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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加莱亚诺）的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恰好碰上了拉丁美洲意识勃发的年代——20世纪60年代，他也以自己的文笔有力地参与塑造了拉丁美洲认同，特别是《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和《火的记忆》（三部曲）这两部书写拉丁美洲“被劫持的记忆”的巨著。”——张伟劼《加莱亚诺传序言·拉丁美洲的叙事人》 本文为南京大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加莱亚诺传》中译本的摘录，系书中第六章《拉丁美洲革命的前行，加莱亚诺的早期作品和旅行（1962—1964）》，小标题系编者所加。  爱德华多·H.加莱亚诺 乌拉圭的《前进》周刊 加莱亚诺在《前进》周刊担任主编，结束了周刊的旧时期，也开启了一个新纪元，不仅是指其内部意识形态的转变，更是指它开始从一个更加严格的新闻角度看问题。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问题正在整个拉美大陆传播。如果考虑到每周《前进》周刊的传播速度和它对拉美其他国家的影响，再加上古巴革命作为意识形态改变的引擎以及苏联和中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大背景，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到知识分子笔下文字的沸腾程度，但很多时候，这种文字是脱离政治形态甚至脱离党派活动的。加莱亚诺选择全身心投身新闻界，但希夫莱特仍在两个前线奋战不息：写作和党派争斗。和加莱亚诺一起，他们大力传播西班牙“50一代”作家的作品，希夫莱特将这些作品描述为与危地马拉政变斗争的利器。对于基哈诺而言，此举意味着《前进》周刊的一个转向，转到关注先锋性议题和顺应新时期的思潮上来。年轻的社会主义分子森迪克、希夫莱特·迪亚斯和加莱亚诺的努力没有白费，他们通过团结其他意识形态的政治团体、突出左派的主导作用，希望让大家了解国家的实际状况。他们的方针是《前进》周刊从创刊起就已刻下的标记：反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和第三方立场。这三点也是基哈诺最具历史意义的思想。 对于一个像乌拉圭这样的国家来说，《前进》周刊里基哈诺和其他合作者所采用的观点是一种很难让人追随也很难令人消化的批评主义。“周刊最常受到的批评是说它吹毛求疵——在那个年代，绰号‘哥特少年’还是挺恰当的——这被认为是某种悲观主义在起作用，在任意场合、任何想象中。”克劳迪娅·希尔曼的定义意味着将《前进》周刊置于了乌拉圭风暴的中心。“当基哈诺的周刊被指责说并没有铸造一个更好的现实，也没有实际地解决问题时，如何去定义那些判断它的重要性的标准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希尔曼补充说。 当卡洛斯·基哈诺将斥责政府措施的报道定为周刊的封面时，记者和编辑们并没有料到这些采访和报道任务的后果。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第1173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报道了蒙得维的亚港入口处一艘外国船只搁浅近一周时间且拒绝被乌拉圭政府部门牵引拖走的事件。这位船长的故事正好告诉大家，乌拉圭港口协助陷入困境的船舶时会收取高额费用。然而，这个貌似并无他意的故事却饱含对权力阶层的批评。1961年9月至11月，加莱亚诺在周刊封底发表的一系列五篇报道，讲述了国有工业的现状，除了包含当前经济危机下的具体数据，还公开批判了被白党夺回的新政府当下采取的各种措施。 还有一些针对类似情况的较温和的批评声也起到了相同的作用，提升了《前进》周刊在20世纪70年代报道乌拉圭问题的关键作用。通过传播知识、披露事实和发表观点，周刊在早已动荡不安的拉丁美洲迅速受到广泛的欢迎。拉美各国有着明确的左派政治立场的记者和有识之士在政党的运动和组织中壮大起来。年轻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便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尽管他当时已经定居欧洲，还是坚持为古巴革命和秘鲁叛乱运动发声。1963年6月7日，因为年轻诗人、游击队员哈维尔·赫劳德的死亡，《前进》周刊宣布对抗秘鲁政府，就此20世纪60年代的周刊开始直言不讳地表明其政治立场。利马记者塞巴斯蒂安·萨拉萨尔·邦迪是秘鲁社会进步运动的发起者之一，他们受到古巴革命浪潮的启发，在秘鲁进行抗议活动。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与周刊合作最频繁的两位记者则是格雷戈里奥·塞尔瑟和罗赫略·加西亚·卢波。