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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雨晴:日本“季题”电影中的季题生命意识论析

http://www.newdu.com 2019-10-15 爱思想 胡雨晴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日本电影中有一批极富民族特色的“季题”影片,它们是从日本传统季题文学发展而来,传承着日本传统文学中的人生生命情怀与感悟,形成一种主题呈现的民族集体无意识。这类影片普遍在自然季节物象与人生生命意识之间建构一种隐喻性的象征联系,表达出日本民族特有的生命意识,主要体现为三大方面:一是唯美爱情的艺术呈现,二是生命成长与死亡的审美观照,三是闲寂生活的诗意追求。这批“季题”影片对日本民族的现代新民文化建设,不仅起到了批判性反思和创造性重建的作用,而且以其独树一帜的民族精神文化个性而赢得了世界性声誉。
    关 键 词:日本电影  季题电影  生命意识  唯美爱情  成长  死亡  闲寂生活
    日本电影中有一类影片,充分表现出日本电影的本土化特质。它们或直接以“季题”、“季语”命名,或名称上没有季题和季节性物象出现,却在内容上以自然季节或季节性物象为象征,承担着题材呈现和主题表达功能。笔者将这类电影命名为“季题电影”。季题电影传承了日本古代季题文学中自然季节与人生生命互喻的题旨,蕴含着日本民族绵延不绝的“季题生命意识”,充分体现出日本电影传承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风格。本文即对日本季题影片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季题生命意识予以梳理论析。
    一、唯美爱情的艺术呈现
    爱情是人生最重要的生命意识之一。日本民族从远古神话到现代电影中的爱情与性爱意识有着复杂多变的历史。早期日本文学多以性爱为中心描写男女情事,“好色”文学经久不衰,且影响到“好色”电影的发展。然而,日本早期的性爱文化在上层社会是裹挟着世俗社会功利目的的,“日本文艺所描写的古代日本人的爱恋只是贵族社会的一种社交式的事情,很少渗入真正的爱情,也很少受到真正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性的吸引。”[1]当然,日本古代文学中也有大量表现男女爱情的诗歌和物语,其中以“情死”即“殉情”为主题的就有很多。多数“情死”的作品描写的都是“无爱之性”或“无性之爱”这种性与爱的分裂,还有一部分是对社会制度严控人们自由爱恋与性爱的反抗,或者世俗社会的种种羁累让有情人无法缔结姻缘而殉情。“情死”题材由小说发展到净琉璃、歌舞伎和其它艺术中,较为普遍地肯定了男女之间自由爱情,具有现代文化中爱情的含义,也是影响季题电影中唯美爱情主题的重要文学传统母题。
    日本季题电影表现爱情的作品很多,且普遍表现一种现代社会难得的唯美爱情。爱情与性爱是人生重要的内容,没有爱情的婚姻和没有婚姻的爱情是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人生的残缺。在工业现代化社会,人们普遍生活在一个物质和技术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理性网络中,人的物利化倾向越来越严重。自由、平等、纯情、互爱的爱情日渐难得,婚姻中附带着许多世俗社会客观存在的难以逾越的条件,金钱、地位、荣誉、家族、学历、职业、才干、身材、相貌、品性等等因素,都成为爱情与婚姻的条件与壁垒,青年男女之间少了一份纯情之爱,多数是在各种条件权衡基础上的选择。因而,那种超越一切世俗社会实用性与功利性纯情的唯美之爱日渐稀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看,季题影片上演的纯情故事才显得十分重要了。从1958年《雪国》上映,到2010年《挪威的森林》出品,日本在半个世纪间出产了约20部爱情季题电影。它们各有不同的内容和主题,但都在讴歌纯洁的唯美之爱。电影编导普遍将这些爱情故事与季节变化和季节物象融为一体,在自然季语与人生爱情的互喻中,将唯美之爱引向诗意化的无限遐想。然而,大多数纯情的唯美之爱都充满悲情的物哀情调,是一曲曲爱情的悲歌,带给观众无限的崇敬与感念。
