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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探讨:90年代的外国文学研究 与宽松自由发展的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最大变化可能是出现了计划性、引领性的研究模式。1991年,国家社科基金委成立后,以研究指南和立项的方式引导着外国文学往前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从1994年算起至1999年,与英语国家文学研究相关项目的立项数超过了百项。(18)这些得以立项的项目涵盖的面非常广,既有宏观性研究,如“中古英语文学研究”“新编美国文学史”“当代美国小说理论研究”“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史”等;也有对具体作家的研究,如“奥斯卡·王尔德的生活、思想和艺术”“福克纳研究”等;还有比较和跨学科的研究,如“莎士比亚的跨文化阐释——莎士比亚与中国文化的互渐研究”等。把这些年来获得立项的项目排列到一起,也可以看成是一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史。 然而,从获得资助项目的名称上看,似乎与外国文学研究的整体状况有些不同步:出现在这一时期中的新的理论话语与研究方法好像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以争议颇多的后现代主义为例,只有极少数课题,如“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叙述结构研究”“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主题与艺术手法论”与此相关,而与后现代主义理论相关的其他理论话语体系,如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等,则并没有出现在所立项目中。从这时期国内主要期刊所发表的论文看,后现代主义是90年代,至少是90年代前半期的一个绝对热门话题。(19) 从便于梳理和归纳的角度看,整个90年代可以中期为界,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后现代主义研究阶段和民族化、本土化研究阶段。 进入90年代后,后现代主义一跃而上,超过了现代主义,成为被人追捧的理论前沿话题。与现代主义一样,后现代主义也是以争论的方式亮相于中国学术界。1990年,《文艺研究》刊登了伊哈布·哈桑的《何谓后现代主义》一文。正是这篇文章拉开了90年代后现代主义讨论的大幕。在该文中,哈桑直截了当地给后现代主义概括出“不确定性”“凌乱性”“非原则化”等十一个表现特征。(20)面对这些崭新的理论观点,学者们分成两大阵营:“引进”和“替代”与“疑虑”和“拒斥”(21)。突出的表现是,不管是两派中的哪一派,都对该理论了解得不够深入,至多能依据哈桑提出的上述界定来讨论该理论和作品,并未出现独具特色的研究成果。有益的地方是,有研究者注意到了后现代主义瓦解中心和倡导多元性的特征。有研究者明确指出,假如把后现代主义“看成是一个同质、纯一的大一统”那就错了,“不符合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精神”。(22)这对异质文学观念的确立和并存大有裨益。 或许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在90年代的开局中显得过于耀眼,所以到了1992年学界便开始对其“纠偏”。在《外国文学评论》编辑部召开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座谈会上,有学者强调要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和“社会主义的主体意识”,(23)并对前一段外国文学研究的方式和方法提出了批评。程代熙以《百年孤独》、《尤利西斯》等小说为例,说明外国文学研究界对这类作品研究不精,“有的还对我们的文艺创作产生了负效应”(24);冯至也指出外国文学研究在配合“二为”“双百”方针方面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与此同时对翻译出版、理论引入、介绍等方面所存在的混乱提出了批评。(25)针对上述批评,也有学者认为,中西两种文化虽有“差别性、矛盾性和对抗性”,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互不联系,互无影响,横亘着不可逾越的万里长城”。(26)不过,总的来说,这次会议也并未对外国文学研究造成太大影响,学术界对相关书籍的翻译、出版力度以及研究方向都并未发生明显变化。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有关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中难以脱颖而出,与学界对其存有疑虑不无关系。 1993年3月,北京大学召开了“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顾名思义,研究者们急切想把后现代主义的“根”,通过与中国当代文学互为联系的方式,完成在中国土地上的一次转换。