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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 “文学”与“文字”都有一个“文”，“文”既是独体象形的上古汉字的典型代表，也是字生文学的典型例证。《文心雕龙》以“文”肇端(《原道篇》首句“文之为德也大矣”)，以“文”终章(《序志篇》末句“文果载心，余心有寄”)，可谓始于“文”而终于“文”。《原道篇》追原“文学”之“元”(原本与源起)，在很诗意也很哲理地阐释了“天文”和“地文”之后，水到渠成地引出“人文”即“文学”的定义：“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人”(天地之心)诞生了，“字”(语言文字)才会被发明被创立；语言文字创立之后，“文学”才会彰显、彰明、刚健、灿烂。作为天地之心的“人”，以自己所独创的“字”(“文”“名”“言”“辞”等)，去彰明“自然之道”，这一彰显的过程、结果及其规律就是“文学”。如果说，《原道篇》“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章句篇》“人之立言，因字生句”、“振本末从，知一万毕”讲的都是文字对于文学之产生即历史起源的决定性价值，那么这里的“心生言立，言立文明”讲的则是文字对文学之生成即逻辑本原的规定性意义。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亦借刘勰“心生言立，言立文明”论汉语“文学”的本原、起源及流传，其首篇《自文字至文章》讲文字乃文章(即文学)之始：“专凭言语，大惧遗忘，故古者尝结绳而治，而后之人易之以书契”，“文字既作，固无愆误之虞矣”(14)，连属文字而成文章，即刘熙《释名》所云“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字生文学是也。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讲人生在世须做三件事：活着，工作着，说(书写)着。(15)人的工作，制作出各种文化产品，创造出灿烂的文明。而只有当人类用文字“立言”之时，才真正创造出“人之文”。或者说，人类只有凭藉“立言”这种文化行为，才能创造出“言立”的文学。《左传》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就“德”和“功”的历史传承而言，前人如何垂后？后人如何识古？立言。何以立言？言寄形于字，因字而生句。故刘勰的“心生言立，言立文明”是对汉语“文学”字生性特征的高度概括。 汉语“文学”一词有文献可征者，始见于《论语·先进篇》：“文学：子游，子夏。”孔子(前551～前479)的这两位高足，既不创制诗歌更不杜撰小说，何来“文学”之名？杨伯峻(1909～1992)《论语译注》将此处的“文学”释为“古代文献，即孔子所传的《诗》《书》《易》等”(16)。中国古代，小学(文字学)是经学的根基(故十三经有《尔雅》)，经学家首先是小学家(字乃经艺之本)。《世说新语》据《论语》孔门四科而列“文学”门，叙述的是马融(79～166)、郑玄(127～200)、何晏(？～249)、王弼(226～249)、向秀(约227～272)、郭象(252～312)这些学者注经的故事。精通小学和经学的大师们，统统被划归于“文学”之门。 夜梦仲尼以孔子为精神导师的刘勰本来是要去传注儒家经典的，但他觉得自己在经学领域很难超过马融、郑玄，就转而去撰写《文心雕龙》，其《序志篇》坦陈：“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可见以“敷赞圣旨”即弘扬孔儒文化为人生理想的青年刘勰，实际上是从经学(包括小学)切入文学研究，或者说是从经学(包括小学)与文章(即文学)之关系入手建构其文学本体论。以五经为标准来考察他那个时代的文学，刘勰很容易发现“(时文)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坚守儒家文化的经学立场和小学本位，青年刘勰敏锐地看出他的当代文学(时文)在“言”“辞”“文”(即语言文字)方面出了大问题，而问题之要害则是严重背离了儒家五经“辞尚体要”的传统：“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批判当代文学的“言贵浮诡”，回归儒家经典的“辞尚体要”，竟然成了刘勰撰写《文心雕龙》的文化—心理动因。 如果说《序志篇》是在“文心(为文用心)”的深潜层次讲“辞尚体要”，那么《征圣篇》和《宗经篇》则是在“雕龙(创作技法)”的精微领域讨论如何以圣人和经典为师来“辞尚体要”。二者虽有巨细之别，但其经学立场和小学本位(即“字本位”)则是一致的。《征圣篇》连续四次讲到“辞尚体要”，要求文学家学习春秋经的“一字以褒贬”和礼经的“举轻以包重”，其文字方可“简言以达旨”；学习易经的“精义以曲隐”和左传的“微辞以婉晦”，其文字方可“隐义以藏用”；学习诗经的“联章以积句”和礼经的“缛说以繁辞”，其文字方可“博文以该情”……《宗经篇》则针对“励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之时弊，大讲特讲儒家五经在“言”“辞”即文字上的优长：易经的“旨远辞文，言中事隐”，诗经的“藻辞谲喻，温柔在颂”，书经的“通乎尔雅，文意晓然”，礼经的“采掇片言，莫非宝也”，春秋经的“一字见义，详略成文”……“五经之含文也”，宗经征圣落到实处，是要学习五经的文字功夫即雕龙技法，这也是刘勰撰著《文心雕龙》的用心之所在，苦心之所在。 青年刘勰“征圣立言”的经学立场不仅铸就其文学本体观的“字本位”，同时也酿成其文学史观的“字本位”，即从“字”的特定层面来考察文学的历史嬗变。《章句篇》讲诗歌的演变，称“笔句无常，而字有条(常)数”，诗歌句子的变化似无常规，而(每一句)字数的多少则是有规律可循的：“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在刘勰的眼中，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演变史，落到实处，就是“字”数之多少的应变史：“二言肇于黄世，竹弹之谣是也；三言兴于虞时，元首之诗是也；四言广于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见于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杂出诗骚；两体之篇，成于西汉，情数运周，随时代用矣。”《明诗篇》对诗歌史的描述，也是以“字有常数”为演变规律的：“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明于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馀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总归诗囿，故不繁云。”总之，一时代有一时代之诗歌，彼一时代与此一时代的诗歌之异，或短或长，或密或疏，或促或缓，或多或寡，完全取决于字数的或增或减。王国维《人间词话》说“著一字而境界全出”，对于诗歌创作而言，增(或减)一字则格调迥别、境界迥异，“字”之多寡，岂能以轻心掉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