塞尔瑟是20世纪研究美国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影响的最负盛名的研究员之一。加西亚·卢波则一直参与阿根廷左派出版物的批评报道工作，并和里卡多·马塞蒂、鲁道夫·沃尔什、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及其他切·格瓦拉亲自召集的文人一起，在哈瓦那参与创立了拉丁美洲通讯社。 古巴革命和拉丁美洲其他的社会运动被认为是这些新左派记者出现的原因。希尔曼在他的作品中也持这样的观点。“令人惊讶的是，《前进》周刊作为一本当代读物并不算非常激进，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在拉美、欧洲、亚洲和非洲军人以及知识分子间有很多关于武装斗争必然性的论述在传播，相较而言，周刊一度变得不温不火，就连同时期的合作者都这样怀疑过。”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前进》周刊编辑部风水轮流转，其内部的立场在支持武装斗争和支持以基哈诺为代表的谴责暴力、谋求社会主义制度合法化之间摇摆不定。加莱亚诺当选主编与一场仍处于萌芽阶段的内部争吵不无关系，尽管几年后他离开这个职位时才是卡洛斯·基哈诺和周刊众多记者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加莱亚诺出任主编时，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已经覆盖整个拉丁美洲，变成了动荡不安的背景下社会变革的目的，从乌拉圭内部政治角度来说，白党领导的新政府从考虑团结左翼开始就遭到了极大的批评。这便解释了为什么加莱亚诺会脱离社会党人埃米利奥·弗鲁戈尼所持的立场，肩负起联合左翼、重建比维安·特里亚斯总书记领导下的新革命阵营的重任。在《前进》周刊存续期间，有个栏目名为《读者来信》，在这个栏目里就可发现周刊从50年代和60年代初起所坚持的左翼进步思想，读者都来自乌拉圭不同形式的左翼阵营，他们在寻求统一与推动进步的过程中扮演着主导角色。尤其是1961年至1964年加莱亚诺出任主编时，周刊里有很多来自乌拉圭无政府主义联盟（FAU）、蒙得维的亚不同区域的社会主义中心、共产党的战士、传统白党和红党内部的左翼进步人士，甚至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成员的来信。基哈诺给予那些为埃米利奥·弗鲁戈尼而寄来的信件以优待，这也间接集结了由特里亚斯领导的左翼年轻人。基哈诺特地空出第二和第三版面，让这些年轻人有充足的空间来发表观点，甚至将这位社会党老领导人寄给周刊的信件稍做编辑，以报道的形式在杂志上公开。这也代表基哈诺从历史自由合法性的角度对弗鲁戈尼进行的评估以及加莱亚诺对其的容忍。在第1101期《前进》周刊中，加莱亚诺又在封底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党的重生？》的文章，分析了由特里亚斯领导的新社会党所带来的新气象。他选择用简短的文字介绍社会主义代表大会的结果和立场，并报道对特里亚斯和弗鲁戈尼的采访。年轻的加莱亚诺脑中一定有一秒闪过那些周日下午，劳尔·森迪克和老弗鲁戈尼在人民之家所发起的关于乌拉圭现实下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论战。之后他会立刻想起与当时还是社会党领导人的老弗鲁戈尼一起看电影的时光。然而，在“爱德华多·H.加莱亚诺”这个签名之下，他已经进入了新阵营，将在《太阳报》度过的漫画岁月彻底抛诸脑后。 《面对面》与《时代报》 在基哈诺的帮助下，加莱亚诺在新闻界迅速崛起，甚至开始在电视界崭露头角。因为他少年时的朋友、社会党人吉列尔莫·希夫莱特，他开始参与蒙得维的亚12频道的政治脱口秀节目《面对面》，每周日晚上11点播出。1963年7月28日，加莱亚诺的荧屏冒险之旅正式开启，根据希夫莱特的描述，这个节目的制作还要感谢他和加莱亚诺之前参加的另外一个电视节目。尽管已经没有当时的影片记录，也没有现场照片，节目里所谈论的主要议题和所采访的相关人物都通过这块左翼阵营的显示屏传播了出去，正好和卡洛斯·基哈诺的平面媒体相得益彰。因为《面对面》节目，共产党的议员罗德尼·阿里斯门迪第一次亮相电视荧幕。作为团结世界左翼阵营的一部分，诗人马科斯·安娜也得到了周刊的全力支持。当时他刚从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监狱出来，于1963年9月初抵达蒙得维的亚，不仅接受了周刊的采访，也在蒙得维的亚12频道接受了加莱亚诺和希夫莱特的访问。 “爱德华多在记者界获得了良好的声誉。他不害怕面对那些具有争议的立场，甚至据理力争地捍卫这些立场，这在20世纪60年代是非常出格的表现。”他的表弟孔拉多·休斯·阿尔瓦雷斯回忆道。“1965年，有一次，我们邀请他参加一场基督教家庭运动协会（MFC）组织的辩论活动，当时我是青年分会的会长。活动持续了一整天，议题甚至涉及了乌拉圭经济现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和当时的白党国民教育部部长费尔南多·奥利乌都参与了，费尔南多是天主教徒，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知识分子。