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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8月6日，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领袖泰奥多尔·维森格伦德·阿多诺因心脏病，溘然长逝于位于瑞士的疗养地。每年夏天，他都会带着工作一个人去那里呼吸阿尔卑斯山的清新空气。当他的妻子格蕾特收到来自医院的通知后，很快整个联邦德国的哲学、社会学界以及阿多诺在文坛的学生和老朋友们都知道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在这些人中，也包括把阿多诺写进小说《浮士德博士》、二战之后拒绝回国的托马斯·曼，和策划了反对阿多诺的事件、此刻仍在牢房里的博士生柯拉尔。 在阿多诺的生涯中，他孜孜以求的是达成一种负责任的世界，在这一点上他与昔日论敌萨特不谋而合，但与后者在《什么是文学？》中的观点不同，他始终拒绝用直接介入的方式来要求艺术创作。对他来说，如果没有自律的形式作为中介，那些热爱艺术和有尊严生活的人们能够等待的只有野蛮和卷土重来的法西斯主义。通过对“介入”的否定，阿多诺维护了文学艺术的尊严，并保留了它残存的抵抗的力量。即使在法兰克福学派中间，也没有人像阿多诺那样，坚持不懈地与人类意识的一切野蛮性作对，也正是他那种浑身带刺、时刻要与思想作对的性格，而不是他艰涩、博学、谜一样的文字风格，让霍克海默在选择洛文塔尔还是阿多诺做自己的继承者这个问题上坚定地选择了后者。 一 西奥多·维森格伦德·阿多诺（Theodor Wissengrund Adorno）于1903年出生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一个优渥的犹太家庭中，父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德国葡萄酒商人，母亲则是带有意大利-法国两种血统的音乐家。此外，他还有个居住在伦敦的叔叔（父亲的三弟）和住在同一屋檐下的音乐家姑妈，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阿多诺后来的批评作品中充斥着大量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的表达，以及他对普鲁斯特、狄更斯等作家投入了那么多关注，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语言对他来说并不完全算是外语，那些作家也不算是外国作家。 作为《启蒙辩证法》的作者之一，为这位思想家带来思想启蒙的人是当地的批评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从中学开始，阿多诺就与年长14岁的克拉考尔在每个星期天的下午逐字逐句地阅读《纯粹理性批判》。因此，在他进入法兰克福大学学习的时候，已经是一名年轻的康德专家了。此时的阿多诺志在写一部对丹麦作家、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研究专著。在朋友兼老师本雅明的影响下，这部在10年后完成的论文显然是《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的阿多诺版本。在阿多诺的好友中，被认为最重要、最具争议性的作家就是本雅明。他们同为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最初的几位代表之一，二人在多个问题的观点上都保持着惊人的一致，在另一些问题上则又温和地针锋相对。 纳粹上台前，阿多诺只是一名研究社会学、精神分析学、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年轻博士。然而他在这几个领域的名声显然都远远不如他在音乐界所获得的多。因为家庭影响，阿多诺度过了一个音乐性的童年，他的母亲和姨妈是当地有名的钢琴家、歌唱家，一家人经常出没于法兰克福的音乐会，他本人从很小就开始学习钢琴。1924年，当他刚从法兰克福大学以论文《胡塞尔现象学对物体与意识的超越》获得博士学位时，并没有打算直接进入大学成为教师，而是前往维也纳，师从“第二维也纳乐派”的作曲家阿尔班·贝尔格学习作曲技术，进入了勋伯格的音乐圈子。