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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著名语音学、音系学专家，北京大学教授王理嘉先生于2019年7月21日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88岁。 王理嘉先生1931年生于上海，1954年大学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58年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专业，随即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讲授留学生高级汉语、现代汉语（语法，语音，词汇）、语法修辞、汉语写作、音系学基础、语音专题研讨、语音研究和普通话音位研究等课程。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管教学副系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主任。1996年起兼任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测试中心教授。 王理嘉先生的著作和参加编写的书籍主要有： 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现代语音学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粤港人学习普通话读本（语文出版社，1997） 现代汉语（商务印书馆，1993） 音系学基础（语文出版社，1991） 北京语音实验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写作知识（商务印书馆，1964）  《粤港人学习普通话读本》 （语文出版社，1997）  《音系学基础》 （语文出版社，1991）  《北京语音实验录》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王理嘉先生与鲍怀翘先生合写的《罗常培先生与中国语音学》发表在《中国语文》2009年第4期上，是为纪念罗常培先生诞辰110周年。今年8月9日将是罗常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本刊特别编发，以表达对王理嘉先生的哀悼和对罗常培先生的纪念。  罗常培先生与中国语音学 王理嘉 鲍怀翘 一、革新与创新 罗常培先生1898年出生于人文荟萃的北京，1919年毕业于前身为清末京师大学堂的北京大学中文系。他一生主要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从事语言文字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始终处在学术发展的前沿阵地。 在清末民初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渊源久远绵延千年的中国传统语言文字研究，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几乎都处在一个向现代化、科学化转变的历史时期，罗先生一生的学术实践活动参与了其中三方面的革新和创新: 1) 推进中国音韵学由古代音韵学向现代音韵学转变。 2) 推进汉语方言研究由书面上的文字考古向现代方言学转变，并积极开展了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 3) 推进国语发音学向现代语音学转变。 罗先生一方面援引印欧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利用现代方音和外语借词对音材料撰写了许多有关音韵研究的学术论文；另一方面直接致力于现代语音学和实验语音学的普及和发展。发表了《音标的派别和国标音标的来源》(1937)、《语音学的功用》(1940)、《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1930)、《中国音韵学的外来影响》(1934)等，介绍并普及语音学和国际音标知识的文章。最值得纪念的是他与赵元任、李方桂一起合译了在当时和后来影响深远的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的《中国音韵学研究》(1926)。这本书的翻译，不但要把原文译成中文，还要改正错误，加入新材料，甚至改写一部分，特别是全书古音重建、方音对照、对音材料用的一套音标都是瑞典方言字母，都要准确地一一改用国际音标，这是一项艰巨而细致的工程。全书从开译到出版，统共耗时八年，得到了原著者的高度赞赏。中译本的“译者序”中也特别提到此书在改编和加译者注的地方，“关于音韵学方面的，罗君担任最多”。 罗常培先生又是现代方言学的开创者之一，在把历史音韵研究和现代方言调查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方面，他有独特的贡献。在《汉语方音研究小史》(1933)中，他指出，当时的方言研究存在着“重视语音，轻视词汇”的现象，这一提醒使以后的方言调查工作得到了改进。他利用敦煌石室写本的对音材料结合六种现代西北方言撰写的《唐五代西北方音》(1933)以及《厦门音系》(1931)、《临川音系》(1941)等著作，至今都是极具参考价值的文献资料。 