    首先,与爱情故事有关的季语符号最显著的当推“春花”,尤以樱花显著。它们是春天最美好的意象,代表着生命的美好时刻,既是大自然青春的绽放,也是人生爱情的萌发。樱花虽然花时短暂,却艳丽壮观,唯美之爱虽然多数也是昙花一现,却是人生弥足珍贵的一份圣洁的情愫。总之,樱花最能隐喻青少年那份超越世俗的唯美爱情。在岩井俊二导演的《四月物语》(1998)中,少女榆野卯月沐浴着四月的阳光,在樱花漫舞的季节来到东京武藏野大学迎接新的生活,原本平淡的学习生活,因为一份青春期的暗恋情愫变得温暖,而这份感情也变成女孩成长的动力,奇迹般考取了学长所在的武藏野大学,也终于认识了暗恋的山崎学长。纯洁的樱花烂漫与纯洁的爱情绽放在互喻中升华为诗意象征。中西健二执导的《花痕》(2010),开场就是令人炫目的樱花雨,自幼练习剑术的女孩寺井以登,在樱花盛开的季节遇到武士家出身的剑术高手并被其吸引,无奈两人都有婚约,他们只得默默接受命运的安排,选择隐忍和分离。樱花的昙花一现正是人生一见钟情唯美爱情的昙花一现。之后,寺井以登有了未婚夫,她意外得知武士自杀的噩耗,未婚夫不仅没有嫉恨,相反极力帮助她找到幕后黑手且完成复仇。片尾又到了樱花季节,寺井望着未婚夫的背影,看着翩翩飞落的樱花,她终于感悟到美好的爱情正如这樱花,一季飘落,又一季同样会再次灿烂盛开,这是大自然季节轮回中绽放出来的美丽风景,这道风景正好隐喻着人生遭遇到失落而又再次燃起的爱情风景。一季一度盛开的樱花与寺井再次燃起的爱情互喻同构。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根据藤泽周平小说改编的《蝉时雨》(2005)《花之武者》(2006)《武士的一分》(2007)《山樱》(2008)《花痕》(2010)等5部影片,讲述了日本武士时代的历史故事,是武士精神加纯洁爱情的经典文学模式。它们普遍在樱花的生命情态、武士的生命情怀和爱情的唯美品格三者间构建起互喻关系,在樱花生命的绽放中,表现出武士生命和爱情的美好品格。比如《山樱》的片头用特写镜头,从近景、远景、空景各种角度来表现山樱绽放的美,也正在此时,女子野江邂逅了武士弥一郎,心中泛起爱的涟漪,而生活的艰辛、世道的沉沦,不能成全这份美好情愫,于是这份爱的牵挂只能深深埋在心底,长久而温暖。终于,在山樱又一次盛开的时节,野江鼓起勇气拿着花枝来到弥一郎家,属于她的春天终于再次到来。
    其次,“雪”是与爱情故事有关的又一季语符号,它既有冬雪又有春雪。“雪”是日本爱情主题影片中常见的季语符号,“雪”在日本文化里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它洁白无瑕、一片纯净,与纯洁的唯美爱情高度一致;同时“雪”又是上天降下的神圣之物,它覆盖着冬季死亡的季节性生命,又孕育着新的生命,并迎接新春的到来,喻示着美好爱情的死亡与再生,因而它又是那些“情死”者选择的最佳季节和处所。李华楠说:“由于‘白’在日本有洁白、崇高的内涵,所以雪山比森林有更多的净化与重生之意味。”[2]电影《雪国》将故事集中在一个叫雪国的乡村呈现。那里有冬雪又有温泉,矛盾而又和谐统一,既让人感受到自然的纯净、严酷与温馨,又让人体会到人物爱情的纯洁、温情与残酷。矛盾的自然界季语符号最能展示人物内心的矛盾情怀。纯洁的爱情像冬雪一样纯净,然而冷酷的世俗社会观念又如同冬雪一样寒冷,幸好这温泉是四季都温暖的,它给拾起一份错爱的驹子那冰冷的心灵以大自然母亲般的温暖与慰藉。总之,这种复杂的爱情在灵肉结合与分裂中,伴随着世俗的成见和人间的无奈而一步一步走向幻灭,就像冬雪与温泉的交织一样矛盾对立而又释然融汇,纯洁情爱的困惑与虚无,给人带来无限的感怀与遐思。《挪威的森林》是村上春树于1987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它既是一部青春期成长的小说,又是一部充满悲悯情怀的爱情作品,2010年被陈英雄改编成电影。影片讲述了大学生渡边与直子和绿子之间的爱情与性爱、真爱与责任之间的情感纠葛,同时也是直子与木月和渡边之间的爱情与性爱的纯情与困惑。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森林中,渡边和直子再度相逢和离别。冬季、飘雪、森林,这些季语都是日本文化中的象征符号,它们在无声地诉说着爱情的迷茫、生命的悲歌。人生的情感和道路的选择也像大自然一样变幻莫则,直子在这里选择了她生命的冬季,选择了过去和现在一同死亡;而渡边在这里选择了过去的死亡和现在的新生。雪域严冬的森林,既覆灭了死亡,也孕育了新生。影片在矛盾的困惑和无奈的选择中,赋予作品种种唯美爱情以浓郁的物哀与悲悯情结。影片《细雪》(1983)《天国的车站》(1984)《情书》(1995)《春雪》(2005)等爱情季题影片都有各种不同的雪季雪山与爱情的互喻呈现。一度风靡亚洲的纯情影片《情书》中,渡边博子躺在雪地里,对着雪山大喊道:“你好吗……我很好……”呼唤死去的恋人,并告诉他,自己已不再计较所有的纷争,雪山成为阴阳两隔的一对恋人沟通情感的纽带,纯净而凄美。
