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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 《周易·系辞上传》讲到《周易》的四大功用，首条便是“以言者尚其辞”(17)。《周易》的言说符号包括了两大系统：卦爻象系统与卦爻辞系统，借用王弼《周易略例》的话说，前者是“象者，出意者也”，“尽意莫若象”；后者是“言者，明象者也”，“尽象莫若言”(18)。但是，“象”之出意尽意，完全有赖于“言”之明象尽象，若无卦爻辞的文字阐释，《周易》那么多的卦爻象究为何意是谁也弄不清楚的。因此，《系辞下传》要说“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周易》就是象征，象征就是通过模拟外物以喻晓内意，而拟物喻意离开了“辞”是根本无法进行也无法完成的。作为文学修辞手法，象征有两个端点：一头是物一头是意，物何以达意指意或明意？必须有“辞”。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套用《系辞下传》的话语模式：文学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艺术”何谓？用“语言”(辞)来拟物(人物、事物、景物等)出意(意义、价值、情志等)。文学生生不息的奥秘在于斯，文学动天地泣鬼神的感染力亦在于斯，故刘勰要借用《周易》的话来浩叹：“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 在因“五经皆文”而征圣宗经的刘勰心目中，《周易》无疑是最好的文学之一，故《文心雕龙·原道篇》讲述上古文学史要以《周易》的原创与阐释为主线，所谓“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周易》的创卦者，观物而画卦，“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周易》的观卦者，尚辞而解卦，“观其象而玩其辞”，观察卦爻的象征意味而探究玩味其文辞，或者反过来说，通过品味卦爻辞而领悟其象征及修辞。“辞”对于《周易》的意义是无论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分的：无“辞”何以识训诂？无“辞”何以明象征？无“辞”何以成易道？无“辞”何以定乾坤？ 《周易》是象思维和象言说，而《周易》的象思维和象言说，是靠“辞”(小学之训诂加上文学之修辞)来完成的。受《周易》的影响，中国古代文论亦有“尚辞”之传统，笼统而言是讲究“语言的艺术”，具体而论是注重象征、隐喻、比兴、夸饰等文学修辞。《文心雕龙》创作论二十多篇，有超过一半的篇幅是专门谈“字”说“辞”的：属于谈“字”(即讨论语言文字)的篇目有《声律》《章句》《俪辞》《练字》等，属于说“辞”(即讨论文学修辞)的有《比兴》《夸饰》《事类》《隐秀》等，属于通论二者的有如何《通变》与《定势》，如何《指瑕》与《附会》，如何《熔裁》与《总术》。广而论之，中国古代文论的批评文本，数量最巨的是历朝历代的诗话、诗式、诗格、诗法等。明清以降，继海量的“规范诗学”或“修辞诗学”后，又出现热衷于作法和读法的小说戏曲评点。金圣叹《第五才子书》讲《水浒传》的创作是“因文生事”，“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19)，故“因文生事”是在叙事层面对“字生文学”的经典表述。 《周易》讲“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许慎讲“文字乃经艺之本”，刘勰讲“言立而文明”，金圣叹讲“因文生事”，一直到鲁迅讲“自文字至文章”，均可视为从不同层面阐释汉语“文学”的字生性特征。汉语的方块字孳生了文学，也哺乳了文学，字是文学之母。就“文字”创制与“文学”创造之关系而言，汉字的六书作为“字”的构造规律，深情地也是深度地哺乳了“文学”，并成为“文学”的创作规律。刘歆、班固将“象形”置于六书之首，并将六书前四项表述为“象形”“象事”“象意”“象声”(20)，无意中触到字乳文学之要害。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亦论及“六书”尤其是“象形”与文学的关系：“文字初作，首必象形，触目会心，不待授受，渐而演进，则会意指事之类兴焉。”(21)汉字六书对汉语文学的孳乳，若概而言之，则是鲁迅所言“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22)。若分而言之，其“象形”之“画成其物，随物诘诎”既是汉字区别于拉丁文的标志性特征，也是文学的标志性特征，方块字的象形孳乳了文学的形象性和意境化，此其一。如果说“指事”的“视而可识，察而见意”，养育了文学之“赋”的直书其事，体物写志；那么，“比类合谊，以见指撝”之“会意”，与“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之“假借”，则分别孳乳了文学的“比显”与“兴隐”，此其二。此外，“转注”的“同意相受”启迪了文学的互文性，而“形声”的“取譬相成”成就了文学的谐音之趣与声韵之美，此其三。至于具体的创作过程之中，文学家如何推敲，如何炼字，如何捶字坚而难移，如何语不惊人死不休，亦可见出“字”对于文学的特殊意义。 本文绪论曾谈到索绪尔视“文字”为“语言”之表现或工具；与此同时索绪尔又不得不承认：“书写的词跟它所表现的口说的词紧密地混在一起，篡夺了主要的作用；人们终于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加重要。”(23)把书写的词即文字看得比口说的词即言语更加重要，这在表音体系(如拉丁语)中或许不太正常，但在表意体系(如汉语)中却是非常正常也是非常真实的。或许是看到了表意体系的这种独特性，宣称“我们的研究将只限于表音体系”(24)的索绪尔，却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用了整整一节的篇幅，专门讨论表意体系中“文字的威望”及其形成原因：“首先，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其次，“在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视觉印象比音响印象更为明晰和持久”；第三，“文学语言更增强了文字不应该有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辞典，自己的语法”，并最终形成自己的“正字法”，“因此，文字成了头等重要的”；“最后，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龃龉的时候，除语言学家以外，任何人都很难解决争端。但是因为语言学家对这一点没有发言权，结果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25)我们看索绪尔从逻格斯中心主义立场出发对“文字威望”的批评，在某种意义上恰好是对汉字这种典型的表意体系的表扬。书写形象的永恒和稳固，视觉形象的明晰和持久，文字威望对语言统一性的塑造和维护，尤其是文学语言如何以“头等重要”的身份来解决文字与语言的矛盾等等，表意体系的这些特征及优长，构成了“字生文学”的文字学根基。 德里达《论文字学》在批评索绪尔对文字与言语作内外之分时指出：“外在/内在，印象/现实，再现/在场，这都是人们在勾画一门科学的范围时依靠的陈旧框架。”(26)而汉语的“文学”从来就不属于某一个科学的框架，即便是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中，文学也并不专属于哪一部；或者这样说：哪一部里面都有文学。就汉语“文学”的源头先秦文学而言，以经艺为代表的文学，用一个一个的方块字(关键词)，建构起轴心期华夏文明的意义世界。同为轴心期文明，拉丁语的最小单位(字母)是无意义的，而汉语的最小单位(包括部首在内的字)则能显现独立甚至全息的意义，一字一世界，一字一意境。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之中，方块字既没有被梵化，也没有被拉丁化，中国文学因之亘古亘今，中国文化因之分久必合，故汉语文学是字孳字乳的文学，华夏文化是字孳字乳的文化。汉语的“文学”，其源起是“鸟迹代绳，文字始炳”，其元典是或“一字以褒贬”或“联章以集句”的经艺，其楷模是情见文字、采溢格言、辞尚体要、辞动天下的圣贤文章，其种类是肇于经艺、著于竹帛的所有文体。 字生文学，汉语的字从起源与本原处孳乳了汉语的文学，铸成“文学”的汉语定义。追问并验明文字与文学的血缘关系，揭示汉语“文学”的字生性特征，可为“文学”的释名彰义，为文学批评的选文定篇，为文学理论的敷理举统，乃至为文学史的原始表末，提供新的路径并开辟新的场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