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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世界诗学的意义 也许人们会问，在当今的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界，建构宏大的批评话语早已成为历史，甚至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也已过去(Eagleton 1)，建构这样一种世界诗学还会有意义吗？即使建构出这样一种世界诗学，它会引起批评界的反响和学者们的讨论吗？当然，要圆满地回答这两个问题并非易事。但我首先要说清楚这样一种世界诗学建构的基础何在，然后再来回答这些问题。在我看来，这一基础就存在于这三个方面： 首先，世界诗学是基于世界文学和比较诗学研究的理论升华，同时有着这两方面的基础，因而是必定可行的。既然西方主流文学理论迄今无法涵盖世界文学和文学理论经验的所有方面，因而我们就必然要把目光转向长期受到西方主流文论界忽视的另一个方面：东方文学和文学理论，尤其是有着悠久历史和辉煌遗产的中国古典诗学和日本诗学。作为一位杰出的日本文学和文论研究者，孟而康确实在自己的专著中大量地以日本文论的经验和例子来佐证自己的跨文化比较诗学理论，但是他毕竟缺乏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知识，因而在涉及中国古典诗学和文论时仅仅是一带而过，并未从中国古典诗学杰作《文心雕龙》等中汲取营养和例证，这无疑是他无法弥补的一大缺憾，而这一点恰恰应该由中国的文论家来弥补。因此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应当不负众望，努力建构这样一种具有普适意义和价值的世界诗学，并将其用于世界文学和文论现象的研究和阐释。 其次，迄今所有具有相对普适意义和功能的文学阐释理论都来自西方理论家的建构，而相比之下，来自东方国家的学者则“人微言轻”，即使提出什么理论构想也很难得到西方学界的认可。但众所周知，这些来自西方的理论建构大多基于西方文学和文论经验和实践，因而难以用来有效地解释东西方的所有文学和理论批评实践。虽然一些理论大家凭借自己的深厚理论造诣和阐释力，可以将其用于解释非西方的文学实践及其现象，但他们的这种“强制性阐释”往往并不能令所有的人都信服，甚至不时地受到来自非西方的理论家的挑战(张江，4-37)。近几年来，在中西文论界颇有影响的关于强制阐释问题的讨论和对话就是一个明证。 再者，中国的文学理论家和比较文学学者始终对当今世界、尤其是西方的理论前沿热点话题高度重视，并及时地将其译介到中国。可以说，在学习西方的文化理论和人文学术思想方面，我们做了一百多年的学生。现在也应该是我们充当先生的时候了，对此我们应该当仁不让。确实，在今天的中国文学理论工作者中，不管是从事外国文论还是中国文论研究的学者，都对西方文论的大家耳熟能详，对他们的理论批评话语也大多能娴熟地运用。与其相反，即使像孟而康这样一位毕生从事东西方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研究的理论大家也不太熟悉中国文论的杰作《文心雕龙》，更不用说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了。 最后，我想指出的是，提出世界诗学建构的提议必定有助于完善世界文学理论范畴和体系的建设，此外，作为一个由中国学者提出的理论建构，它也必然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并提出解决世界问题的中国方案。有鉴于此，世界诗学的提出也必定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通过讨论甚至辩论使其更加完善进而为世界文学和理论的重新绘图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诚然，人们也许会进一步提出这个问题：中国的文学理论在世界文学理论批评的版图上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我的回答是，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一直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但是现在正在经历一个“非边缘化”(demarginalization)的过程，其目的在于返回世界文论的中心。当然要实现这一宏伟的目标需要我们几代人的努力，但是在下面这几个事件中已经初露可喜的端倪。第一个值得人们欣慰的事件便是美籍华裔哲学家和美学家李泽厚的《美学四讲》收入英语世界的主流文学理论批评选集《诺顿理论批评文选》(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第二版③，这无疑标志着中国的或汉语文学理论正式走向世界的可喜开端。可以预言，随着该文选今后陆续再版，将会有更多的中国文学理论家的力著收入其中。对此我从不怀疑，并且将为之作出自己的努力。因为这将标志着中国文论真正进入长期以来被西方中心主义主导的世界文学理论的主流。第二个事件则是近几年来中国本土文论家张江与美国解构主义文论家米勒的一系列对话，这些对话不仅在国内主要刊物上发表，而且还在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会刊《比较文学研究》上发表，并引起了当代欧美文论界的关注和重视。④因此，就这一点而言，我可以进一步推论，如果说当年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构想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他在能动地阅读了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一些非西方文学作品而颇受启发的话，那么，今天的西方文论家也会受到世界诗学建构的启发。对此我依然抱有信心，并将尽力予以推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