他们双方发生了异常激烈的争辩。同样，为极端立场辩护的情况还发生在1967年六七月份一个叫《观众之声》的栏目上，该栏目是由记者马里奥·卡普兰主持的，议题有关‘六日战争’，当时乌拉圭持支持以色列的立场，当然，现如今这一立场早就被爱德华多所在的左翼阵营抛弃了。当时，加莱亚诺在节目里用坚定的论据为巴勒斯坦人辩护，因为他一直是一旦下定决心就没人能阻止那种人。在当时，他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场和他所进行的那些辩护都只会受到公众的嘲笑，公众称他为极端分子。”孔拉多·休斯在2014年8月12日接受我采访时说道。 加莱亚诺和希夫莱特开始每周固定在电视节目《面对面》上出现，卡洛斯·基哈诺也开始在周刊做出新的尝试，或许是因为回想起自己32年前在《民族日报》的失败经历吧。《民族日报》曾经汇聚了很大一部分持第三方立场的左翼阵营的人，并且远离了已经拥有自己的宣传媒体《人民报》的共产党。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前进》周刊的《读者来信》栏目发表了好几篇文章，都要求周刊能以日报的形式出版发行。 在1961年10月27日周刊第1081期中，一则简讯宣布了一个新公司的正式诞生，相关文件是由基哈诺十分信任的记者恩里克·派塞·冈萨雷斯签署的。简讯以《必不可少的公司》为标题，介绍了一些管理和运行上的细节内容。“我们将其命名为《时代报》，以晨报形式出现。”简讯当中这样写道。之后，他们还宣称需要300万比索，会以每股500比索（共6000股）的价格卖给未来的读者。为了运营《时代报》，他们成立了独立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任命“卡洛斯·基哈诺为董事会主席，埃克托尔·阿米利瓦博士为副主席，卡洛斯·皮耶夫先生为秘书，以及会计阿列尔·阿尔瓦雷斯和建筑师恩里克·贝苏勒夫斯、阿尔韦托·卡伊马里斯博士和奥斯瓦尔多·得拉富恩特博士、恩里克·赫斯托先生和弗朗西斯科·维达尔·伊拉索基博士为主席团成员”。简讯中称：“《时代报》还没有执行总编，没有管理人员，没有主编，没有编辑团队，甚至连写稿人都还没有”，但是期望它“从接下来的12月开始”就可以顺利出版，“只要从1962年3月开始股票能持续稳定地卖出去”。最终在1962年6月4日，第1期《时代报》诞生，它是由左翼不同党派的阵营统一意志发表的第一份报纸。“《时代报》传达的思想与《前进》周刊类似，但其因报纸的形式而显得更加灵活便捷。”《时代报》体育版的负责人安赫尔·罗科说道。“《时代报》实际上可以说是后来广泛阵线的起点。该报基本上由社会党、图帕马罗斯民族解放运动组织、乌拉圭无政府主义联盟及其他一些小的左翼团体给予资金支持。这便是广泛阵线的萌芽。由于基哈诺一直致力于团结左翼阵营，从政治和新闻的角度出发，《时代报》可以看作这些阵营统一执政的地方，而他本人也就自然而然地肩负起了领导多方的责任。基哈诺绝对是一位独一无二的导师。” 伊沃内·特里亚斯和乌尼韦辛多·罗德里格斯也都证实了当时《时代报》寻求左翼统一的想法。“《时代报》是一个勇敢的项目，左翼团体和个人都参与了该报的创建和运营，但它不属于任何一个政党。”日报当中有每周专栏，左派革命运动（MIR）、东方革命运动（MRO）以及像社会主义先锋派、前进派和新基地派这样的组织共同形成的团体都在专栏里发表不同见解。同样，这些党派和组织也使日报可以在不同的方向上轮转议题。因此，《时代报》有五派执行总编，分别是基哈诺，无政府主义者古滕伯格·查尔克罗，社会主义者吉列尔莫·希夫莱特、爱德华多·加莱亚诺（作为独立人，同时还负责《前进》周刊）、赫拉尔多·加蒂，左翼阵营里的独立分子卡洛斯·玛丽亚·古铁雷斯，以及图帕马罗斯民族解放运动的劳尔·森迪克，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及政治局势的恶化，基哈诺也逐渐转向他的朋友森迪克一派了。 1962年，《时代报》诞生。1967年12月12日，红党人豪尔赫·帕切科·阿雷科领导的政府下令将其关闭，《时代报》就此停刊。根据加莱亚诺、罗科和希夫莱特的回忆，该报发行量曾高达1.9万份。《时代报》曾报道过左翼人士的多个标志性事件，该报也是加莱亚诺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时期，我们将在下一章具体介绍。 《国际政治》与《每月评论》 1962年至1963年，《前进》周刊和基哈诺支持下的加莱亚诺声名远扬，甚至越过了拉普拉塔河的边界线。他成了乌拉圭犀利派记者中的佼佼者。“尖锐的论战风格让爱德华多·H. 加莱亚诺成为当时乌拉圭最为敏锐的记者之一，他的文章甚至远载于国外的报纸和杂志。”这是他的小说《未来几日》封底上的文字。确实，从《前进》周刊主编的位置开始，加莱亚诺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在不结盟的左翼最有标志性的两本杂志上发表文章。一本是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的半月刊《国际政治》，该刊是由和南斯拉夫总统约瑟普·布罗兹·铁托亲近的知识分子和政客创办的，这位总统正是不结盟运动的推动者之一。