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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产生了它的基本问题和理论形式，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一系列重要的原典著作蕴涵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文艺美学问题的深入阐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的理论内涵与问题论域。从原典阐释出发，系统表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概念、原理与方法，对其经典性、系统性和科学性做出深入的学理研究，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的基本立场。通过系统整理、文本分类及个案探究等综合研究手段，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的发展历程及其理论特征，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与建设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阐释立场/实践意义 作者简介：段吉方(1975- )，辽宁建平人，文学博士，博士后，华南师范大学审美文化与批判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主要从事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化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项目编号：17ZDA269)的阶段性成果。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问题之源和理论之源。无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论形态与美学观念如何发展变化，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研究仍然是当代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蕴含着对人类审美意识、美与艺术的本质、美的规律、文艺的真实性和倾向性、悲剧、喜剧等问题的综合研究，展现出对文艺活动的价值属性和人类审美活动复杂性的探究，包含了对现代社会审美关系的辩证思考，在理论研究与文化批判的维度上对当代文化与美学发展有持久的深刻启发。在当下，《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经典著作已经问世一个半世纪还长的时间，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思潮风起云涌，但无论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格局如何变化，都没有冲淡或者减弱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研究的力度与影响，而是更加成为发展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来源。特别是自2008年末以来，“关于全球经济危机的报道充斥了媒体的头版头条，并重新唤起了人们对马克思著作的兴趣。”[1]一时间，“马克思归来”“回到马克思”“马克思的春天来了”“马克思回来了”“理解马克思”等呼声不断出现，《马克思靠谱》(东方出版社，2017)《马克思的家常菜》(北方文艺出版社，2017)《马克思主义使用说明书》(红旗出版社，2017)《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东方出版社，2017)等指南性导读性的著作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相继推出，“伴随着新一轮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我们似乎也进入了新的马克思主义时代。”[2]现实视野中的马克思热是一方面，理论上的深入探究和推进却更加复杂和艰辛。所谓“回到马克思”，在理论上一方面展现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研究的活跃态势，但也绝非意味着那种对马克思的浅表性阅读就真正体现出马克思热的影响效力，在此时，恩格斯晚年所提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更有一番新的意味，在导读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艺理论的深入的学理推动更加必要。就中国语境而言，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在中国的影响与价值，比西方国家更加鲜明，也更有积极的理论导向意义和鲜明的实践意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中国化当代化有较为明确清晰的理论线索和表达形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艺理论的发展与建设仍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深入阐释和理论发展。作为一个理论命题和研究课题，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中国化当代化有一定的理论论域和阐释范围，也应该确立基本的理论视野、阐释立场和实践取向。理论视野展现的是在社会文化语境和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中，如何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多种理论阐述方向；阐释立场回答的是如何在理论形态上把握和阐发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当代发展；实践取向则需要思考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在何种意义上展现对当代文艺批评实践的导引功能，这些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的应有之义。在不断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基本问题域的过程中，积极呼应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实践，努力凸显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声音、中国问题，在原典阐释、问题介入与批评实践的融合中，展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的实践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的最终目标。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的阐释立场与理论内涵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包含哪些范围，或者说哪些思想才算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这本身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自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建立以来，在复杂的社会文化、政治现实以及理论观念的变革中，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经典”成分与内容早已在多重阐释中产生了多种多样的理解，既有“复数的马克思主义”和“单数的马克思主义”之分，也有过“幽灵论”的马克思主义(德里达)、“不作保证的马克思主义”(霍尔)、“想象的马克思主义”(雷蒙·阿隆)以及各种各样的“后马克思主义”(拉克劳、墨菲等)，但也有的学者明确提出，不赞成“马克思身上仍然有效的东西是他的方法，而非任何实质性的理论命题”的理论观念。[4]在这种理论纷争中，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的“经典”既指向“本源”“源生”等理论问题，又区别于“传统”“左派”等传统解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研究也不是固守传统，“经典”的研究并非拒绝发展和创化，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也绝非像有的理论家说的那样是“模棱两可的和取之不尽的”[5]。在此之前的各种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包括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等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联系仍然紧密，这些理论思潮既不是按着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进行阐述，也区别于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研究方面，本身应该有一个阐释的立场，这个阐释立场应该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理论框架和思想精神出发，特别是从原典阐释的角度，重新厘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的基本理论内涵、理论形态与实践指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以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理论家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做出过重要贡献，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目前的理论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共同阐释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各种版本的全集、文集、选集都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研究的范围之内。在文艺思想方面，马克思、恩格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神圣家族》《资本论》《评亚历山大·劳克〈德国现代文学史讲义〉》《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致哈克奈斯》《致敏娜·考茨基》《共产党宣言》《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类学笔记”，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各种通信，列宁、普列汉诺夫、毛泽东等人的经典文献著作，都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理论体系、问题形式、美学精神及其理论形态方面有所展现，因而，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研究范围和内容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思想，这些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源生形态；也包括在不同社会历史发展中，其他理论家延续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衍生形态。在研究内容的选择上，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源生文献为主，适当考虑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中的衍生形态。