    此外,四季的轮回、夏天的大海等季节物语符号也是爱情主题的象征意象。北野武执导的《玩偶》(2002)延续了日本古代“情死”的爱情悲剧精神,女主角佐和子因真爱遭到背叛而殉情,人虽未死却变成一具活着的木偶,男主角松元终于从世俗功利的婚姻中逃脱,伴随这具失忆的木偶而殉情。他们殉情的方式别具一格,一根象征爱情的红绳牵系着他俩,木偶般地一同走着,走过春之樱花、夏之大海、秋之红叶、冬之白雪,最后跌下悬崖,被挂在雪山悬崖的树上,成为远离尘坌的一道真爱的祭品。他们走过四季,也是走过人生、走过真爱。在真爱死亡之后,两人在大自然中仪式般地殉情。物哀的情调与爱情的悲悯在物我共感中,完成了唯美爱情的悲剧般崇高美的祭奠。《那年夏天,宁静的海》(1991)中,大海的形象作为与尘世俗界相对立的象征意象,是片中聋哑的男女主人公寄寓情感、交流情感的地方,无法用言语沟通的一双男女青年,面朝大海、一片迷茫,勇于走进去,才是人生最有意义的选择,他们心领神会,一同走进大海、走进人生,也走进了爱情。大海见证了他们人生的历练,也见证了他们纯洁爱情的成长过程。世俗社会的人们对于他们的真爱几乎都给予尊重的忘却,只有这自由自在的大海包容了他们生理上的缺陷,见证了他们樱花般短暂而又灿烂的真爱。最后,青年茂因为冲浪而丧身大海,贵子独自站在寂静的海边,记忆的碎片逐渐呈现眼前,留给观众的却是无声的震撼。又一个悲悯的唯美爱情故事消失在大海波涛更替的怀抱。
    二、成长与死亡的审美观照
    对生命的成长与死亡主题的深刻观照与觉解,是日本季题电影的又一重要内容,也是日本季题影片在表现自然和人生生命意识中体现出来的民族文化特质。它们有着深刻的人文内涵和审美文化价值。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高度重视个体人生生命的成长与死亡。不同民族的人们面对不同的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物质与精神条件,在对待生命成长与死亡的理念上也各不相同。日本民族习惯于从自身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与条件出发,获取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存智慧。从生存环境来看,早期日本的生存资源有限且自然灾害多发,既培育了日本人向外扩张略、好战、争强的侵略本性,也培养了日本人认识自然、服从自然、敬畏自然的谦恭品德。同时,“河谷的沃土、富饶的大海、温湿的环境,又给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生活资源,给人们带来希望与憧憬,所以,他们热爱自然、珍爱生命、勤勉节约、乐观向上。”[3]他们普遍养成了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的乐观性格。尤其是自然的季节变化和季节物象的生命情态,给予日本人最为丰富的生命感悟。日本季题影片中的生命成长与死亡意识,正是这种对自然季节与季节物象生存与寂灭的感悟中觉解的生命意识。日本的季题文化普遍不太关注集体性、社会化的情怀书写,正如邱紫华说:“中国古典诗歌更多的是由‘物感’引向了抒发人生抱负和理想引向了怀古的历史感叹和对社会的关注。和歌由‘物感’(季题)引向了对‘无常’的人生哲学的领悟,引出了寂寞感伤的情怀。”[4]加藤周一也说:“在和歌里几乎没有批判社会风俗的,在假名书写的物语中也是极少的。只有在用汉语书写的时候,
        
    
    
    日本文人才跟随大陆文学的习惯,显示了对社会的关心。”[5]从日本古典文学《万叶集》到川端康成的现代小说,东山魁夷的现代散文,以及小津安二郎、北野武等人的电影,普遍淡化了社会化家国情怀的书写,关注个体生命情怀的深刻感悟。
