程中，底层民众爆发出大规模的攀比、闹访、诬告事件，更将他们身上的愚昧狭隘、趋利盲从、鼠目寸光而刁钻蛮横的“二杆子”特性，将其背后体现的“国民劣根性”的当代遗存，鲜明而集中地展现出来。 但在以德性文化为基础展开社会认知与人性剖析的过程中，《人世间》又以辩证思维的眼光表现出一种悲悯、宽宥的情怀。梁晓声并不因目光深刻锐利而笔调冷峻刻薄，总是力求“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洁白来”，体现出一种以宽厚情怀为基础的辩证思维色彩。《人世间》没有十足的坏人、恶人形象。德宝一家人为多得一套住房要挟诬告、费尽心机，背后也确实隐藏着住无安身之地的凄楚现实。底层无业青年中的小流氓们顽劣不驯，在贫困年代紧盯大小“三结合”干部扒、偷、骗、抢并大搞恶作剧，对于为保护他们而付出生命代价的同伙，却仍然残存愧疚与补偿之心。梁晓声延伸审美视野所展开的这种种描写，就是以信任和守护德性文化为基础的悲天悯人、“以善抗恶”情怀的具体表现。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现实主义文学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既被社会各界反复倡导，也有大量名篇力作涌现。但对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现状的不满之声也始终不绝于耳。其中的关键在于，相关创作甚少从文学根本意义的层面达成一种社会认知和思想探讨俱佳的审美境界。批判理性的盛行，更使现实主义文学到底应该怎样发展成为了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文化语境中，《人世间》以全景性视野、编年体笔法建构的社会历史认知和人道人性辨析，富有历史哲学意识地重构了德性文化的温暖与崇高。文本审美境界由此既具展现“史外之史”的认知价值，又有探讨“人之为人”的思想意义，极具时代针对性地彰显了现实主义文学思想性、方向感兼具的雄健气魄和雅正品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