罗常培先生还在现代语音学这一领域内做出了辉煌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就受命参加了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当时文字改革方面有两项工作，汉字简化和制订汉语拼音方案，而设计和制订一个拼写汉语的拉丁化拼音方案，其先决条件当然是首先弄清楚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语音系统，它的音位分布及其组合关系，同时为了在全国各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普通话，也需要对方言与普通话的对应关系有一定的了解，以便方言区的广大群众学好普通话。这样，在1955年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通过了“在两年内完成汉语方言初步普查的计划”，高教部和教育部在次年也下达了进行方言普查的指示。 罗常培先生所做的开拓性的工作，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罗常培先生在采用和普及语音学、实验语音学以及古音研究音标化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他在汉语音韵研究从传统走向现代，开创新局面，达到新水平的历史发展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二、中国实验语音学的创始人和组织者 早在1927年开始编写《中国音韵学导论》，罗先生就说过一段至今读来仍是振聋发聩的话： 辨章声韵，审音为先。前人操术弗精，工具不备??每致考古功多，审音功浅！自近代语音学兴，而后分析音素，可用音标以济汉字之穷；解决积疑，可资实验以补听官之缺；举凡声韵现象，皆可据生理物理讲明。从兹致力，庶几实事求是，信而有征矣。 罗先生在这方面也是身体力行的。他在北京大学最先开设了介绍西方语言学、语音学的课程，同时又与刘复一起致力于北大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 在汉语方言调查中，罗先生也采用实验语音学的手段。例如，用浪纹计录方言的声调曲线，经计算后用五线谱的形式标出声调的音高。现在来看，虽然是比较简单的，但在当时是开了以实验手段研究汉语方言的先声，对现代语音学和方言学的发展是富有启示意义的。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6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后不久，他受命组建语言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在工作中非常关心基础研究和社会实践的结合。当时，全国语言文字工作面临政府制定的三大语文任务：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和汉语规范化。弄清楚普通话的语音系统、它的音位分布及其组合关系等，这些语音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成了当时社会上的迫切需要。罗常培和王均合著的《普通语音学纲要》（1957）体现了罗常培先生一贯倡导的基础研究要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的学风，同时也是罗常培先生对中国语音学现代化里程碑式的重大贡献。这本专著的及时发表，对推进语文三大任务的顺利进行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语言研究所所长任上，他高瞻远瞩，于1958年设置了“实验语音研究学组”(语言所第三组)，调兵遣将，购置现代仪器设备，开展了具有现代意义的语音实验研究。中国语音学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和水平，此举实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普通语音学纲要》对新中国语音学发展的重大贡献 (一)《普通语音学纲要》的学术地位 在20世纪的中国语音学和语音研究中，罗常培和王均两位先生的《普通语音学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占有主要的学术地位。与30年代以来的同类著作比较，这部书至少有两点对当时的语文运动、语言研究起了主要的推动作用。 在阐述语音学一般原理时，所举例子以汉语和汉语方言为主，其次是国内兄弟民族的和外国语言的例子。这在当时流行的以印欧语言材料为主的西方语音学著作中是极少见的。作者实际上对普通话里最小的发音单位——元音和辅音、最小结构单位——音节、音节的组成成分——声韵调及其配合关系，都做了精细的分析。对轻声、重音、儿化、音变、声调与变调、字调和句调的关系等这一类体现汉语语音特点的描写，尤其全面而系统，为今后的语音实验研究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在“语音的结合”这一章介绍复辅音时，作者举了国内许多汉藏语系语言中独特的复辅音的例子。由于西方语言辅音与辅音、辅音与元音的结合大都是比较自由的，一般很少谈到这些问题。而在汉藏语系的许多语言里，音节的构造往往分为声母跟韵母两部分，辅音跟辅音结合在一起充当声母是有规律的，而且在声母系统里有求整齐的趋势。在说这种语言的民族心理上复辅音是一个单位。《纲要》所举复辅音材料和论述在当时国内外同类的普通语音学著作中是少见的，对汉语上古音复辅音问题的探讨也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对我们今天实验语音学研究中的相关问题，不论是汉藏语系语言还是北方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复辅音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纲要》中关于复合元音的论述也十分精辟。