然而,由于对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也包括与之相关的现代主义理论缺乏系统了解,加之中国也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进入典型的后工业社会,所以多数研究者们尽管意识到后现代主义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已渗透到了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27),但如何渗透的以及这种渗透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很难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阐释方式。(28)在这种背景下,赵毅衡发表的《后现代小说的鉴别标准》一文,是对这一时期理论空缺的一个补充。针对于国内学术界只注重情绪的挥发,而忽略对具体问题、基本观念探讨的特点,他在文中集中探讨了以下四个问题:一是梳理了后现代派小说在西方肇始的时间、艺术特征及意义,在此基础上又论述了何谓元小说以及元小说与后现代小说的关系;二是提出了西方的后现代派小说不能等同于后现代小说这一重要观点;三是论述了后现代派小说与现代派小说之间的分歧与差异;四是在后现代文化的框架里,提出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商业文化之间分界线消失的问题。(29)以上几方面都属于是对概念进行梳理与廓清,这对处于瓶颈期的国内后现代文化、后现代主义小说,包括现代主义小说的研究都具有指导意义。特别是文章中提到的不少问题,如元小说、雅俗关系、模仿与戏仿等,也都成为学术界后来的一些重要论述话题。 90年代中期后,外国文学研究界开始由后现代主义的一枝独秀,转向对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探讨。1994年,《外国文学评论》率先以“外国文学研究方向与方法探讨”为题开辟专栏。设置这个专栏的原意是想在学术界倡导自由而多元的研究风气:研究方向可以自由选择,研究方法也可以各式各样。不料想,配发于同一期的一篇文章——易丹的《超越殖民文学的文化困境》,引发出了一场有关“殖民主义”的讨论。易丹认为,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常常迷失在西方文化观念的修辞性陈述中,从而扮演了“一种‘殖民文学’或‘殖民文化’的角色”而不知“我们在哪里?”即我们的研究者实际上充当了“杰出的‘殖民文学’的推销者”。(30)对于这一观点,许多学者提出不同意见。黄宝生从研究方法角度指出,“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只是两种不同的研究对象,在研究方法上没有根本的区别”。(31)张弘更是指出,易丹的观点“反映出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后退倾向”。(32) 以文化保守主义姿态出现的这股看似“后退”的思潮,其实意蕴丰富。它意味着外国文学研究经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迎来了从对西方文化、理论的无条件服膺到开始追问中国文化在哪里的艰难转型。这既是中国文化欲以西方文化分庭抗礼的一种表现,也是中国文化将要参与到“全球化”中来的一次预演。1997年,《外国文学》借鲁迅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句话开辟了一个笔谈专栏。这一举措意味着外国文学研究将要从后现代主义文化中抽身而出,并以“民族的”姿态,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全球化”研究新时代。 “全球化”的话题在国内最早出现于1984年。不过,这时该术语主要还是与经济相关。(33)1994年,李慎之发表《开展全球化研究》一文,认为世界“走上了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说的‘相互依存与相互作用’越来越紧密的时代”,全球化所“遵循的原理是亚里士多德说的‘全体大于部分的总和’和毛泽东说的‘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全球化是已经开始了的过程,是已经出现的大趋势[……],任何违反这个大趋势的决策都是错误的”。(34)这篇话语强势的文章似乎为“全球化”的道路扫清了障碍,所以当1997年《外国文学》对此展开讨论时,“全球化”已不成为一个需要特别论证的问题,学者们一上来就侃侃而谈。刘康认为,在当下的全球化局势里,我们需要“找到新的清醒和积极的民族文化观”,不要“重弹老调,更不是复古和祭出文化保守主义的幽灵,来贩卖跨国资本全球化文化想象的市场万能、异国情调的货色”。(35)王逢振则认为,这一说法其实是个悖论,因为“‘越是民族的’限制它成为‘越是世界的’,而‘越是世界的’也就取消了‘越是民族的’可能。因此,应该以辩证统一的方式将民族性和世界性结合起来,将民族性置于整个世界关系中来考虑”。(36)多数学者认为,要立足于“民族性”和“民族文化”这一立场来参与“全球化”。当然,这场讨论并无结论,抑或说这个问题迄今还处于继续讨论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