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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批评与族裔文学:21世纪的外国文学研究 经过一番努力,外国文学研究以一种较为成熟的姿态进入21世纪。假如从宏观上加以扫描这一时期文学,会发现其研究重点没有太偏离前两个时期的轨道,即研究成果相对集中在英语国家文学这一板块,其他语种文学的研究则相对弱一些。2000年至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数据表明,英语国家的文学占据大多数;俄苏、亚非的文学次之;南美、大洋洲等地文学又次之。在英语国家文学中,又以美英文学研究为主体,前者立项数为279项,后者为214项。在有关这两个国家的文学研究中,选题的分布状况为:族裔文学研究居首;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研究以及女性研究次之。 当然,这只是个笼统的统计。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无论是区域还是国别,无论是研究对象、研究问题还是研究方法,均呈现出多元发展与全面铺开之势。相对集中的研究话题可大致分成如下几大板块:文化批评、族裔文学、女性文学批评以及叙事学研究等。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文化研究及批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成为外国文学研究中继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又一个影响深远的话题。 文化理论及批评早在1985年詹姆逊在北大演讲“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时,就已在中国崭露头角。只不过那时学术界的反应有些滞后,尚未意识到詹姆逊提出这一话题的重要性。1986年,赵一凡在一篇发表于《读书》杂志的文章中,介绍贝尔有关后工业社会来临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思想,开启了国内学术界文化批评实践的先河。(37)不过,在这一时期,国内学者基本上还没有把文化研究与后现代主义完全剥离开来。大约从90年代开始,随着人们理论视域的开阔,文化研究及批评逐步变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1995年在大连召开的“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际学术研讨会,拉开了中国文化研究及批评的大幕。在这一时期,学者们试图通过文章来构建中国文化研究的批评话语。如周小仪在《文学研究与理论——文化研究:分裂还是融合》一文中,以英国文学研究从精英到大众的演化过程为例,指出“文学经典与文学理论,审美价值与文化批评并非分道扬镳;相反,它是在不脱离文本和形式的情况下发展一种社会——历史——文化批评。”(38)王宁发表于1996年的《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是篇较有价值的文章。他在文中对文化研究的一些基本内涵、在西方学术界的历史演变、研究现状以及中国学术界应该研究的问题都做了较详尽的梳理与论述。(39)不过,从总体上看,整个90年代的文化研究更多是在理论层面上予以讨论,而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则做得不多。 2001年4月,《外国文学评论》在昆明召开了“文化的迁徙与杂交”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主要是针对文化研究及批评逐渐演变成学术界的热点话题而召开的,即面对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热潮,我们该以何种站位来迎接这种文化挑战? 文化研究在欧美国家的兴起原本与后工业时代的来临有关:随着社会关系的转变,文化由传统的少数人、精英式存在方式转向了大众化、通俗化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主要是“文化”自身的内涵发生了转变。然而,由于这次会议带有反思的性质,加之又选择从“后殖民”的维度切入到文化研究中来,所以原本宽泛的文化研究变成了对后殖民主义的研究,诚如该刊在《编后记》中所说,这种“文化批评”的性质“从表面上看,尽管它多为带有第三世界背景的欧美学者所提倡,然而它在本质上却又是一种基本上以西方人文价值观为准绳的知识整合”。(40)所以便顺其自然有了如下之评判:这种研究“虽有值得我们关注借鉴之处,但并不等于说我们就必须放下自己手中的活计,不容分说地掺和进人家的热闹场面。我们必须紧紧把握住自己的目标,必须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仍是我们必须严肃思考的头等重要的问题”。(41)会后,该刊所发表的几篇论文,也都是围绕着在世界文化大潮的冲击下,保持住本民族文化个性这一主旨展开的。 由上述回溯不难发现,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问题是个日渐显现和日趋重要的话题。90年代学术界在谈论世界性、全球化时,民族性就作为问题被提了出来。进入21世纪后,它更演变成一个应对世界文化冲击的关键词。强调文化研究的主体性自然不错,可如果把民族性提升到一个不恰当的高度,也易流入保守。有学者对此提出批评,说这种主张是以“民族主义的意识来对抗比较文学的全球化”。(42) 这一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值得梳理和总结的第二方面是有关族裔文学的研究。所谓族裔文学研究应该包括欧美各国的族裔文学,由于种种的原因,在实际研究中其实主要还是指美国的族裔文学研究。而在美国族裔文学研究中,又以黑人文学、犹太文学和华裔文学研究为主。 国内从事族裔文学研究的时间比较早。20世纪60年代就有学者发表了有关美国黑人文学的文章,如黄星圻的《在斗争中成长的美国黑人文学》、王朵恩的《从美国黑人文学创作驳黑人低劣论》、施咸荣的《战斗的美国黑人文学》等。(43)比较之下,犹太文学研究的起步还要更早一点,即1959年姚以恩就在《世界文学》上发表了《杰出的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44)一文。改革开放之后,族裔文学研究开始逐渐繁荣起来。