    首先,乐观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是季题影片表达的重要生命成长意识。日本人亲近自然、爱恋人生的生命成长理念主要来自季题文化,季题电影延续了这一传统。人生的成长像自然季节性植物生命一样,总是在风雨雷霆中沐浴阳光而成长,不会总是阳光明媚,也不会总是风雨如晦,季节性的自然事物和现象从正负两面给自然生命以摧残和养育,自然的两面性对应着人生的双重性,人生的季节性成长也像自然界的季节性动植物一样,既要经受住风霜雨雪,又要领受阳光明媚。春天的勃勃生机,花朵的绽放也通常隐喻赞颂着生命精神的蓬勃向上,尤其在青春励志片中。电影《樱之园》中盛开的樱花也是对女学生们追求理想的精神的赞颂,春花代表女性的柔美与坚韧,也象征着人生的乐观向上与美好。在《扶桑花女孩》中也有同样的寓意,面对经济的颓败,众人的不解,女孩们坚持自己的理想跳着草裙舞,舞蹈源自夏威夷,而扶桑花也是夏威夷的州花,朝开夕落,花期短暂而分外耀眼。扶桑花是对青春的礼赞,对生命的颂歌,是理想与乐观生命精神的凝聚。影片《大约在雨季》讲述的是女主角死而复活、重续亲情的温情故事。在雨季到来之时,主人公澪却出现在森林中,但她失去了记忆,在仅有的6周时间里,她和丈夫、儿子重续亲情。女主角对于爱的执着,不畏惧死亡的勇气,使得一个悲伤的故事变得温暖动人。季节的交替与人生生命的交替,在对话中完成诗意象征表达。
    其次,人生的无常与包容达观的态度也是季题影片弘扬的生命成长主题。日本人“始终注目于身边的自然事物和景象,大自然中的一切都是转瞬即逝的,一切形式与色彩都是暂时的存在,这种无常与易变,给予了他们刻骨铭心的印象。”[4]人生的成长也充满这种无常与易变。早在1939年的影片《童年的四季》中,就描绘了日本平民家庭生活中关于成长的主题。影片讲述的是在一个宁静的小村庄,人们过着平凡快乐的生活,而大人们的冲突导致孩子们的友情也蒙上了一层阴影,孩子们想努力缓解,大人们也尽量不带给孩子们不安,亲子间的默默体谅、互相理解的心情和美丽的风景和谐的融为了一体。正是孩子们面对世事的纠葛而宽容的心态,成就了和谐宁静安详的人生景观,就像自然界的季节更替一样,无常的变幻最终融化为恒静不变的生命轮回的和谐与宁静。导演清水宏用舒畅的镜头描绘了乡村四季淡彩的风景民俗,春季孩子们在乡间小路上奔跑,夏季在河中游泳,虽然是黑白电影,仍充满了生机与诗情画意。影片《春季来的人》以家庭生活为背景,着重表现家庭主角成长的主题,每个人物都充满着当代人普遍具有的生命生存与成长的无常与不安的愁绪,但又在这自然界一般的无常与不安中,选择了顺任自然的包容与接纳,带来人性的温暖与崇敬。主角韮崎纮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证券公司,与富家女结婚,有一个可爱的儿子,一切都很完美。一天,他遇到名叫笹一的邋遢老人,此人声称是自己的父亲。韮崎向母亲证实后接受了他。笹一在家里天天喝酒,教儿子玩赌博游戏,偷窥儿子丈母娘洗澡,韮崎将父亲赶出家门。几天后,韮崎看到笹一被醉汉殴打,心中不忍,又把他领回家。一日,韮崎的母亲来访,说他是自己和别人生的私生子。然而,最后韮崎尽释前嫌,还是认定这个将死的笹一就是自己的父亲。韮崎不再以世俗社会的眼光看待自己和父母的一切,以博大的包容之心完成了自己作为家庭脊梁的责任。正是韮崎的这份面对生命生存的无常而坚韧、包容的情怀,才成就了这个影片对当代受众普遍激发出来的感召力。北野武执导的《菊次郎的夏天》中,少年正男幼年失父,母亲改嫁到遥远的乡村,他与奶奶生活得也很正常。某个夏季暑假,正男决定去乡村寻母,中年男子邻居菊次郎知道后,决定带他去长途寻母。当他们来到母亲住所时,正男看见母亲带着一个小孩走出门,他顿时明白了一切,便默默转身走开,悲伤的眼泪奔涌而出,他只好选择走向无果的归途。正男和菊次郎来到海边,默默看着大海与蓝天,在夏天自然物象的启示下,他们终于抚平了心灵的创伤,重新振作起来,选择了对无常命运的隐忍与包容,重新出发回家。夏天里的大海与蓝天以及这个成长季节的物语意象,将正男也将菊次郎引向成熟。北野武的电影《花火》也是一部关于生命成长与死亡的影片,警察崛部因为执行公务而失去下半身自由,也失去了警察的职业,他被工作抛弃了,每天推着轮椅到大海边看海,终于在自然的季节变幻中,重新燃起生命的信念与希望。四方田犬彦说,在《花火》和《菊次郎的夏天》这两部影片中,导演北野武“留给人们的印象是试图反复尝试将人从孤独中解救出来。”[6]251这种“从孤独中解救出来”意识,正是现代都市文明和现代化社会中,个体生命成长中普遍无法逃避的生存意识。
