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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不属于波拉尼奥，巴黎属于科塔萨尔，但巴黎又不只属于科塔萨尔，它还属于众多二十世纪拉美作家，包括塞萨尔·巴列霍。 “我会死在巴黎，在一个下雨天”，巴列霍亲手写下的诗句成为了一个预言，1938年4月15日，他果真在雨中的巴黎去世了。他不知道自己牵肠挂肚的西班牙内战最终以佛朗哥的胜利而告结束，也不知道自己最终会成为拉美现代诗歌的领军人物，更不会知道四十多年之后会有一位叫波拉尼奥的智利作家写出一本叫《佩恩先生》（1984年初版时名为《大象之路》）的书，写的恰恰是他生命中最后的那段时光。 《佩恩先生》是波拉尼奥的第二本小说，不过却是他的首部独立署名的小说作品。小说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讲述了皮埃尔·佩恩受友人所托试图用催眠术来治疗一位叫巴列霍的病人的故事，这位病人罹患不停打嗝的怪病，医生们都束手无策。然而佩恩却接受了两个神秘的西班牙人的贿赂，同意停止治疗巴列霍，尽管后来他曾试图再次诊治那位秘鲁病人，却最终无果，病人还是去世了。直到故事最后波拉尼奥才给我们揭示了病人的真正身份：一位名气不大、非常贫穷的秘鲁诗人。读者若对二十世纪拉美文学有所了解的话，会很自然地得出结论：这位诗人就是塞萨尔·巴列霍。 波拉尼奥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其个人经历的投射，在多部小说中出现的阿尔图罗·贝拉诺往往被看作作家本人的化身，而故事发生的场景也通常是墨西哥、智利、西班牙等波拉尼奥本人曾居住且极为熟悉的地区。那么，为什么要写巴列霍？为什么要写这样一则在巴黎发生的故事？《佩恩先生》是个例外吗？实际上，当我们对自己提出类似疑问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找到了解读这本小说的密匙（之一？）。因为整部小说就像是面镜子，照出的是波拉尼奥本人的模样。 塞萨尔·巴列霍1892年出生于秘鲁安第斯山区小城圣地亚哥·德·丘科，后来辗转来到秘鲁首都利马生活，在那里，他曾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最终在1923年永远离开了秘鲁，来到巴黎定居。就像《佩恩先生》中描写的那样，巴列霍在巴黎极度拮据，日子过得很惨淡，可也正是在巴黎，诗人生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还加入了西班牙共产党。秘鲁文学评论家何塞·米格尔·奥维多认为完全可以按照这种地理位置的迁移来划分巴列霍的诗歌创作的不同阶段，也就是家乡-利马-巴黎（欧洲）这三个阶段。巴尔加斯·略萨则在《悲剧诗人塞萨尔·巴列霍》一文中总结说，巴列霍的一生有两个关键词：不公和痛苦。这些无一不使得我们联想到波拉尼奥：在智利出生，后移居墨西哥，在1973年皮诺切特政变时返回智利斗争未果被捕入狱，后远离故土来到欧洲，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都过着并不富裕的生活。 波拉尼奥在接受罗慕洛·加列戈斯文学奖的演讲中曾经引用了这样一句话：“一个作家真正的祖国是他的语言”，波拉尼奥既像是智利人，又像是墨西哥人，还像西班牙人，或者说是无可争议的西语人，很可能正是这个缘故，在波拉尼奥于2003年去世后，墨西哥作家豪尔赫·博尔比会说“最后一个拉丁美洲作家去世了”。因为自波拉尼奥之后，似乎很难再找到一个可以像他那样完美体现拉丁美洲整体性的年轻作家了。