《国际政治》创办于1950年，1991年停刊，见证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从成立到1980年铁托逝世后解体的全过程。加莱亚诺在该刊发表关于拉美政局的报道，介绍古巴革命的意义及其给拉美解放运动带来的影响。 另一本是《每月评论：国际政治研究月刊》。尽管副标题起得有些隆重，但在拉美，该刊被认为是美国《每月评论》的西语版，时至今日，该刊仍以电子刊物的形式存在，网址是www.monthlyreview.org，副标题改为了“社会主义独立报”，显然更加贴近创始人当初的想法。该出版物当时是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奇和他的同事利奥·胡贝尔曼共同创立的。斯威奇是纽约的一名马克思主义者，20世纪50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之际，他在新罕布什尔大学发表了一场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演讲后遭到迫害。斯威奇和该杂志的案例成为美国最高法院干预新闻出版自由的典型案例。很明显，无论是《每月评论：国际政治研究月刊》还是《国际政治》都是那个年代左翼分子反帝国主义的产物，但它们都独立于任何一个声称坚持社会主义思想纯洁性的派别。也就是这样，加莱亚诺留下了他的足迹，也显现出《前进》周刊对他点点滴滴的影响——反帝国主义和第三方立场。然而，从经济收入方面来看，在《每月评论》的经验并没有给加莱亚诺带来较多好处。“我给这本美国的杂志撰写了不少文章，当时的形势下杂志社是强势的一方，所以我一直未开口要他们支付稿酬。只有一次，大约已经过了三年多的时间，我实在没有收入了，便写信给他们。他们却只回了我一封信，随信寄给了我少许本就属于我的合作酬劳，他们的财务状况确实不好。” 加莱亚诺的《未来几日》 1962年，加莱亚诺已经和他的第一任妻子西尔维亚·布兰度分开了，她也是一位老社会主义活动家的女儿。他们早年间在社会主义的活动中相遇，加莱亚诺和西尔维亚有一个女儿，名叫维罗妮卡。之后，加莱亚诺又和格拉谢拉·贝罗·罗维拉·图雷尔结婚。格拉谢拉的父亲是吉多·贝罗·奥里韦，母亲是玛丽亚·梅塞德斯·罗维拉·图雷尔。1963年11月12日，加莱亚诺的二女儿弗洛伦西娅出生。格拉谢拉和她的两个兄弟吉多、奥雷利亚诺·何塞都继承了他们的父亲，从事法律行业。吉多·贝罗·罗维拉一直工作到2009年才退休，他是乌拉圭最著名的法医，还参与了军政独裁时期失踪人口遗体的鉴别工作。而奥雷利亚诺·何塞，家人和朋友都称他为拉罗，他是乌拉圭退休养老协会的董事，直至2010年3月逝世。格拉谢拉从1964年10月14日开始一直从事法律工作，当时她的女儿弗洛伦西娅还在襁褓之中。她从律师开始自己的事业，最终以民事法官的身份退休。 在大学的工作和对于《前进》周刊的热忱并没有耽误加莱亚诺的写作，他默默地重写了很多在之前的大火中丢失的资料。他将这段成长于这个灰暗又一成不变的国度的经历写进了他的一本小说。那是他的第一本书，也是唯一一部短篇小说，于1963年8月出版。书里展示了他的内心如何继续斗争，与这个死寂的、“无法进行冒险的”、慢慢吞噬民众的国度进行的斗争。 这本小说的题目有点宽泛，也不明确，但这恰恰和他追求的“超然存在”以及时代精神相吻合。书中反映了一些社会阶层的极度空虚，他们的面具因为经济危机而被撕破。《未来几日》这本书由蒙得维的亚阿尔法出版社出版。加莱亚诺自己在小说的最后一章坦言，整本书其实是在1962年8月到12月完成的。虽仅22岁，但他对漫画和新闻叙事有着非常全面又有力的建构能力。加莱亚诺决定投身到创作中，仅仅一年后，他再次成功地写出了《雄狮日幽灵》。但其实，他是在1967年阿尔法出版社再版《未来几日》时，才找到了解决自己内心追求这一问题的最终办法，那就是试图去寻找事物的本质，试图超越一切。 这部小说的主角是20世纪60年代蒙得维的亚的中产阶级年轻人，他们一直在寻觅能够赋予生命意义的道路。小说里有很多亲密场景的描写，会让人联想起埃内斯托·萨瓦托的《隧道》。小说对时代有着很大的贡献，正如当时老威廉·福克纳的作品一样，又如稍晚些的文学大师胡安·卡洛斯·奥内蒂试图描绘世界一般。主角都是年轻人，他们有着奢侈的消费习惯，却开始无力偿还债务，也正是这群年轻人，内心有着深深的疑问，不知自己前进的方向到底在哪儿。亲密场景在书中比比皆是，一根永不熄灭的香烟变成了一种新颖的象征，酒精的弥漫、性欲、对忠诚的怀疑、可疑的房间、死亡之谜……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里。在主角马里奥身上似乎不难发现作者自己的身影。几年后，在1967年的再版里，加莱亚诺写了一篇“再版序言”，他悲伤地写道：“并不是我后悔写这部小说，不是这样，只是如今的我发现它有些幼稚和脆弱，这些缺点甚至掩盖了我当初写它时赋予它的那些美好。不过，即便如此又怎样呢？我还是这么喜欢它。也许这就像童年时犯下的错，无论如何，我就是喜欢童年时犯下的错。”记者塞萨尔·迪·坎迪亚认为，在这部作品里能够清楚地观察到“一种卖弄、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自负以及一种令人讨厌的存在”，加莱亚诺也笑着承认了这点。