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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的实践指向 2014年10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11]2018年5月4日，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又强调：“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要立足中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平、文明素养，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12]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本身具有深刻的实践性，蕴含着丰富的实践智慧与思想活力，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大众化研究不能缺失批评实践的维度，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在强化经典文献研究，深化原典文献认识，总结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研究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是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重要任务，也是积极反思和构建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根本路径，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批评实践研究方面，至少应该包括以下方面的工作： 其一，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研究从根本上仍然要面对文学理论批评如何更有效地把握当代中国批评实践的问题，仍然需要面对“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文艺批评”的问题。2016年11月30日，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提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13]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在批评实践上取得了不少成绩，批判理论的研究也有长足的发展，在现实主义批评问题、悲剧问题、审美反映问题、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等研究方面，体现出较为明显的理论进步，围绕反映论问题、人道主义问题、形象思维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问题、马克思《手稿》研究的几次较大范围的理论论争，包括美学大讨论、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论争，都较为深入地涉及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批评实践问题。但总体上看，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实践仍然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理论与学理上的概括性、批评实践的具体性与针对性，都需要进一步加强，在理论问题与批判实践的有效衔接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如何有效把握批评实践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比如，就现实主义批评而言，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从不缺乏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的土壤和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这在不同时期都是积极弘扬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的典型化、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等也是应用较多的理论，但就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而言，真正体现中国当代理论话语范式的现实主义批评仍然不明显。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中国化当代化包含了批评实践的思考，但这种思考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在现实主义批评问题上的简单翻版，而是需要在全面把握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实践的现状与格局，辨析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成绩与不足的基础上，立足中国文艺现实，探索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有效指导批评实践的方式；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审美经验结合起来，在具体的文艺批评实践中辩证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凸显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吸收、转化与创造的成效。 其二，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有效继承、转化中国传统文论话语与民族审美精神，在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繁荣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提出了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的要求，并强调：“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4]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不能忽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理论资源与哲学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比“中国古代文论”“中国古典美学”更深广的概念和范畴，它不但包含了文化语境和精神基因方面的内容，还有情感认同与经验认同的内核，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途径，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华文明在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和发展中，孕育了《诗经》《论语》《离骚》等一大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出现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一大批哲学美学文化思潮以及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理论学说，涌现出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王充、何晏、王弼、韩愈、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康有为、梁启超等一大批思想家、理论家，中国哲学与文化中的哲学原典与思想，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同时也包含了很多具有普遍性理论特质和美学内涵的审美范畴、审美理想与美学观念，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的目标与任务之一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下推动文艺实践，其中，立足中国文化语境，扎根于中华审美风尚的变革过程，展现中华审美精神的当代魅力与功能，是不可或缺的研究路径与内容，这也是一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相互检视、化合、扬弃与创生的过程。 其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中，要以文艺的人民性为核心，强化文艺的根本价值研究，需要系统梳理探究人民性话语的起源特征，在理论上凝练深化人民文艺的观念，展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研究的人民属性与人民情怀。文艺的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核心问题，文艺的人民性问题最早由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提出，最初主要指文艺研究的民族性与民族化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共产党宣言》等文献中，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结合剩余价值理论、劳动、资本与阶级的分析，提出并奠定了人民性话语的思想和理论基础，确立了人民性话语的唯物主义内涵。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结合现实主义文艺实践，对文艺的人民性话语做出了进一步的改造、深化和发展，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重要范畴之一。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实践具有人民性话语的思想基因，更需要以人民性话语为核心，展现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核心价值。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提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理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14]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实践在贯彻和推动人民性话语的问题上，不仅需要在创作导向上坚持“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的方向，更需要在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文艺的情感指向、文艺的现实功能、文艺的评价标准、文艺的政治理性等多个维度上深化人民性话语的内涵，展现人民性话语融入批评理论的深度、广度、精度，将人民性问题的探究融入批评话语、批评伦理与批评价值之中，以人民性话语的塑造与提炼展现批评的力度和效力。 最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还是要在“当代化”研究中要下功夫。当代化的研究是一个复杂的研究论域，很多问题都包含在内，比如，如何面向消费文化语境下的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如何把握当代文艺的视觉转向与视觉文化批评的新趋势；如何进一步关注新媒体时代文艺审美形态的变迁，把握网络文艺批评实践的新功能；如何有效批判、反思与深化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批评，等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应该对这些问题有着综合性的把握能力。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元问题与问题性可以说无处不在，但真正的难题在于落实与解决的方式，这不仅让我们想起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总结，1890年，恩格斯在给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曾说：“对德国的许多青年著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大体上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做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杠杆。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司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3]今天，所谓的“当代”研究，恩格斯的观念仍然很有启发性。当代的美学问题与批评研究，单靠贴上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标签不但于事无补，而且有负面的效应。当代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不但放大了当年马克思、恩格斯从事理论研究所面对的社会条件的复杂性，而且出现了很多他们当年无法想象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纵深发展中，很多理论家也不断地在回应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新的问题，如布尔迪厄、齐泽克、朗西埃、巴迪欧、阿甘本等，这些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的理论对当代社会文化发展中的生产与消费、文化与资本、生命与想象、审美与政治等不断有新的阐释，在某种程度上，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认识文艺生产作为“非物质性劳动”“智性劳动”方面有较为激进的认识，但在辩证反思当代文化经济、文化资本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方面仍然需要更深刻地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说白了，尽管从理论上说，当代的问题，当代的理论家有更直接的体验和把握，但真正的解决之道还不成熟，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在批判一个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理论雄心和思想力量仍然需要强化，这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所面临的关键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