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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拟通过梳理发生在1978至2018年这40年间外国文学研究界的节点性事件及相关的重要文学思潮、理论话题以及研究方法等,来探析不同历史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倾向和特点。通过回顾与反思,把40年来外国文学研究发展与嬗变的大致走势还原出来,以期能为进一步繁荣我国外国文学研究有所帮助或启发。 关键词：外国文学研究/ 回顾与反思/ 人性与形式/ 民族与世界性/ 文化批评与族裔文学 作者简介：乔国强,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导,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巨大的成就。在2018年的今天,对发生在这40年间的文学研究现状来一次宏观扫描与总结是件极有意义的事情。当然,在这样一篇短的文章中,把发生在这40年时间里所有事件都梳理出来,显然不可能。外国文学研究这一学科领域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勃兴与发展,与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有着直接的因果关联。为方便起见,本文就沿着这个时间轴线,通过对具有节点性事件、重要理论话题、论题,以及研究方法的回顾等方式,反思40年来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一、人性与形式的回归:1978年至80年代末的外国文学研究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开局的一年,也是外国文学研究界百废俱兴的一年。 有人说,文学是时代的节拍器,确实如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间是1978年12月18日。不过,在其之前与“世界”“外国”相关的期刊就闻风而动:《世界文学》以内部发行资料的形式复刊(1977);《外国文艺》和《外国文学研究》相继创刊(1978)。这些最新亮相的刊物,其办刊宗旨可用随后不久创刊的《译林》发刊词中的一句话,“为读者多开辟一个了解和研究世界的‘窗口’”①来概括之。与此同时,外国文学研究界也积极行动起来:1978年1月,一些美国文学研究和翻译工作者在山东大学举行座谈会,商讨成立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事宜,并于翌年8月宣告成立。1978年5月,中宣部批准恢复“三套丛书”②,为全面开展外国文学研究打下了基础;朱光潜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文艺复兴至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言论概述》③一文,在文学研究界引起广泛关注;同年11月全国外国文学工作规划会议在广州举行,讨论并通过了《外国文学研究工作8年(1978-1985)规划》,并成立了我国历史上首个全国性外国文学学会——中国外国文学学会。 如果说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尚属于新历史时期来临前的“骚动”,那么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外国文学研究则正式揭开了外国文学研究史上的一个新篇章。就在这同一月份,由董衡巽等人编著的《美国文学简史》(上册)出版。或许因外国文学界荒废太久,学科的复兴需要从基础知识的介绍开始,所以接下来两年中的重要成果也都与“史”相关:柳鸣九、郑克鲁、张英伦合著的《法国文学史》(上册);杨周翰、赵萝蕤、吴达远合著的《欧洲文学史》(上、下册);朱维之、赵澧合编的《外国文学史简编》(欧美部分);华东六省一市二十院校共同编写的五卷本《外国文学教学参考资料》,以及二十四院校合编的《外国文学史》等。 “史”的繁荣反映出这一时期对外国文学基础知识的渴求,而思想领域的反思则折射出这一时期人文精神的诉求。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整个文学界都在讨论人的异化与人道主义问题。外国文学研究界也责无旁贷,迅速投入到了这场论争中。《外国文学研究》在1979年第1期开辟了一个“人道主义笔谈”专栏,推出四篇相关论文。④朱光潜在《文艺研究》第3期发表《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提出了要突破“人性论”的禁区,并把人性定为“就是人类自然本性”。⑤这篇文章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提出了文学应从“阶级论”回归到“人性论”的诉求。问题是,文学将如何回到“人性”的价值坐标?这既是思想观念转变的问题,也是创作技法转变的问题。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这一诉求都将难以兑现。 历史就像是经过精心策划一样,就在这一部分人倡导“人性”“人道主义”回归之际,另一部分人则着手从“现代化”“现代派”角度给“人性”“人道主义”的回归提供理论支撑。这时期的主要代表性作品有张暖忻、李陀的《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⑥、袁可嘉的《谈谈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⑦等。袁可嘉在文章中指出,并非所有的现代派作品都有毒,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与袁可嘉小心翼翼地为现代派正名相比,张、李的这篇讨论电影语言现代化的文章,带有强烈的拨乱反正意味:“这种在文艺创作上就只讲政治,不讲艺术,只讲内容,不讲形式……侵蚀我们的文艺理论,危害我们的艺术创作。”⑧这番把“现代化”直接与“政治”“艺术”“形式”勾连到一起的话语,在1979年那个历史境遇下显得过于超前。因此,紧接下来就有人质疑:“‘现代化’是否意味着应当抛弃一切‘陈旧’的‘语言’呢?”⑨ 这两种相对立的观点,不但反映了改革开放之初国内学术界的思想状况,也预示着一场有关“现代”“现代派”的论争即将要展开。果然,1980年,《外国文学研究》杂志又发起了《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讨论》。