当然，战斗的精神也呈现其中。“1963年，在出版后的头几个月里，小说得到了读者的好评，短时间内便销售一空。评论家们也给出了较好的反应，除了其中的一位。这位评论家误以为我就是书里的主人公，因此非常讨厌我，像我引用福克纳，就因为他使用了第一人称，总会有种误解，认为他就是书里的白痴、吝啬鬼或是乱伦的兄弟。”小说里人物的新面貌、新个性，与《前进》周刊战壕里努力奋斗的加莱亚诺完全不同，革命者需要摆脱自己来自英国的小资产阶级原生家庭，以此来宣告自己从此脱离盎格鲁撒克逊血统。“我承认这个主角可能会令人厌恶，但这不是我的错。无论如何，这是现实的错误。现实造就了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年轻人，他们常常以他人的厌恶为骄傲，有时表现得会稍微不错些，但总体来说这一代人非常自私、愚蠢、自负。”说这番话时，这位原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年轻人站在20世纪60年代的蒙得维的亚观察着这世界。 1963年8月30日，加莱亚诺的同事、记者、评论家伊韦尔·孔特里斯在《前进》周刊发表了该书的摘要和书评。“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绝对是乌拉圭历史上最杰出的文学一代中的典型。年仅22岁，14岁开始为报刊写文，现任《前进》周刊的主编，诸如《国际政治》和《每月评论》这样的国际政治期刊的撰稿人，电视节目的核心人物之一，加莱亚诺的事业提前迅速进入了上升期。他因为《未来几日》的出版，正式进入了文学圈，这部短篇小说似乎宣告了他作为作家的禀赋和才能。”虽然放在21世纪似乎可以理解一位记者在书评当中以这样的方式赞美自己的上司，但孔特里斯敏锐的观察力和感知力还是令人惊讶不已。他发现了年轻的加莱亚诺在叙事风格上的四个特点，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特点会化为更加精巧的写作形式，在另一些情况下则一直保留至加莱亚诺的成熟期，成为加莱亚诺写作的武器。孔特里斯认为，这本小说最想表达的是“某种蓄意的模糊”，好让整个故事的叙述和建构都笼罩在一种灰暗的色调和朦胧的轮廓中。“他对周围的对话有双极其专注且敏感的耳朵”，孔特里斯将此定义为加莱亚诺写作的第二个特征，毫无疑问，因为关注细节，他赋予了小说真实性和可信度……第三，他强调对白功能的极致性，没有隐喻、没有诗句，用于构建人物行为的文字相当直白。最后，孔特里斯还指出，“句子里有很多成分的位置变化，作者打破文学语言的僵硬，使得表达更加灵活”。末了，他补充道：“这四种元素构成了一种个人风格，代表了加莱亚诺所吸收的他人影响和他在文学成熟初期的特征。当然，对于一个初登文学舞台的作家来说，这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了。” 从寻觅未知道路的角度来说，有两部20世纪60年代的阿根廷电影也值得一提：《悲伤的年轻人》和《帕哈利托·戈麦斯》。它们的色调和加莱亚诺的小说一致。《悲伤的年轻人》由玛丽亚·巴内尔和阿尔韦托·阿希瓦伊主演，由20世纪60年代最优秀的电影人之一罗多尔福·库恩编剧和执导，一些评论家认为，罗多尔福是拉丁美洲电影革新的代表人物。这部电影于1962年6月5日上映，在1963年的阿根廷电影节获银鹰奖，首次在银幕上呈现了50年代末阿根廷年轻人的焦躁不安。尽管阿根廷的政治环境与乌拉圭有所不同，但可以说拉普拉塔河流域的两岸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始进入弗朗迪西执政时期，而蒙得维的亚则面临着巨大的体制危机，百年红党执政结束，之后政权纷争，而后白党又掌控了两届政府。罗多尔福·库恩执导的《悲伤的年轻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其实就是加莱亚诺的《未来几日》。 《帕哈利托·戈麦斯》被很多人解读为一部讽刺电影，讲述了歌手拉蒙·帕利托·奥尔特加以及一档60年代风靡阿根廷的电视节目——《流行团体俱乐部》——如何成功的故事。在那个时代，没有榜样作参照，人们的物质空虚被各种音乐所填补，不一而足，娱乐产业因而获得了大丰收。加莱亚诺本人当时也是阿根廷电视节目的评论员，1963年6月，他写了一篇关于国家5台成立的新闻报道：“在阿根廷也有众多喜剧节目：佩佩·比翁迪、马罗内、电视剧《巴拉米西那》、节目《电视滑稽》等。笑话却变得粗鄙万分，电视界好像因此跌入了谷底。还有一些电视秀，比如《流行团体俱乐部》，它唱响了当时多首流行全国的歌曲，愚蠢的西语单词混杂着英文歌曲的狂热节奏，就这样风靡起来。” 埃克托尔·佩列格里尼在罗多尔福·库恩导演的指导下，饰演了帕哈利托·戈麦斯一角，之后他成了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密友。弗朗西斯科·帕科·乌隆多参与了剧本的编写。该片于1965年8月5日上映，几乎是在《未来几日》出版三年之后，却和加莱亚诺的书一起，预警了20世纪60年代拉普拉塔河流域民众的空虚生活。 在加莱亚诺的小说作品里，就像有个可以定位时空的锚一般，某些元素使得故事更加贴近现实，更有真实感，同时也展示了他作为记者的条理性。