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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民族品格

http://www.newdu.com 2019-09-02 中国社会科学报  张梅 参加讨论

    从晚清到“五四”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经历了从传统童蒙读物向现代儿童文学的转型。若把儿童文学现代转型放置在一个更大的文化网络中就可发现,儒家思想对其既有制约也有推动作用,并与西学等多种文化因素共同影响了这一转型过程。
    兼顾伦理性与趣味性
    晚清以前,儒家思想在童蒙读物中有集中体现。这些童蒙读物所呈现的儒家思想包括以孔孟仁爱思想为代表价值观,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教育理想,以修身、明德为目标的教化途径等。晚清以前的传统童蒙读物内容较为庞杂,德育读物如《童蒙须知》《弟子规》,识字读物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文学读物如《神童诗》《千家诗》,还有以介绍掌故和各科知识为主要内容的“蒙求”类读物。在传统童蒙读物中,德育类读物既是主要内容,也是价值参照目标。但从总体上看,这些读物不同程度存在成人化、相对忽略儿童认知心理和生理需求的弊端。
    在内忧外患的时局和“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晚清启蒙者开始探求儒家思想的现代适用性问题,而如何依托儒家思想来教育儿童则是他们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晚清王晋之著有《问青园课程》,梁启超著有《论幼学》《学校总论》等,他们针对儿童问题均提出“重回孔孟仁学思想”的主张。
    面对时代巨变,晚清启蒙者首先试图从传统中寻求变革的思想资源,同时也对儒家思想展开适度反思。汪嵚(黄海锋郎)的《论今日最重要的两种教育》和方浏生的《蒙师箴言》等批判程朱理学,认为这类学说过于强调“天理”的普遍性和超越性,从而造成对个人主体性的压制。
    与程朱理学的处境不同,王阳明的思想在当时备受青睐,这主要因为王阳明思想中包含倡导个体作为道德主体的能动性主张,而这恰好呼应了晚清以来传入中国的一些西方理念。因而晚清时期王筠的《教童子法》和陈独秀的《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的解释》等文均盛赞王阳明思想。陈子褒的《论训蒙宜用浅白读本》《论初等小学读本》《小学琐言》、陈惟彦的《幼学分年课程》等则宣传西方教育思想,并从“中体西用”角度展开探索。
    此外,晚清时期,新式学校“修身”科的种类、数量远超其他科目。从私塾读经到新式学校“修身”科崛起,这一过程充分显示了儒家思想在新语境下调整更新的努力。这一时期儿童读物的特点为文学性与教育性的互动共生,形成以快乐为主导的“趋向鼓舞,中心喜悦”与以教育为主导的“蒙以养正”相辅相成的格局。“中心喜悦”的价值取向使趣味性成为儿童读物的突出特点。“滑稽小说”“滑稽画”等是儿童读物上最常见的栏目。《启蒙画报》《儿童教育画》等儿童刊物还分别尝试用游戏、图像等方式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同时,“蒙以养正”始终是晚清时期儿童读物的重要宗旨,新创办的儿童报刊多设置“修身”和“伦理”栏目。《蒙学报》等儿童读物把传统德育中的诸多德目故事化、文学化。此外,外国儿童文学通过译述、转述、重述的方式完成本土化改造。译述者在引进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时,也有意凸显其对儿童的教化作用。随着爱国、崇实思潮的兴起,《童子世界》《中华学生界》等儿童读物还设置了相应的栏目,以培养儿童的爱国之情和崇尚朴实的品性。
    注重对儿童的教化指导
    “五四”时期的文人大多受孔子“忠恕”之道、孟子“性善论”、王阳明“致良知”等思想影响。即使是极力倡导“儿童本位论”的周作人也认为,在儿童文学中成人应行使“培养和指导”的权力。正是因为在思想层面存在着中西文化的对话交流,中国的儿童观才没有走向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而是坚持“成人—儿童”交互主体性的立场。
    “儿童的发现”既受到西学的引发,也是西学与儒家思想尤其是王阳明思想相互激荡的产物。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下,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与“儿童的发现”形成呼应。周作人对1923年第70期《小朋友》“提倡国货号”进行批判,而郑振铎在理论上倡导儿童本位,但到编译、创作儿童文学作品时又提出“工具主义”的主张。这些复杂的文学现象说明儿童文学在现代转型中深受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影响。
    现代儿童文学中,图像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但呈现方式的革新并未影响到其教化功能。《儿童画报》等书刊中的图像由故事插图发展到专门的图画故事,由叙事的点缀演变为直接介入叙事。这虽然改变了儿童文学的表现方式,但图像叙事的内容常常是顽童的淘气行为受到惩戒,因而这些作品也成为图像版的教育童话。
    此外,当时的儿童读物中既有摒弃了一板一眼的说教、用儿童的语言描绘儿童世界的作品,也有充满“寓意”、侧重对儿童进行教化的作品。这些都表明现代儿童文学价值取向中无功利性与儒家实用理性同时并存的复杂情形。
    中国儿童文学虽然受到西方儿童观的影响,但并不缺乏自己的民族品格。在中国儿童文学现代转型过程中,既有西学的引发作用,同时这一过程也是西学与本土思想相互激荡的产物。因此,我们应着力揭示被儿童文学转型“外源说”遮蔽的另一重精神维度,即从仁爱思想出发对儿童个体的尊重。这与西方儿童观以肯定个体价值为前提的思想互相对照,并在与之交流碰撞中构成中国儿童文学的特色。因而,只有对儒家思想在儿童文学现代转型中所呈现的复杂多变性进行深入研究,才能为当下儿童文学发展提供借鉴,从而构建儿童文学和谐健康的发展态势。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儿童文学现代演进与传统文化关系研究”(19BZW14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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