    再次,对人生生命死亡的坦然接受与尊重是季题影片的又一重要主题。日本学者梅原猛说:“一切众生都同样是生命,特别是树木是这种生命信仰的核心。而且生命都会死而复生,死后去了彼世还会回来——这样反复地循环不已。这也是自然的本来面貌。这两种思想也深深扎根在现代日本人的心灵深处。”[7]日本人的森林信仰和禅的宗教意识普遍将季节化了的自然生命生死观看成是人生生命生死观的鉴照。季节性植物随四季的轮回而生死,森林在一季一枯荣中枯叶的死亡孕育新叶的诞生,这就是自然的本质面貌,也是季节物象的生命规律。在日本普通平民中,普遍有一种死而复生的“轮回”观念,如小津安二郎的《早春》中的那位农民说:“死了就是死了,然后可以再托生,再来到这个世界。”黄献文教授说:“小津在表达对生命必然消逝的悲哀的同时也表达出顺天知命的达观、从容、随顺与圆通。”[8]是的,日本人对待死亡有着独特的理解,像小津这样对待死亡的态度应该是有历史渊源的,这就是日本民族文化长期形成的对死亡的坦然接受与尊重。《东京物语》中,那位刚刚死去了爱人的老者,面对天空灿烂的朝霞,平静而又从容。影片“将生命的消逝所带来的对生命脆弱的感伤与绝望转为对生命的审美的从容静观。将所有人生的残缺消融于大自然的永恒静默中,从而使我们也多了一份冷静与感悟。”[9]在日本季题影片中,有很多季节性物象都与死亡主题有关。如前面讲唯美爱情主题中的“冬雪”与“樱花”、成长主题中的“大海”以及秋天的“红叶”与“落叶”等等,都可以隐喻不同死亡的主题。在河濑直美的影片《原木之森》(2007)中,梅原猛的森林思想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奈良北部的山间,故事在充满自然季节的森林里上演。在林间的村里老房子改造成的智障中心里,其中一个叫茂树的暮年痴呆症患者,30年前妻子去世后,一直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中。中年丧子且与丈夫离婚的中年女子真千子来到这里做护工,两人相遇相识。他们终于从亲人的死亡阴影中走出来,重新面对新的生活、新的人生和新的感情,这是对死亡的坦然接受和尊重的重要表现。当然,这部影片既包含着生命生死观的思考,也蕴含着生命价值和生存方式的体验与认识。电影《花火》中,男主人公西带着生病的妻子来到海边做最后一次旅行,这是一次没有归途的旅行,面对着即将来临的死亡,西却显得从容淡定。大海是他们波澜起伏的生命历程的皈依之处,是陷入绝望的西渴望自由与重生之地。相米慎二的影片《春季来的人》、《夏日的庭院》也是充满温情的风格,《夏日的庭院》根据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三名学生突然对人死后会怎样产生了深厚的兴趣,经常去附近看望一个名叫传法喜八的老人。喜八老人生前经常将死去的鸟类、蝴蝶等投入废弃的古井中。在老人死后,孩子们看到五颜六色的鸟儿和蝴蝶等昆虫从古井中飞出的幻景,这正是老人的灵魂在向三个孩子作最后的告别,也正因为此三个孩子的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并大声地喊着:“再生!”体现了导演想要传达的观点:死亡是应该受到尊重的。夏季的结束,四季的轮回,让孩子们对死亡从懵懂恐惧到坦然接受,意识到成长的意义与生的力量,寻找到了自己的梦想与目标。
    日本季题影片中还传承了“自杀”情结。前文对因真爱无以相聚而产生的“情死”主题已有简要梳理阐述,如《挪威的森林》、《玩偶》等。关于日本影片中的自杀原型的分析,王曾赓在《生命的哀诗》一文中有详细的分析,他说:“这种自杀情结的体现并不仅局限于‘自杀’这一具体行为,它更流露于日本文艺作品在叙事中所体现出的‘看淡生死’的人生态度和对死亡的赞颂。”[10]文章概括日本电影中与“自杀”相关的几个意象有:樱花、武士刀、风、鲜血与雪。当然,论者的概括还是远远不够的,日本人在表现自杀情结时,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艺术中,最重要的处所当是森林和大海,这其间都蕴含着传统季题文化的影响。禅的空寂、植物美学以及森林思想都与季题意识相通,对自然的崇拜、重视精神的真实、感受自然万物生命的律动,从而获得精神的愉悦,同时将这种所感用真诚的心灵抒发出来升华为艺术的真实,达到更高更深刻的艺术境界。季题影片中普遍表达一种日本人独有的死亡意识,这就是以季节性植物生命的生死轮回观念为参照的人生生死观念在季题影片中的诗性升华。
    三、闲寂生活的诗意追求
    日本学者加藤周一在《日本文化中的时间与空间》中分析了日本人的“逃脱”与“超越”的愿望,他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分析了日本人产生逃脱与超越的原因与行为,并指出日本人产生逃脱与超越的观念,普遍是因为缺乏自由,外部环境将规则强压给个人,限制甚至破坏个人的自由与情感等精神活动。[11]127-133日本文化中的逃脱与超越精神虽然与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逃脱与超越精神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比如中国古代的道家出世文化、儒家独善其身的仁义道德文化、儒道结合的隐逸文化以及佛家的超脱弃世文化等,与日本的逃脱与超越文化精神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但在日本季题电影中,这种超越与逃脱的精神既传承了传统季题文学精神,也表现为面对现代社会新民文化中生命精神的重建。
