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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虽然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对世界文学问题的关注和讨论已有多年，但鲜有人从理论的高度来建构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世界诗学。本文作者继续以往的研究，在自己的世界诗学理论建构之基础上作进一步论证。作者认为，世界诗学的建构是基于世界文学和比较诗学的一种理论升华，它同时有着这两方面的基础，因而是可行的。尽管迄今所有具有相对普适意义和影响的文学阐释理论都来自西方理论家的建构，但是这些理论的建构大多基于西方文学和文论的经验和实践。因而，用于解释东西方所有的文学批评实践很难做到无懈可击，其中必定有着很大的发展和完善的空间。此外，中国的文学理论家和比较文学学者始终对当今西方的理论前沿热点话题高度重视，并及时地将其译介到中国，因而在西方乃至国际学界的已有研究之基础上，由中国学者提出一种理论建构也是必然的，这也是中国学者在解决世界问题时应当提供的中国智慧和解决方案。 关 键 词：世界文学/世界诗学/比较诗学/中国文论 基金项目：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研究》(批准号：14ZDB08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讲席教授，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西方文论、文化研究和英美文学研究。 在当今的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讨论世界文学问题已经在东西方学界愈益显示出重要性和前沿性，这种现象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因为世界文学问题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密切相关，它实际上就是全球资本化在文化和文学生产和批评中的一个后果。这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来说尤为重要，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学者正在努力在世界上构建自己的国家形象和学术理论话语，因而在国际场合讨论这一话题实际上就等于在推进中国文学的国际化进程，从而使之早日跻身世界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主流。近年来，我受到西方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同行的启迪，经过长期的思考，也在不同的场合提出了我对世界诗学的构想，①试图通过此来实现对世界文学和文论的重新绘图。在本文中，我将继续从中国的和比较的视角对世界文学进行阐释，并把重点放在世界诗学的建构上。 单数的世界文学和复数的世界文学 我们一般认为，“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这个概念是歌德首先加以理论化和概念化的，尽管根据现有的资料表明，歌德并不是最先使用这一术语的德国人。他之所以能提出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受到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一些非西方文学作品的启迪，进而浮想联翩，预感到一个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并号召所有的人都为之早日来临而推波助澜。诚然，从今天的视角来看他当时所提出的世界文学构想，就不难发现其中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但这一理论构想却历经190年的风风雨雨不断地发展，最终演变成当今的热门话题。其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沿用世界文学的概念来描述资本主义全球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反映，从而使得这个概念带有鲜明的现实特征。在过去的190年的历史演变中，世界文学经历了学术界的讨论和辩论，已逐步从早先的一种乌托邦构想发展成为一种审美现实。它不仅吸引了文学批评界的关注，同时也被用于教学实践和文化市场的推销。在今天精英文学处于低迷状态时，世界文学则依然有着一定的市场和众多的读者。 正如现代性这一概念已经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实践中显示出多重性，我们也发现，世界文学并不总是以单数来表达的(Wang，Translated Modernities 13-21)。歌德建构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世界文学”概念被马克思、恩格斯发展成为一种资产阶级的知识生产的世界性方式，它已经从早先的狭窄领地大大地扩展到整个文化知识的生产和流通。当然，世界文学也是比较文学在19世纪后半叶得以诞生的一个源头，它旨在打破民族/国别文学研究的人为的封闭性和狭隘性，使之成为探讨不同的民族/国别文学之关系的一门开放的学科。 但是，在过去的一百几十年里，世界文学一直带有鲜明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特征，或者说，它只是一些精英比较文学研究者在一个十分狭窄的领域里的话语实践。虽然世界文学作为比较文学的早期阶段曾发挥过应有的作用，但是在过去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比较文学学者们并没有大力发展并推进它，也没有去努力实践它，直到佛克马、莫莱蒂、达姆罗什、德汉这些卓有远见的欧美比较文学学者在当今时代重新发现了它的价值并挑起了关于世界文学问题的讨论，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阅读和研究世界文学显然离不开翻译。歌德之所以能接触到东方文学也是得助于翻译的中介，正是由于翻译、文选编辑和批评性研究的能动干预，世界文学才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语境中有了不同的版本。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一部本来已经在本国或本民族的语境中有一些知名度的文学作品要想跻身世界文学，就必须跨越民族的界限并被译成其他语言，因为在这种跨民族和翻译的过程中，这部作品完全有可能经历某种变形进而带有新的意义甚至“来世生命”(afterlife)(Benjamin 73)。 但是，正如莫莱蒂所指出的，“世界文学不能只是文学，它应该更大……它应该有所不同”，既然不同的人们的思维方式不同，“它的范畴也应该有所不同”(Moretti 55)。因而在他看来，“世界文学并不是目标，而是一个问题，一个不断地吁请新的批评方法的问题：任何人都不可能仅通过阅读更多的文本来发现一种方法。那不是理论形成的方式；理论需要一个跨越，一种假设——通过假想来开始”(Moretti 55)。因此，按照我的理解，莫莱蒂在这里想表明，世界文学并非只是一个理论概念，而应该成为一个问题导向的话题，也即它的理论批评价值并不仅在于其正确与否，而在于它能够引发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兴趣和讨论甚至争论，特别是在国际学界产生较大的反响，从而改变既定的世界文学格局。这一点已经由他本人的实践以及达姆罗什的一系列著述所引起的反响得到了证实。虽然这些西方学者多少也涉及了西方世界以外的文学，但是他们本身的批评实践和经历却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他们的西方文学知识。此外，他们的批评实践也仅仅局限于文学研究和批评，并未能达到理论建构的高度。我曾在一篇英文论文中指出，有两种范畴的世界文学：“作为总体概念的世界文学和指向具体民族/国别的世界文学，前者指一种评价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的普遍标准，而后者则专指全世界所有民族/国家的文学的不同再现手段，包括翻译”(Wang，“World Literature” 4)。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首先承认，既然世界文学已经得到不同时代的理论家的建构和不断的重构，它就不应当只是用单数表达的，同时也应当用复数来表达，即绝不存在所谓单一的世界文学版本，而应当有着不同版本的世界文学。它既可以用单数表达为作为总体概念的世界文学，同时也更应当用复数来指代各民族/国别的具体的文学。正是基于此，我将在下文再次阐发我所提出的世界诗学的理论建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