1992年江西九江师专主办了“全国首届犹太文学学术研讨会”,对繁荣国内的犹太文学研究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进入21世纪,国内的黑人文学、犹太文学、华裔文学等族裔研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出版和发表了许多重要著述,如王家湘的《20世纪美国黑人小说史》(2006)、刘洪一的《走向文化诗学:美国犹太小说研究》(2002)、乔国强的《美国犹太文学》(2008)、程爱民的《美国华裔文学研究》(2003)、薛玉凤的《美国华裔文学之文化研究》(2007)、卢华的《身份的建构:解读美国华裔文学》(2016)等。 这一时期中值得提及的第三方面是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在欧美诞生的时间是20世纪60、70年代,传播到中国已大约是80年代的中期。发表于这一时期的文章不但数量少(45),多数的文章创见性也不足,尚属于译介期。从90年代开始步入学习期,外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带动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自2000年后,外国女性主义文学的批评进入发展期,不仅文章数量大幅增多,研究的范围和深度都出现了可喜变化,但总体说来基本还是对国外女性(主义)文学的梳理和对具体作品的分析,很少有对国外女性主义文学话语和理念展开具体分析,并藉此构建自己批评话语和理念的尝试。(46)应该承认,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与中国文学研究领域里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相比,还存有不少的差距。需提及一笔的是,经“知网”检索,40年间国内没有召开过一个外国女性主义文学的专题研讨会,这是个需要反思的现象。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内还有两种研究方法值得一提。一个是叙事学(叙述学)研究方法。国内的叙事学研究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展开。赵毅衡的《叙述形式的文化意义》、申丹的《论西方叙述理论中的情节观》,(47)这可能是国内叙事学领域中较早集中论述叙事理论的学术文章。自此以后,叙事学在作为一种叙事理论存在的同时,也作为一种新颖而有效的研究文学作品的方法,受到人们的普遍青睐。时至今日,它几乎演变成研究者们最为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48)另一个是“学术史研究”方法。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正式推出了“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经典作家系列”的研究计划。这个以“学术史”为基本模式的研究计划,在研究方法上有着特殊要求:一方面要求“通过尽可能竭泽而渔式的梳理”,使其“具有‘学科史研究’的研究性质”;(49)另一方面要求研究者面对西方的理论话语时,要体现出自己的价值立场和学术观点。总之,这是外国文学研究自70年代末复兴以来,从“学术史”角度对40年来外国文学研究成果的一次整合;目前以专著形式出版的系列成果既是对这些年来相关研究的一个总结,也为未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经过40年的努力,几乎重新起步的外国文学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学科发展的基本模式和架构都已建构了起来。但毋庸讳言,在文科学术体系里,外国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相比,尚处于一个较弱势地位。及至2000年及以后,这种状况依旧没得到根本性改变:我们的学者有能力“学着说”“跟着说”,却没能力将西方理论话语转化成自己的理论话语资源,从而形成一种既能融入国际学术研究体系,同时也能彰显我们本民族特色的理论话语体系。一句话,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缺少能把二者完美结合起来的“大家”。 毋庸置疑,对他国的文学展开深入研究的确存在着一定难度,毕竟这不单纯是语言文字不同的问题,重要的是作家表达心灵世界的内涵与方法也不同。这就给我们的研究者提出了要求:首先,要在宏观上把握住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审美趣味,即有时看上去是在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其实并不尽然。我们的研究常常要牵涉到其整个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其次,要对产生该作品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背景有所了解。说到底,文学作品就是人的精神产品,而人的精神又总是受到时代价值取向以及那个时代理论导向的影响的。譬如要研究现代主义文学,如果不了解该国人的精神历程以及相应的理论话语体系,就没有办法对其作品进行解读与定评。同样,要理解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碎片化、拼贴式表达方式,也需要参照一些后现代主义理论书籍,即从去中心化、异质性的理论中,理解和寻找后现代主义小说之所以要这样写以及这样写的价值和意义。最后,一位优秀的外国文学研究者一定也是位优秀的中国文学研究者。这样说是因为要研究他国的文学需要有个参照或比较的尺度——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即用中国文学的一些精神诉求、审美特色来审视他国文学,往往能发现一些“别样”的东西。这样一方面避免了外国文学研究只能一味地跟随在他人之后的尴尬,另一方面也容易构建起自己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总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需要有一个能容纳下整个世界的大情怀,去掉偏见,与地球上其他国家的读者一起于文字描写或再现的细微之处,感悟人类生存的种种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