    自明治维新开始,日本走上了西方的现代化、工业化之路。伴随着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的进程而快速发展的就是现代化大都市的形成,城市化的进程中伴随着的是人们生活和命运的改变。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促进人们精神危机的与日俱增。物质生活的富足与享乐,更激发人贪欲的膨胀。人变成了工作的机器,缺少情感与生活的交流,心理距离渐渐拉大。城市高耸的楼群既给人们带来繁荣的信心与希望,也给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带来无尽的压力与紧张,人们像无根的浮萍,更是远离了自然和季节化了的生命生存观念,人们的孤独、压抑、紧张、失落、虚无等感受日益突出,生存压力显著加大。加上二战给大多数善良的日本民众带来了永远难以抹平的创伤,更有核灾难和环境污染事件等给日本人留下了普遍性的生存惶恐。都市的繁华伴随着生存的焦虑,让许多日本人怀念农耕文化时代的恬淡闲寂而又温馨诗意的生活,同时更加向往自然,也向往在自然中自由自在的生活。尾藤正英将日本的西方化称为“近代化”,他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社会就这样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但是西洋化即近代化同时也带来与传统的矛盾,在某些方面起到了改变以及破坏传统的作用,即便在今天也遗留下了各种各样的问题。”[12]这些问题当然包括着日本人的生命生存意识。于是,日本的一批文人、艺术家和电影艺术家们,肩负起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重构日本本土文化,寻找传统与现代的融合等人生生命理念。这其中就包含季题电影中对具有传统生命意识和理想化生活精神的“闲寂”生活的诗意追求。
    首先,从城市向乡村的逃离是这类影片的重要题材和主题。日本电影中总有一部分影片选择远离城市中心,主人公选择对都市和现代化繁华生活的逃离,他们或寄寓在城市的一角,或走向安静的乡村田园与森林里,选择一种远离欲望都市过着偏安一隅的生活,享受一种闲适与安宁。人们似乎都有着一种天生的本性,向往原始淳朴的森林,期盼近乎自然的生活状态。日本宗教思想的核心信仰是森林信仰,这种思想是基于对自然的崇拜与感恩,
        
    
    
    也是日本人精神思想的支柱,在他们眼里,树木是最具有生命力的。《原木之森》、《挪威的森林》、《恋山春树》、《小森林》、《黄色大象》等,主人公都以森林为生存场域,作为居住在森林中的一员,他们并不认为他们和周围的动物植物有什么不同,他们认为动植物、山川河流和人同样有着灵魂。春天开出的花朵供人们欣赏,夏天的雨水供人们解渴,秋天树木结出的果实供人们赏味,冬天人们可以点燃木头来取暖。生活的一切都源自于自然,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更为密切,在《小森林·春夏篇》中,市子在田中想象着手臂上身体上长出藤叶,受着雨露的滋润生长,不同季节赐予了她不同食物,食物又赋予了季节生命感。与铃木大拙的观念“饥饿时到屋后地里摘些蔬菜果腹,闲时则去倾听春雨的萧萧之音”[13]17不谋而合。《黄色大象》中,体弱多病的妻利爱子在漫画书和大自然的陪伴下,似乎拥有了与植物和动物对话的能力,家门口的大树是她的依靠,对大树的倾诉,对月亮的恳求,透露着所谓奇迹就是平凡的生活。“对于我们或者至少是对我们当中一部人来说,最赏心悦目的事,就是在幽居中安心静思那神秘的自然,与整个环境同化并求得最终的满足。”[13]17而如今的我们大部分生活在工业化的城市中,这类影片在我们在短暂的光影中感受到返归自然的亲切,了解生命的纯粹。《幸福的面包》(2012年)以四季转换为线索展开叙事,逃离喧哗都市的男女主角水缟和理绘,来到美丽的北海道洞爷湖旁的小城镇月浦,开一个面包咖啡店,过着最简单而又闲寂的生活,他们穿着棉布衣衫,住在离群索居的木质小房子里,门外有着春天青青的野草,远处一片湖光山色,冬季洁白无瑕的雪原,质朴的女子做着朴素的料理,一切显得闲寂而平静。《小森林》之“夏秋篇”和“冬春篇”,在四季变化中回归自然的生存选择感动了无数观众。美丽平凡的市子高中毕业后到东京闯荡,无法适应都市生活,回到老家那个日本北部的乡村小森。这里远离了喧嚣浮躁的现代化都市,但却有着青山绿水的环绕,仿佛一个世外桃源。村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世无争,靠勤劳的双手就可以获得简易质朴而又自由闲静的生活。市子走出了一条与世俗社会人们普遍追逐的现代都市文明生活迥异的生存之路。