“10月、11月，渐渐进入了夏天。报纸的头条都在报道大大小小的灾难：巨大的热核弹在空中爆炸；革命、政变，总统和独裁者下台、上台、再次下台；无论何时何地，鲜血都流淌不止。古巴将再次被入侵，一切都在进行中；蒙得维的亚又有人自杀，死之前还对着自己的妻子开了三枪，还好她得救了。” 米利亚，加莱亚诺的第一位出版商 在加莱亚诺的生活里似乎并没有巧合一说。如果真的有，那也是他自己制造的巧合，让它们成为与自己生活紧密结合的一道有序的难题。蒙得维的亚阿尔法出版社的创立者、第一任主编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名叫贝尼托·米利亚。他于1987年逝世，加莱亚诺和他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他是我的第一位出版商。他的离开让我非常伤心。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我很感谢他当时对我出版那本小说的无私帮助，现在看来，那其实不是一份特别出色的稿子。”加莱亚诺在得知米利亚去世时这么说道。米利亚1916年出生于阿利坎特，从青春期开始，他就全身心投入自由主义思想。1936年西班牙内战刚刚打响，他就参了军，在著名的杜鲁提编队里，负责发布前线的消息。内战结束后，他流亡到法国，被逮捕至集中营。之后，他逃离集中营，于1942年重新出现在马赛。随着纳粹的倒台，他在法国试图参与重建伊比利亚青年自由主义联盟（FIJL），但在米利亚看来，自由主义团体（1946年）通过的决议凭借无政府主义的行动通向了另一种独裁。于是1951年，他来到蒙得维的亚，在市中心自由广场的街角摆起了书摊。那里正好是加莱亚诺年轻时参与政治和意识形态辩论的中心。在附近的那些咖啡馆里，人们此起彼伏地讨论着大不列颠帝国的衰落，讨论着希特勒，之后还讨论着战后分极的新世界，这便是加莱亚诺《未来几日》里的年轻一代所面临的世界。 很自然地，他与同样因为佛朗哥而流亡乌拉圭的西班牙人圈子熟悉了起来，当然也就不可能不认识卡洛斯·基哈诺，不可能不知道他的《前进》周刊了。可以说加莱亚诺是喝着拉普拉塔河的水长大的，但如果没有吸收这些有识之士的智慧，他就无法最终成熟起来。从1976年起，加莱亚诺流亡巴塞罗那，在此期间，他不仅和佛朗哥政权统治下无政府主义的幸存者（米利亚就是其中之一）保持着联系，甚至还频繁拜访这位出版商。 米利亚在蒙得维的亚成立了阿尔法出版社，在加拉加斯成立了蒙特·阿维拉出版社。阿尔法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多达四百余种，甚至传播至布宜诺斯艾利斯。凭借这些成就，米利亚成为一位声名远扬的出版商，曾作为评审多次参与国际奖项的评定工作。进行了几十年的出版工作后，他回到西班牙，于1978年在巴塞罗那定居，并和几家反对佛朗哥政权的出版社合作。他是一名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无神论者。1987年8月，在他逝世之后，他的家人决定将他火化，并按照他的意愿将其骨灰撒在了加泰罗尼亚沿岸的地中海里。米利亚的这种生活方式也在加莱亚诺心里播下了种子，教会他如何有尊严、有条理地生活，影响直至今日。 《中国1964》 / “我一直想要走得更远、更深入。” 1963年10月至11月，加莱亚诺游历了中国的几座城市，他走上街头，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普通老百姓、基层干部和政府官员进行了交谈。他还去苏联待了一个月，当时苏联正由斯大林的继任者尼基塔·赫鲁晓夫领导，处于过渡时期。这段经历促成了他的第一部纪实作品《中国1964》的诞生。这部作品由传奇的豪尔赫·阿尔瓦雷斯在阿根廷出版，责编是加莱亚诺和《前进》周刊的好友罗赫略·加西亚·卢波。同时，这部作品也在美国出版，由每周评论出版社负责相关事宜。 其实，中国和苏联的革命问题几乎会出现在每一期《前进》周刊上：负责欧洲部分的记者K.S.卡罗尔对其非常关注，另外也会有别的一些文章，关注中国和苏联为推进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并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而采取的措施。其实，无论哪里的革命，都是拉美关注的焦点。 《中国1964》是加莱亚诺出版的第一部纪实作品，和小说《未来几日》不同，从作品的一开头就能察觉出它的纪实语言风格。像其他任何一本书一样，为了从多角度介绍这次旅行，它掺杂着多种体裁，随着章节的推进，人物形象变得更加丰满，论点也逐层深入。和他在《前进》周刊的报道一样，加莱亚诺用了第一人称，以此来加强自己的存在感，就像他一直陪着读者游历中国一样。 在书的结尾，加莱亚诺还加上了篇尾声，真实的记者加莱亚诺跃然纸上，勇敢而又泰然自若的世界讲述者，带着掩饰不住的光环，深知自己又完成了一部好作品。“是谁写下的这些文字？不是影子，也许有必要说清楚，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可能不是简简单单的‘专家’，完全不是。只是一名记者，一名睁开眼睛、竖起耳朵的记者。” 