翌年,高行健在《现代派小说技巧初探》一书中,表达了对传统现实主义的不满以及对多元化美学观念的渴求,从而引发了学界的一场争论。不过,这本书虽谈及意识流、荒诞派、未来主义等,但却尚未涉及现代主义这一概念。直到1982年,徐迟在《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中,才直接提到了现代主义。他认为,我们“应当有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现代主义”。⑩尽管是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下倡议现代主义,但由于他所说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是以批评政治对文学的过多干预为前提的,所以他的文章发表后即在学界引起争论,出现了许多篇点名或不点名的批评文章。 就在国内学术界对现代派文学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之际,后现代主义也已悄然而入。1980年,美籍华裔作家董鼎山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所谓“后现代派”小说》,首次将“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引入中国。1982年,有“后现代主义之父”之称的美国著名批评家伊哈布·哈桑在山东大学做了一场名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学术报告。(11)这场报告看似平分秋色了两个“主义”,其实介绍现代主义是为了更好地说明何谓后现代主义。也许他的观点过于超前,国内学者在还没搞清何谓现代主义的情况下,无暇顾及后现代主义;也许这场报告波及的面不够广,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并未流传开来。直到1985年,美国另一位重要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来北大演讲(12),让中国学者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文化有了较深入了解,一些重要的后现代理论家及其思想,如福柯、哈桑、拉康、格雷马斯等也随之进入到了中国学者的视野。 值得一提的是,理论界在围绕着“革命”与“非革命”、“阶级”与“人性”、“现代”与“后现代”展开辨析的同时,纯学术性的研究也开始步入轨道。赵毅衡在1980年一连发表了三篇文章,《“荒谬”的莎士比亚——在杜林看来,任何矛盾都是荒谬》(13)、《是该设立比较文学学科的时候了》(14)和《爱米丽·迪金森作品的现代派诗人特征》(15)。与当时多数研究者相比,他似乎并无经历由革命阶级话语向艺术审美性话语转变的艰难过程,一上来呈现的就是专业的研究姿态和纯学术性的研究话题。他在《是该设立比较文学学科的时候了》一文中,通过对1978年至1980年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的比较文学文章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从各方面情况来看,比较文学作专一门学科在我国诞生之期已指日可待”(16)的结论。另外,他在国内首先开始运用“新批评”的一些基本理念和方法来对作品进行阐释与分析。他的这一注重文本自身的尝试,标志着文学研究即将发生一个转向,即由以往的文学外部研究转向文学内部研究。 果不其然,第二年,杨周翰在《国外文学》上发表《新批评派的启示》一文,重启了“新批评”在中国的旅程。(17)他在该文中重申了“形式”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长期以来以“内容”为主导的批评模式。但对“新批评”理论展开系统研究的还是赵毅衡。他于1982年完成的硕士论文《“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应该是国内最早对“新批评”展开全面梳理与论述的论文。由于该论文答辩后很快又得以出版,所以他的这篇论文对处于转型期的外国文学研究界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如果说赵毅衡、杨周翰的文章算是中国学者向欧美“新批评”致敬,1984年由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在中国翻译出版,意味着原汁原味的“新批评”理论正式登陆中国。这本在西方有“经典”之称的新批评理论专著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所谓的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仿佛成为鉴别一个外国文学研究者是“保守”还是“时尚”的分水岭。 由以上梳理可见,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外国文学研究界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有两大板块:与传统文学观念、传统意识形态进行抗争,把文学从政治意识形态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并在抗争中重建文学的批评版图。所以,这一时期的工作主要体现在对西方批评方法的引入与借鉴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外国文学研究界终于迎来了理论上的春天。西方不同时期的各式各样理论,如神话-原型批评、心理学批评、形式-文体批评、存在主义、比较文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文化批评、后现代理论、女性批评、新历史主义等几乎是共时性地被引入进来。一时间“主义”开花,“方法”遍地。 毋庸讳言,理论来得快,去得也快。除了少数理论得到了较深入的研究以及给具体的文本研究提供了一些方法论外,多数流派和话题热闹一阵也就过去了。但不管怎么说,“理论热”的出现给外国文学研究理念的转变带来了无限生机,如过去文章或教科书里言之必称的“无产阶级文学”等名词术语已悄然不见;那种将外国文学作品与社会批判简单相勾连的文章也少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鲜的名词术语,如黑色幽默、复调小说、技巧研究、意识流、符号美学、叙事学、文学性与陌生化、后现代、解构,等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