    其次,对欲望文明生活的超越是“闲寂”生活追求的又一表现。伴随着西方现代文明而来的是西方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欲望文明和消费主义。穷尽智慧而拼命工作,极力赚钱而占有财富,高档消费而极尽享乐,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追求并崇尚的欲望文明的生活观念,也是所谓成功人士的生命价值观。然而,也是在这种消费主义的欲望文明理性中,滋生出许多城市病,尤其是产生了大批失败者、失意者、失业者和贫困人口。当然,也有人选择远离这种消费主义的欲望文明生活,选择在都市喧嚣的背后过着闲寂淡定的素朴生活。一些季题影片就是对后面这种生命生存意识的弘扬,即表现一批人对欲望文明的消费主义生活观的背弃与超越。这就是一种“闲寂”的人生观,诚如铃木大拙所说:“我们推崇的是先验的孤绝,在日本文化用语词典中叫作闲寂,它的真正意义是‘贫困’,消极一点说就是‘不随社会时尚’。之所以称其为‘贫困’,是因为它不执着于一切世俗的东西,诸如财富、权利、名誉等等。而且,在这种‘贫困’人的心中,他会感到有一种因超越时代、社会而具有最高价值的存在,这就是闲寂的本质构成。”[13]16小津安二郎、是枝裕和、河濑直美以及三岛由纪子等导演执导了不少这类季题影片。
    “山谷中春天已至,樱桃花开如云;但在这里,凝滞的目光,秋刀鱼的滋味——花儿也忧郁,清酒的味道也变得苦涩。”[14]这是小津在为电影《秋刀鱼的滋味》编写剧本时写的日记里的话,它充分表达出这位别具一格的电影艺术家心灵中蕴含的“闲寂”与落寞意识,在万物生长、春暖花开的季节,小津的心却如秋季的天气一般清冷而寂寞。在小津的大部分影片中,片名就直接点明季题:《晚春》、《早春》、《初夏》、《麦秋》、《秋日和》、《秋刀鱼之味》、《小早川家之秋》,及《彼岸花》、《东京物语》、《东京暮色》等。小津的这些影片几乎都在乐此不疲的重复一个题材内容,普通人的家庭日常生活和平淡亲情中的温暖,家庭内部包括父女、父子、夫妻之间微妙的感情和心理,而且这些普通人的家庭生活大都没有明显“逃离”城市生活的迹象,也就是说,它们不像《幸福的面包》和《小森林》那样,直接逃离都市而走向乡村,而是在城市或城镇里过着清心寡欲、简朴自然的“闲寂”生活,正如中国古代所谓“大隐隐于市”的做派。正是这种主题倾向,成就了小津电影的主题风格,一种对现代都市文明的超越,他们选择乐于“贫困”的人生,一种“不随社会时尚”、不执着于一切财富、权利、名誉等世俗化的东西,从而具有另一种对现代都市文明和现代化文明的超越意识。《秋日和》(1960)讲述的是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女再婚和结婚的问题。这些影片以家庭生活为背景,多数都离不开婚恋内容,但从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和人们内心的追求上看,人物平淡的生活琐事与清净的生活环境中展现了欲望都市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影片《东京物语》(1953)中的老两口来到东京看望他们的子女,儿女们都忙于工作,只有儿媳纪子特意请假陪他们游玩,可待了数天后发现自身与大城市的格格不入,快节奏的生活,高速运转的机器,充满着喧嚣,老两口还是回到了宁静的乡村,不久老婆婆离世,叶落归根。影片透过一个家庭的生活,向我们描绘了在一个传统和价值观已然丧失的变革社会中的宁静而又怀旧的生活图景。四方田犬彦评价说:“也许这是在日本电影史上最为禁欲的一部作品。”[6]161《早春》(1956)同样讲述了发生于北镰仓的故事,被有些评论家看成小津晚期作品中有着“颓靡和虚无”倾向的作品,高耸的烟囱,高耸的办公楼,还有高耸的酒馆招牌,展现了人们在如履薄冰的城市与现代化的生活中的迷失。综观小津的50余部电影,可以发现小津关注的焦点始终投射在家庭内部。在他的影片中很少直接表现社会现实,更多的是用家庭作为映射,静观人们在现代化社会所持有的不同人生观和生活态度。