在书的第一段，加莱亚诺提出了一些开放性问题，就像阿根廷作家罗伯特·阿尔特所坚持的“闭紧双唇”那样，直到最后的章节才放松开来有了答案：“毛泽东提倡的是什么？有什么样深刻的理由能推动中国——穷苦人民奋起反抗的象征之国——与苏联对立？”带着这些问题，加莱亚诺来到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采访了有着同样疑问并亟待寻求答案的普通民众和政府官员。这是一个尚未有人涉足的领域。加莱亚诺所找到的一些资料先后在《前进》周刊、《国际政治》和《每月评论》中发表。对于乌拉圭和阿根廷的读者来说，从1960年起每周的连续报道是非常必要的背景知识，用以理解加莱亚诺书中所写的场景，包括中国这个亚洲巨人是如何对抗苏联的。 “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一事件的发生意味着争议仍然存在并且还在发展；共产主义世界已经不是完全站在统一战线了。”他还补充道：“人们微笑着传播的古老神话、宣扬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僵硬的和谐其实早已被事实粉碎。”加莱亚诺在《前进》周刊的研究文章中分析并指出了对周刊严肃性的期望，拥护了希尔曼的观点：“要保证每个版面的最高严肃性，让周刊成为真正的文字冲击，有必要的话可以将字体改到最小。”《前进》周刊秉持着严谨的工作态度，发表了关于苏联和中国的完整材料，正是这些材料揭示了两国是如何维护意识形态的纯粹性以及在世界形势下各自所持的立场的。 事件和事件的主人公以及男男女女的观点是加莱亚诺作品的重心，他试图通过这些论点理解而不是解释新现象。可能因为当时已经有近十年的记者从业经历，在《前进》周刊也工作了近四年，他更加担忧的是乌拉圭和拉丁美洲的现实情况。那是他第一次踏足遥远的欧洲和亚洲土地，他看到了一种新的政治模式，世界上一半的人依靠它，而另一半人怀疑它，加莱亚诺则认为它是一种惊喜，值得尊重。对于他和那些协助基哈诺在《前进》周刊工作的人来说，这种第三方立场的力量以及打破世界两极化来看世界的新方法正在兴盛起来，被称为“历史修正主义”。因此，在加莱亚诺看来，中国就是1958年年末1959年年初的古巴，而对于《前进》周刊的编辑部，中国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超越了过往，因其文化因素，至少也算是为一种新型社会契约组织奠定了基础。这也是为什么通过加莱亚诺的书能够知道中国革命到底是什么，它其实已经内嵌在了世界革命的过程中，这场革命由苏联开始，由古巴结束。 “我一直想要走得更远、更深入。”加莱亚诺在书中说道。用第一人称叙述使得论据更有说服力，直接地向读者展示他所亲历的这片土地。“倾听不仅仅是听演讲或者流言，也不仅仅是听宣誓或是宾馆前台或餐厅的对话。我最感兴趣的莫过于试图弄清重要的真相：中国人民真的是这场分裂的发动者吗？还是政府才是幕后推手？当然，我自己是不会下结论的，没有人可以归因，下定论总是很难的……外国人只能有简单的印象。”加莱亚诺继承了基哈诺杂文的独特之处。正如孔特里斯之后在对《未来几日》的评论里说的那样，这部纪实作品也体现了加莱亚诺的叙事风格，虽然是从新闻和记录能力方面展示出来的。 中苏可能不仅是意识形态特征的不同，比如根据毛泽东和城市无产阶级——苏联的看法，革命是否由农民发动是有争议的，而且苏联和中国在地缘政治和地域历史上确实有很大的区别。俄罗斯在亚洲地区的扩张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沙皇时代，1858年至1881年，沙皇在中国签订了四个条约，要求管辖近5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废除了这些与沙皇签订的条约，以彰显两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友谊。然而，苏联并没有将原属于满洲里和新疆地区的部分土地归还给中国。 这种单方面的领土霸占态度让整个人类在20世纪都惶惶不安，甚至一度引发核战争威胁。根据西方的一些消息，莫斯科曾经攻击北京，这个问题也使得美国非常不安。1970年，尼克松总统不得不进行干预，警告苏联政府其冒险行动可能带来的威胁。然而，在60年代，苏中两个大国之间一直军事冲突不断，突袭、边防冲突时有发生，甚至发生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劫持事件，以及中国在莫斯科红场的示威活动等。即便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这种冲突和对抗仍在持续，直到80年代中期因为焦点转移至其他国际争端，两国的对立状态才逐渐结束。 1963年，加莱亚诺访问了中国、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他个人认为，从新闻价值的角度来说，中国所发生的事情是最值得被报道的新鲜要闻。苏联所发生的一切只是让他得以更好地将苏联与中国的情况进行比较。正是在这个亚洲大国，加莱亚诺收集到了关于毛泽东领导的革命的两个重要阶段的资料。 