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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地湖北红安（史称黄安），那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大革命时期，这里打响了黄麻起义第一枪，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三支红军主力。革命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在此被改编传唱。红安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诞生了陈锡联、韩先楚、秦基伟等223位将军，是举世闻名的“将军县”。 对红安这片热土，我心怀敬意和感激，她用五谷杂粮养育着我，她用革命精神熏陶着我，那年高中毕业，我像红安许多年轻人一样，怀揣将军梦，走向军营。 二十多年过去，将军梦离我越来越远，越来越虚幻；作家梦离我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 2016年国庆节，我回故乡红安探亲，期间参观鄂豫皖革命烈士纪念馆。当讲解员讲到一位姓周的大娘时，我眼泪奔涌而出：她在一名红军小队长遭国民党兵追杀时，将他拽进自家，脱下他血痕斑斑的衣服，套在自己儿子身上，让儿子向山林逃跑，红军小队长脱险，而她的儿子，落在敌军手中，被斩首示众。 这位红军游击队小队长活了下来，继续革命。他官至军区司令员时，特地到红安看周大娘，认周大娘为干娘，像亲儿子一样孝顺她。 我想写写这位周大娘，却迟迟动不了笔，我找不到切入点。直到2018年底，一个寒冷的冬夜，我在鲁迅文学院老院区的宿舍，拽被入睡，盯着那床薄被，一首红安革命歌歌谣在耳畔飘响：“最后一粒米，用来作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一个娃，送他当红军；最后一床被，放在担架上……” 我鼻眼酸涩，泪水没落。我回到电脑前，敲下“奶奶要死了，我给干爹打电话……”。黎明的光透过窗玻璃，晨曦美丽。我完成了小说的初稿。 小说写完，兴奋劲过去，我仔细阅读，并不满意，却一时找不出问题在哪里。 那段时间，我奔波在北师大校园。我不满当年在军事院校学到的那些操枪舞炮的知识，重返校园，攻读现当代文学创作方向的研究生。因为撰写学术论文的需要，我重读莫言的作品。莫言老师在一篇随笔里写道：真正的民间写作，不是“为老百姓的写作”，而是 “作为老百姓的写作”。 我似乎懂了，再看我这篇小说，觉得写得有些硬，不柔和，摆出的是一副“为老百姓写作”的居高临下的姿态，没有把自己当作老百姓去感知，去体验，去想他们内心所想，也就是说，没有把英雄人物还原为人，没把英雄放到人的立场上去看写，这样的作品，自然难入人心，她触动不了我自己，也必定感动不了读者。我就想，如果我是那位大娘，我的儿子因掩护别人死去，我会是怎样的一种感觉，那可是亲生儿子啊。 冥思苦想之后，我加入如下文字：偶尔，我听她自言自语：黑溪山那么大，二子那么熟悉，咋没逃了呢？ 所增文字不多，“奶奶”整个人却因此活了，真实了。 小说改好后，八一建军节临近，《中国作家》的俞胜主任向我约稿，我发给他，很快就有了答复：小说留用。 创作路上，每前进一步，都那么艰难，却又是那么令人欣喜。感谢《中国作家》，感谢《小说月报》，我心里清楚，并非我这篇小说写得多好，这其中一定包含着编辑们对这位英雄母亲的深深敬意。 再次感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