“总起来说，复合元音不是念了一个元音接着再念一个元音，而是从一个元音向另一个元音的方向滑动。”“它的发音器官移动的终点是不确定的，咱们所标写的不过是它的活动方向罢了。”实验语音学研究中存在着对复合元音感知是它的（共振峰）绝对频率值还是它的斜率的争论，书中的上述论述为这一讨论指明了方向。 关于音位与音位学，从上世纪30年代起，国内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都是在现代音系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下逐步完善、走向现代化的。1934年赵元任先生发表了一篇超越同代国际学者研究水平的论文——《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这篇论文的主体思想是：把一种语言里繁杂多样的音提炼为简单明了表达音系的音位系统，通常不止一种可能的方法，音位单位的大小不同，音位成员归并取舍的不同，音标符号的选择不同，都会导致最终音位答案的多样性。这里没有是非对错的问题，只有适用于各种目的的好坏问题。这篇文章在国际语言学界影响很大。但1937年以后，由于时局和社会形势的变化，在国内的文献资料中，很难找到有关音位学方面的文章。上世纪50年代初，为适应社会的需求，罗、王二位在编写《纲要》一书时，专列一章介绍和讨论了音位和音位学，这在国内过去的语音学概论类书籍中是没有的。《纲要》在这一专章中，说明了“音素”和“音位”这两个概念的不同、音位和音位变体的关系、音位变体的不同类别、音位学和语音学的区别等。 现在有的搞语音研究的人被埋在一堆音素的特征中理不出头绪；有的仅仅通过汉语拼音方案去了解普通话的语音，在字母与语音、拼写形式与实际读音等问题上困惑不解，都是对“音位”“音位变体”缺乏了解所致。应该认识到音位学的核心观念是语音分析和语音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因为语言是人类群体的产物，在语音的生理性、物理性和社会性这三种属性中，社会性毕竟是它最本质的一面。从当代语言学的观点看，曾经也有人认为，在上世纪60年代前后从生成音系学，后生成音系学到节律音系学、自主音段音系学、特征几何音系学、韵律音系学的发展中，在非线性音系学领域中，早期的音位学已经不值一提，甚至认为它已经完全不需要了。但是，从语音研究的实际领域看，音位的观念，音位学的理论和方法在语音研究和与语音研究有关的学科中，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基础性的手段和概念。 (二)定义了实验语音学的性质和任务 19世纪后期，近代语音学从学科内部逐渐分化发展出两门分支学科：一个是后来在语言学领域中引起一场革命的音位学（上世纪60年代后，统称为“音系学”）；另一个就是采用物理、生理以及医学仪器作为语音研究手段的仪器语音学，也就是实验语音学。20世纪20年代初这两个分支学科成为相对独立的新兴学科。 什么是实验语音学?《纲要》指出：“靠仪器的帮助精密分析上述两种现象(发音生理和物理现象)的，叫做实验语音学”，并说明了“从发音生理来研究语音的叫做生理语音学或解剖语音学，它所讨论的是发音器官的组织、功能和活动等”；“从音响学(声学)的观点来研究语音的，叫做物理的语音学或音响的语音学??但也涉及听觉器官的一部分”。这最后一句话，也说明了实验语音学的第三个分支——感知语音学。为此，《纲要》单设第二章“语音的基础”，讲解语音的声学基础和语音的生理基础，为初学者提供了入门的基础知识。 《纲要》第二章论述了“语音学的功能”： 1) 学习和推广普通话； 2) 是从事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必要工具； 3) 给汉字改革和拼音方案制定以理论和技术的援助； 4) 是音韵学研究的必要工具； 5) 是研究艺术语言和病理语言的理论基础。 近30年来，实验语音学紧密结合普通话推广、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开展了大量的系统性和专题性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今天回顾罗常培先生对实验语音学的论述，深感其对中国现代语音学的研究和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提醒大家立足于社会学科的语音研究始终应该与汉语和汉语方言以及当代语言文字工作的社会任务密切结合在一起。 当前，随着语言交际功能的扩展，人与人、人与机器的通信无论从内涵还是外延上都对语音学提出了新的课题，语音学新的分支也应运而生。司法语音学是研究如何从犯罪现场获得的语音材料中探寻嫌疑人的地域、职业、说话习惯及个人特质，从而缩小侦查范围、判定嫌疑人。病理语言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医学界的重视而得到迅速发展。随着语音合成、语音识别、语音翻译和语音转换技术应用开发的需要，研制各种大规模语音语料库的任务摆在语音工作者面前，为此需要制定一系列的语音标注标准，并为提高语音应用技术进行专题性研究。当今语音学理论研究已紧紧地与应用技术联系在一起，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都继承了罗常培先生的学风。 罗常培先生一生呕心沥血，著述甚丰，就社会影响和社会应用而言，新中国成立以后问世的《纲要》一书显然居各类论著之首。罗常培先生为中国的语言学事业做出了辉煌的贡献，在中国语音学现代化的发展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今天我国语音学队伍和研究水平已经接近国际水平，今后我们要更加努力创新，为促进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现代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