对于读者来说，加莱亚诺所持的拉丁美洲视角与其他西方观点的本质区别在于，他展示了新闻体裁的必要性和不可或缺性，这也是他从《前进》周刊的封底开始惯用的有效手法：纪实性描述。让数百万西语读者的眼睛跟随着加莱亚诺的旅行，自己去探寻15年间社会主义中国的土地上发生了什么、在经历着怎样的新的内部革命，没有比这更好、更真实的方式了。加莱亚诺在城市和乡村停留，用第一人称写下旅行日记，为大家讲述亲历的故事。“导游给我指了一个工人让我采访，我却选择了另一位，因为我知道那都是事先安排好，他的身体和灵魂都已经完完全全交付给了党：实际上他就是政府意志的传送带。”这句话体现了加莱亚诺对于他工作的严谨。除了本来的目标，他作为纪实作家，试图找到更多的信息。在从斯大林主义中觉醒，并对赫鲁晓夫在苏联的新举措怀抱期待之后，1964年的加莱亚诺因为中国的革命而倍感振奋，却并未失去他从全人类命运出发的视角。 “它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便存在，我也没有发现，我指的是令人透不过气的恐怖气氛和斯大林时代给中国带来的压制感。如今，那段历史已经成为过去，幕布已经拉上，斯大林也被确认为只是坏了伊凡四世的名声而已。喜怒无常又爱加罪于别人，他常常强迫他的下属们相互打压，以此获得苟活下去的条件。”在这一段中，年轻的加莱亚诺至少呈现了三个方面的特征，而这些特征之后继续出现在他的观察和文字中。首先是仁慈的视角，可能对于中国正经历的新时期怀抱希望，其次是对于斯大林的谴责——不少知识分子多年后也这么指控——最后是他抛弃使用隐喻来解释情况的方法，也不再使用过于激进的词汇，只为寻求传播信息的有效途径。 “工作时间，在中国的东南西北，扬声器大声播放着。工厂和作坊里的工人、合作社里的农民以及办公室里的职员从早到晚都在听着当地的或者北京的广播。这种传播范围很广：传递着信息、评论，还会给大家广播每日日报的内容，中间会穿插一些音乐。通过这种方式，政府确保他们想要传达的信息抵达全国各个角落。”加莱亚诺从人民群众中得知了这些。但这种描述同时也可以让读者去评判这种传播方式（将官方媒体作为同一化的工具）的好坏——在我们这个后现代社会应该是颇有争议的。 这本书里还包括了两个重要的采访：一个是对溥仪的，他是清朝皇室的真正继承人；另一个是对周恩来的，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加莱亚诺以采访中的叙述为文本来源，使得他的纪实作品能够架构在一个真实的文化背景中。这两段采访讲述了他们各自的故事，人物、事件都鲜活地跃然于三维空间中，溥仪的故事、周恩来的讲述以及1963年他们正在进行的活动和这些活动带来的影响等。 职业记者与拉丁美洲革命战士 加莱亚诺第一次游历世界回去后，确认了自己要成为一名睁大双眼、竖起耳朵的纪实记者的目标，他将使用清晰、有力且趣味性强的叙述风格，并利用小说这个卓有成效的工具来创作。在蒙得维的亚，他面临着新的挑战，无论是他的职业记者生涯还是他作为拉丁美洲革命战士的身份。他已经进入专注于叙事文学的年轻一代的记者圈子，除此之外，还加入那些支持政治革命的人的队伍，他们想要在古巴革命的掩护和余温中发起社会运动、重组政权。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乌拉圭进入了新的社会斗争阶段。加莱亚诺年少时的好友劳尔·森迪克从拥护社会主义思想跨越到实践武装政治运动，建立了图帕马罗斯民族解放运动组织，这是拉美城市游击队的新形式。加莱亚诺虽是《前进》周刊的主编，但逐渐参与左翼提出的统一战线新主张——《时代报》的工作，从而解决卡洛斯·基哈诺领导的记者内部不同立场的冲突。与此同时，那个记者生涯始于在《太阳报》涂鸦的年轻的加莱亚诺也步入了更广阔的天地。 在非洲的一些国家，去殖民化的氛围已经涨至最高点，而拉丁美洲却在打压古巴革命所带来的内部变化和传播到其他国家的革命口号。20世纪70年代之前，虽还未开始公开镇压，但人们已经怀疑这是独裁统治。埃斯特拉·坎托，阿根廷记者和作家，曾给《前进》周刊写过一封读者来信，在信中，她详细介绍了疑似联邦警察的三名男子是如何去她的公寓搜捕她的。因为她正好不在，家里只有她的哥哥。这封信于1960年8月12日星期五公开，预告了接下来布宜诺斯艾利斯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将要遭遇的冷战气氛。“他们冲了进去，抓住我哥哥的手臂……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拔断电话线（以便不受干扰地工作）；之后开始乱翻书籍、文件、杂志、橱子、衣柜和衣物等。他们并没有具体说我被指控的内容，也没有道明如此心切又急躁地行动到底是在搜查什么。” 这种气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逐渐变得司空见惯，也成为加莱亚诺的文字谴责的对象，当然，也演变成他文学作品里的一些片段。革命有力地进行着，随之而来的始终是压制，先是准军事压制，而后便是国家压制。这给加莱亚诺的生活和写作都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阿根廷] 法维安·科瓦西克：《加莱亚诺传》，鹿秀川、陈豪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