居住在奥地利的时间里，除了练钢琴、学作曲，阿多诺也写作了大量的音乐评论，当他在选择第一份职业的时候，职业音乐评论家是他的首选，但在20世纪初的德国-奥地利文化圈里，这并不容易。如果阿多诺当初成为了一名音乐评论家，他无疑会成功的。然而，在成为音乐评论家的开始，他却失败了。 就像本雅明试图进入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时碰到钉子一样，阿多诺利用他的克尔凯郭尔论文取得授课机会的过程也并不顺利，结果总是不尽如人意。就在《克尔凯郭尔的审美建构》发表的同一年，“慕尼黑啤酒馆事件”爆发，紧接着发生的是一系列与犹太人有关的灾难。阿多诺再一次被剥夺了理想，与之一同被剥夺的是他的讲师资格。阿多诺不得不先流亡英国，然后飞往美国纽约和洛杉矶，在那里他成为了“普林斯顿电台研究计划”的“音乐研究”项目负责人。与霍克海默在美国的重逢让他们拥有了合作的机会，就是在这次大规模的反犹主义带来的灾难中，两个流亡者在异国开始了《启蒙辩证法》的写作。 1949年返回法兰克福以前，阿多诺因为《启蒙辩证法》成了思想界的名人。随着战后西德文化重建工作的开始，阿多诺开始了他继任霍克海默作为法兰克福学派领导者的事业，整个50年代，他的名字在各种出版物、广播、电视节目上频繁出现。一方面是因为他那种充满挑衅性和魅力的表达方式，甚至在西德诞生出了一种特殊的政论文体，这种文体最出色的继承者是后来“四七社”诗人恩岑斯贝尔格；一方面是因为多年来他在社会学、哲学、文学、音乐方面培养起来的名望。 二 阿多诺的文学批评作品几乎都是在二战结束后写成的，除了《卡夫卡笔记》收录于《棱镜》文集中，其余文章则主要收进了《文学笔记》中。在这些或长或短的现象评论、演讲稿、作家专论中，呈现出阿多诺特有的否定性美学特征。《文学笔记》的第一篇文章《作为形式的随笔体》不仅对这一文体的形式做出了详细的阐释和维护，也为后来一系列文章的组织形式做出了榜样。 阿多诺文学思想的主要特征是强调文学的社会历史性，但他并不认为所有作品都具备反映社会历史的资格，能反映社会历史的只有那些“单子化”的现代主义经典，如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贝克特等人的作品。在他看来，恰恰是这些强调与社会孤立的极具个人色彩的文学艺术，才最突出地展示了社会带给艺术家的精神压抑。越是远离社会的，越是社会的，这方面最典型的文体代表就是抒情诗。反之，那些将社会外在事实未加控制直接呈现在作品中的行为，在阿多诺那里是野蛮的。在某种程度上，阿多诺也将之视为法西斯主义的根源，即把社会强加给个人的虚假意识基础，一股脑地强加给艺术形式，无视艺术的自律性与无功利性，以至于在非社会性的社会性与野蛮人的社会性之间画上了等号，在人性与死亡之间画上了等号。 阿多诺称自己使用的文本策略“灌肠原则”，即“像德式萨拉米肠一样，肉要灌得很满才行”。当代读者一定会为他那超高密度的风格感到迷惑和艰难，甚至于翻译过阿多诺著作的人也表示，翻译阿多诺是对其职业生涯的挑战。《否定辩证法》的英译者阿仕顿就说，这本书“让我违反了哲学翻译的第一条原则：直到你认为已经理解了作者的每句话之前，永远不要开始翻译……阿多诺在前言中申明，起初看起来令人困惑的事情，在未来都会得到澄清。我觉得他的文章并没有被错译，他总是把话说得很明白……我慢吞吞地翻译着，以至于忘记了那第一条原则”。 在很大程度上，阿多诺的文学观点都是其美学理论的文学演绎。但同样无可否认的是，他的美学理论又恰恰是建立在对古典作家如歌德、席勒、荷尔德林和现代作家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等人的阅读和体验之上的。阿多诺引发争议的作品《最低限度的道德》第一节的标题即是“献给马塞尔·普鲁斯特”，他把普鲁斯特特立独行的性格与资产阶级的精神分工联系起来，并得出这样的结论：“精神的部门化是消灭精神的一种手段”。这是阿多诺常用的分析技巧，他总是能通过对艺术家的具体行动同时进行精神分析学和形而上学转换，最后在个体动机的根源中找到社会谎言。或许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那一代人在战后学生中间成为时髦的原因，他们在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之间找到了共鸣，在力比多和阶级斗争之间发现了相似的规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