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何谓“经典”与“正统”，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20世纪中期，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爱德华·伯恩斯坦曾就此问题提出质疑，也有的学者提出，马克思甚至自己宣称“首先，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成为和自称马克思主义者有许多矛盾的方式”。[5]在著名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匈牙利学者乔治·卢卡奇曾提出了“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6]的概念，在卢卡奇看来，与20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的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是，那些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仅仅限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框架中，“像对圣经那样进行学究式地”[6]解释马克思的思想，在他看来，“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6]卢卡奇关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在很长一段时间具有代表性。但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特别是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的出现，对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的“正统”发展显然超出了卢卡奇的预期。大家发现，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时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不断地发生断裂性和结构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语境和思想态势动荡波折，坚持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不符合理论和社会发展的现实，当然更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神相违背，有可能真的成了列宁所说的“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会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7]随后，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证实了这种判断。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佩里·安德森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复杂变化，也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与各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区别，特别强调了在美学与文化研究中产生的各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佩里·安德森所提出的问题恰恰是时下研究中不断提及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在理论形态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国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是什么关系？佩里·安德森等多位理论家都有阐释。佩里·安德森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内部，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全崭新的学术结构。在他们的手里，马克思主义在某些批判性方面，已经成为一种与以往任何理论截然不同的理论。”[8]佩里·安德森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传统”也是有充分考虑的，在他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现，除了二战后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形势与国际环境的变化外，也有理论本身的因素：“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在政治上已经成熟的整个这批理论家所特有的主题和关切的问题已经起了急剧的变化”。[8]种理论特点后来在阿尔都塞、马尔库塞、杰姆逊、伊格尔顿、齐泽克等理论家那里也有所表现，在他们的理论中，“经典”的东西融入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学理上的发展变化，他们的理论虽然不是就经典而阐释经典，在却没有离开经典阐释的基本问题，他们理论研究的方法和思想框架是所谓“回到马克思”的真正的肇始，即所谓“回到马克思”，并非是回到“经典”或“正统”，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经典化”过程，通过“经典化”的过程，深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历史发展的理论纵深过程，从而呈现出不同的理论范式，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在问题研究的层面上，自马克思入，从马克思出，但问题性本身的论域和范围却极为明显地扩大了。 辨析完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问题论域，接下来就是中国化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中国化”中，有几重关系需要厘定和考虑。首先是作为一种学科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次是作为一种理论命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是什么联系。作为一个学科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它是一个稳定的范畴，所指明确，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选择、接受、融合、发展、阐释、创新的过程，是这种学科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点内容。作为一个理论命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偏重于理论层面和观念层面的认识，它的概念起点与创始是毛泽东。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在报告中，毛泽东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随后，在《毛泽东选集》的正式编纂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内涵表述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9]毛泽东在当时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条件，他是从一个革命家和战略家的角度探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革命战略意义的思考和偏于意识形态方面考量的历史意义和价值非常重要，特别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理论层面对现实把握的深度是可想而知的，而且毛泽东还强调，这个“中国化”是有形式和美学意义的，“中国化”不完全是“在中国的发展”，而是有具体所指的理论创新，毛泽东强调：“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9]这与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后来强调的作为一种行动的指南和方法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作为教条的马克思，具有同样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最后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当代化研究的问题。“当代化”的问题较为复杂。由于惯有的判断思维，“当代”很容易被理解成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也自然有这样的疑问：哪个时间段才算“当代”？谁的“当代”？特别是就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现实而言，“当代”的界定更加融合了意识形态与政治等其他多方面的因素，容易造成内涵判断的困难。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中，“当代”首先是一种历史语境的思考，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当代研究与当下的历史语境有关，但这个语境不是作为一种言语环境和语言因素的语境(Context)，也不是重视文化差异的跨文化意义上的语境或语境文化(Context Culture)，而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文化语境，是一个融合了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因素的时代语境。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当代化研究与以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美学研究有不同的主题与内容，具体说，与卢卡奇的时代、阿尔都塞的时代、杰姆逊的时代、毛泽东的时代等所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美学研究具有不同的理论命题。这个“当代”同时涵盖了经典/演变、历史/当下、传统/现代、西方/中国的不同语境内涵，也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不同的问题性。其次，“当代”不完全是一个时间概念，还是一个同时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哲学概念，这个意义上的“当代”，不回避传统与经典，但强调在同时结合传统与经典的研究中，通过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原典阐释，切入当代的经验。在这个层面上，“当代”的理论内涵不仅仅指向的是中国或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还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最新经验、理论形态、发展现实。最后，“当代”的问题，还包括历史进程的发展研究，是发展中的“当代”。在当代发展的理论视野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研究展现出不同理论范式，在批评实践的层面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研究提供了反思性研究的路径，这恰恰是需要我们在面向具体问题与实践过程中做出深入理论探究与总结的内容，这既是面向当代，也是融入当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