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性五面孔”丛书 “现代性五面孔”丛书是花城出版社近年着力打造的原创文学品牌丛书。 丛书名称沿用了[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的评论著作《现代性的五幅面孔》之名和义，我们想呈现给大家的是在重构现代性文学观念的过程中，对那些对立面之间无穷无尽的平行对应关系，新/旧，更新/革新，模仿/创造，连续/断裂，进化/革命，等等的探讨。 现代性写作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领域。策划出版“现代性五面孔”丛书，旨在推崇现代性写作，拒绝平庸叙事，希冀汉语写作以新的姿态融入世界文学潮流之中，并且搭建起一副崭新的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拼图。 我们将陆续推出作者的创作谈，此为第四篇。  鬼金，1974年冬月出生。2008年开始中短篇小说写作。小说在《花城》《十月》《作品》《青年作家》《上海文学》《西部》《青年文学》等杂志发表，多篇小说入选《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 。短篇小说《金色的麦子》获第九届《上海文学》奖。中篇小说《追随天梯的旅程》获辽宁省文学奖。有小说集《用眼泪，作成狮子的纵发》、《长在天上的树》、长篇小说《我的乌托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张鸿，作家、编辑、出版策划人。已出版作品集《指尖上的复调》《香巴拉的背影》《没错，我是一个女巫》《每幅面孔都是一部经书》等，策划主编“现代性五面孔”文学精品丛书。广州市文艺报刊社副社长、副主编。 张鸿：我们合作几次，你写我编也有好些年。可能经常有人把你归入先锋作家群体，你是否认同这一说法？你是如何理解小说的现代性与作家的先锋意识的？ 鬼金：我是否认同不重要，是人们已经把我说成是先锋作家了，或者说，我写的是先锋小说。我必须承认，我已经厌倦这种说法，“先锋”已经成了一个烂大街的词语，它似乎只对20世纪80年代有效，也是那个时代小说的一个命题，而在今天，先锋似乎成了诟病，写作者大面积地倒向现实主义，让小说变得单一性。很多写作者也只是写出了现实的表面，而没有深入人类的精神世界里去，他们呈现得更多的是这个时代的某些表象。我也思考过，先锋意识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去挖掘人类内心的精神痼疾，是精神层面上的，只有这样才是永恒的。小说的现代性，波德莱尔将现代性视为矛盾体，认为是那种短暂的、易失的、偶然的东西，是艺术的一半，它的另一半内容是永恒的、不变的。或者说，小说的现代性也是这样的，在叙述故事后面隐藏的是那种永恒的、不变的东西，而先锋意识会让读者看到小说的多种可能，它是有超前意识的。可能写作者写的当下、现代，但那种精神意义是延伸的，是可以溢出当下的，甚至在叙述和表达方式上起着引领作用。 张鸿：写字的吊车司机，这个身份自认里，有没有对生活的无奈以及对自我的质疑？和你讨论小说，或者艺术，总是无法绕过你的工作。作为一个吊车司机，你也说起过囚徒困境，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面临各种不同的困境，只不过被生活囚禁的方式不同。你以悬置的视角观察世界，这种被限定的空间和视角，对你的写作心理有没有影响？ 鬼金：写字和吊车司机，是一个双重身份，一个是精神层面的，一个是生存层面的。是一种自我嘲讽和无奈吧。是啊，囚徒意识是每个人都有的，只是我的生存环境更明显，这也因为我是个敏感的人吧。这个笼子般的驾驶室对于我的写作还是有影响的，空间让我生出空间以外的想象，视角我常常觉得那是上帝的视角或者佛陀的、神的视角。我曾在小说里写过一句话“悬于半空，心怀大地”，这也许就是我的写作心理吧，我的半空中，同样有我的大地，有半空之上的天空。我在半空中可以是小说的一部分，我在大地上同样是小说的一部分，而半空之上的天空同样，这三部分合而为一，成就我的小说。 张鸿：除了小说，你还喜欢诗歌、绘画、摄影，这些艺术形式、色彩运用、镜头运用，都表现出相近的色调和主题倾向，撕裂、焦虑，而又直达本质。那么，你觉得画画、街拍，和你想用小说表达的，有哪些共性、哪些不同？ 鬼金：街拍、绘画和写作的共性就是，我用我的生命经历和生命经验在表达。其实那种撕裂和焦虑不仅仅是我一个写作者的艺术表达，同样是这个时代里很多人的内心映像，也是精神映像。我的艺术表达更多的是呈现这种艺术表达。