他选择的不是对欲望都市文明的礼赞,而是抱着一份对古老文化传统的依恋而对欲望都是文明作出超越,这是需要艺术家具有高度静定、洁净的心灵才能实现的。小津的季题影片始终流露着“空寂”感,这是一种对现代欲望文明的超越。四方田犬彦评论小津说:“他从《晚春》(1949)开始将故事的舞台移至廉仓或山手一带资产阶级家庭,用更加凝练的手法表现他从前一直主张的随遇而安。”[6]161用“随遇而安”评价小津的这些影片的生活价值取向是有失偏颇的,“随遇而安”是一种消极的退避,选择对欲望都市文明的反叛与逃离,抑或超越,则是一种积极主动的人生选择。总之,以小津等导演创作出来的一批季题影片,普遍表现出对现代化社会欲望都是文明生活的一种超越,同时也是一种逃离,他们的人生态度无疑是值得我们同情关注的。
    是枝裕和则以自然写实的方式展现着人们日常生活场景。季题影片《海街日记》(2015)讲述在临海古都廉仓小镇生活的香田家三姐妹的故事,早年她们的父亲与情人离家出走,母亲将女儿丢给她们的外婆照顾。外婆去世后,姐妹们继承了这栋历史悠久的房子。父亲去世的消息传回,姐妹们结伴参加葬礼,并结识了从未谋面的同父异母的妹妹浅野玲。三姐妹邀请玲来镰仓一起同住,伴随着四季的流转,四姐妹过着平淡而又满足的生活。从山形的森林到镰仓的大海,环境优美、生活节奏缓慢,仿佛不属于当今日本现实,同时能够让我们审视自身周围,远离欲望及一切世俗的事物,追求朴素、淡泊的生活。影片在细节处理上突出了四季变迁的转换,影片开场的葬礼中映入眼帘的是紫薇花,片尾的那场葬礼之后,姐妹们站在紫薇花树下谈话,景物展现了季节的轮回。河濑直美的影片《萌之朱雀》(1997)从早晨平淡的家庭起居开始,母亲丢弃下男孩去大阪生活,他从小就和亲戚一起生活在奈良县西吉野村,那里是一片广阔的林区,视野里总是充盈着鲜活的绿意,感受的总是夏季的晴空和灿烂的阳光。影片记录了美丽的乡村风貌和人们不同的生活场景。这样的生活态度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闲寂”,不随社会潮流,不执着于名利,是一种家园意识与原乡情结的诗性呈现。
    从1897年的《红叶狩》到二战前,日本的季题影片不足10部。二战后,在川端康成的季题文学和小津安二郎的季题影片影响下,日本季题电影迅速壮大,20世纪下半叶产出了近30部不同类型的季题影片。2000年到2015年的十几年间,更是出现大量季题影片,又产出了近30部。由此可见,季题电影创作是二战后日本电影界优秀艺术家们的普遍自觉。从上文对这些影片题材和主题的分析来看,它们普遍都在传递日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及面对日本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社会问题、人生问题所做出的积极健康的反思和重建,它们无疑对日本现代社会的新民文化建设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在对唯美爱情的季题艺术呈现中,突出了爱情与性爱的神圣性,表达出对人类崇高情感的崇敬,弘扬了人的自由和爱的价值,也将爱情与性爱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有机统一起来,提高了日本现代文化的精神人格境界。在对人生的成长和死亡主题的季题审美观照中,或表现乐观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或表现人生的无常与包容达观的人生态度,或对生命死亡的坦然接受与尊重等,都从不同侧面引导人们树立起高扬人的主体意识和顺应自然规律相统一的健康生命观。在对闲寂生活的季题诗意追求中,普遍表现出对现代工业社会的都市文明生活的反思与重建,或从城市向乡村逃离,回归自然素朴的天人合一的田园生活;或以“闲寂”“清贫”的生活追求来超越欲望文明的喧嚣生活,远离欲望都市享受一种闲适与安宁。此等题材和主题,都是战后日本优秀影视艺术家对人生生命意识的自觉思考,既是对日本民族古往今来的劣根文化如武士道、军国主义、唯利是图等的批判性反思,也是对日本民族绵延不绝的优根文化如天人合一、崇尚自然、乐观进取等的创造性弘扬。电影艺术以其受众之广泛和普及的优势,对重建日本民族的优秀现代文化,无疑起到了引领作用;对宣传日本民族文化,重新树立其世界性文化地位,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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