它甚至带着一丝惊悚。我思考过当下的艺术和文学，恰恰是这样惊悚的表达，更能触及人类的内心，更能传递时代的真实，让人类在看似平静的生活中，为之一颤，也许是灵魂的战栗。我想，我们需要这样的艺术和文学。小说、绘画、街拍都是为我的精神内心服务的，是我的释放，是自我疗救。对于我，它们不是分裂的，它们传递出来的情绪对于我是一致的。这对于我很重要。 张鸿：你大部分时间待在北方，一个小城市，一个轧钢厂，日子过得平平淡淡。你认为自己的写作是一种抵抗，对无意义的、空洞的、机械的生活的抵抗；你也曾经南下，是不是也曾经试图通过改变环境和工作，找到更接近自己想要的生活状态？最终你选择回到北方，回到吊车驾驶室那两平方米的空间，继续阅读写作。这种流浪与回归，是妥协还是坚守？ 鬼金：我是一个不擅长交际的人，再加上没有文凭。这个时代要想换个工作好像都需要文凭。我没有，几乎寸步难行。南下过，北上过，也都是在写东西，没有去交际，没有去找更多人脉，最后，我选择回来。根在这儿吧！而且，写作的成本很低，有过那种流浪的生命经历就可以了。我不是妥协，也不是坚守，我是为了生存。随着精神的强大和写作的发表，我再次有了逃离之心。 张鸿：作为一个人到中年的写作者，无论信仰还是生活层面，是否有过所谓的中年危机？你在小说《新生活》中，再次写到卡尔里海和乌托邦山庄，你想要描述的，或者说期待的新生活，是历史的乌托邦，还是诗意的乌托邦？ 鬼金：我的中年危机就是对死亡的恐惧，人生瞬变，看着身边的人，生死无常，世事无常。但这种危机却激发了我的写作，中年的状态和写作的状态处于一种混沌之中。我认为艺术的状态是混沌的。至于生命的那种澄澈，是要经历过这种混沌才可以达到的。 我更憧憬那种诗意的乌托邦吧。对于历史，我无感，我经历的就是我的历史，个人史。个人史也是历史。 张鸿：你是一个固执的写作者，你的小说有着鲜明的辨识度。首先是你的语言，一些被反复放大强化的意象，执拗地自我表达，而某种分裂感在对话中变得更加突出，方言口语和一些非日常性的表达掺杂在一起，使小说文本具有了一种钝锐兼容的不适感。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灵魂探索，都被你独特的语言习惯所笼罩，有的锋利，有的钝痛，这是刻意追求吧？沉迷于某种风格之中，不能不说有一定的冒险性。福斯特在《如何阅读一本小说》中提到，小说家的风格法则就是，句子的长度和结构不存在规则，是小说限定了出现于其中的句子。那么，你如何理解小说的语言、故事和人物之间的关系？ 鬼金：这种语言还是得益于诗歌吧，我觉得我的小说更像是一首叙事诗。那种密集的意象和断裂的语言，让我表达出我的疼痛，个人的来自这个时代的疼痛。切割似的断句，在语感上更加直接，传达出我要表达的情绪。或者说，这种语言是我个人的精神气质的产物，有那么一丝的神经质和歇斯底里。我从没想过是否冒险，也不知道这是否就是我的最后风格。我表达，我舒服，这才是我个人需要的。 语言、故事和人物的关系，我觉得语言在某些方面准确地传达出人物的情绪和内心，就是好的，至于故事，只是一个载体，借助这个载体来完成我个人的思想，以及对一个时代的审视，对人类命运的忧思。或者说，这些对于我来说，都是为了更好地完成自我的精神成长。由自我的呐喊，而让更多的人醒来，也许是好的吧。还有就是通过我的语言和故事让我获得尊严和自由。这也是文学对于我个人的意义所在。小说更是文本，而不拘泥于诗歌、散文、戏剧什么的，它是包容的，可以承载更多。 张鸿：工厂生活，底层人的不幸、挣扎、堕落是你的作品的主要元素，但他们在这种生活的污泥浊水中，始终有着自觉的精神超越性。灵魂救赎与现实沦陷，构成了你小说文本最重要的两个支点。你小说中的虚构多过写实，包括一些细节的超现实，是不是受西方作家影响？你最喜欢的外国作家有哪些？ 鬼金：工厂生活也仅仅是我小说的一个背景环境，我还有更多的背景环境，比如卡尔里海。那种你说的自觉的精神超越性、灵魂救赎是我的个人特色吧，也是自我的警觉。我或者跟我的同类需要这样的警觉，只有这样的警觉才不会沉沦。现实的泥沼怎能让我沉陷呢？我要在这泥沼中，自拔。作为写作者是有这个能力的，他可以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拔起来的。你说的超现实，说是受西方作家影响，也许是，但我想不起来是哪个作家，从我的作品里也看不出是具体哪个外国作家。反倒是绘画影响了，那些色块，在我的小说里是有表现的，是语言的色块。超现实更多来自那种抽象的表现主义的绘画。我喜欢太多外国作家，就简单说几个吧，陀思妥耶夫斯基、艾略特、黑塞、惠特曼、库切、加缪、波拉尼奥、鲁尔福，中国的有鲁迅、郁达夫、余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