从秘鲁到巴黎，最后投身西班牙的反纳粹斗争之中，塞萨尔·巴列霍的身上也散发着超脱国界的气息。有趣的一点是，巴列霍的文学贡献在其在世时远未得到应有的认可，可如今他已经成为了西语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诗人之一，这和卡夫卡的遭遇很像，因为二者所描写的东西不属于那个时代，而属于未来，他们的作品和读者的认知力之间有时间差。换句话说，巴列霍的诗作描写的不是秘鲁，不是拉美，更不是西班牙内战，而是人类共通的东西：是暴力，是贫穷，是死亡，是怯懦，是勇气……很可能塞萨尔·巴列霍是最早启发波拉尼奥认识到这些的人。波拉尼奥也写暴力，写死亡，写全人类共有的问题，幸运的是他和读者之间没有那么大的接受距离，因为我们人类就正处在这样一个暴力横行的时代，历史之悲，文学之幸。 或许《佩恩先生》中并非只有巴列霍是波拉尼奥本人的投射，主人公皮埃尔·佩恩身上也有波拉尼奥的影子。佩恩相信针刺疗法，相信催眠术，就像波拉尼奥对文学的执着一样，但是因为生活窘迫，他接受了贿赂，违背了医生（如果他算得上是个医生的话）的职业道德，同意中止救治巴列霍，波拉尼奥虽然从未放弃过文学创作，但也曾为了谋生做过许多卑微的工作。小说中有许多场景（例如那几场梦境）描写佩恩的挣扎，这些挣扎无疑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写作此书时的波拉尼奥本人的内心写照。 皮埃尔·佩恩在小说中有过蜕变和进化。小说中间部分有这样一个场景，急于回家寻找记有雷诺夫人电话的笔记本的佩恩拦下了一辆出租车，但却被一个凶神恶煞般的家伙捷足先登了，那人“眼眉上贴着一贴膏药，膏药边上露出了一些缝合的针脚”，一看就绝非善类。佩恩坚信那人不可能在自己之前先看到出租车，因为“出租车停下时，他根本就不在附近”。可是他并没有据理力争，而是求助似的望向司机，想让司机决定两个人中谁能够上车，但是司机只是耸了耸肩，意思是问题应该由他们自己解决。在事实和道理清楚无疑的情况下，作为旁观者的司机选择置身事外，而佩恩也无意维护自己的利益，他说：“我很高兴把车让给你。”可是忍让换回的只是羞辱。那人给佩恩的回应是伸出两只手，揪住他的翻领，把他悬空提了起来，咒骂了一句，然后把他丢在了地上。佩恩感受到了自己的怒火，想要还击，但是他压抑了下来，在出租车开走后可笑地想要摆出一副随意的表情，试着走了几步，觉得不疼。 佩恩的举止像极了面对纳粹威胁的法国政府，实际上包括佩恩在内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也确实与那场世界大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波拉尼奥特别擅长写这样的知识分子，甚至国内曾有一位教授总结说《2666》对知识分子的描写使他想起了一句话：“百无一用是书生”。然而在2013年接受笔者访谈时，波拉尼奥作品的主要编辑伊格纳西奥·埃切巴里亚就曾提出了相反的看法： “我太不同意这个观点。诚然，知识分子在波拉尼奥的作品中并没有什么很高大的形象，不过现实生活中的知识分子其实也有这一面。我们这些作家很多时候都是无足轻重的，总是会被他人遗忘，我们有时也会异常迷茫，当然也有些作家非常狂妄自大。文学的世界就是这样，浪漫又虚荣，波拉尼奥恰恰利用了这一点来影射生活本身、来展现人们的不幸与苦难，编出了一场属于世界的‘闹剧’。” 《佩恩先生》似乎佐证了伊·埃切巴里亚的观点。在小说的最后，佩恩证实了普勒默尔-博杜已成为佛朗哥的爪牙，他隐约推测出之前的行贿事件、自己被阻止接近巴列霍的事件都是由普勒默尔-博杜领导的西班牙人团体主导的阴谋，目的很可能是害死巴列霍。作为读者的我们知道，塞萨尔·巴列霍自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初就坚定地站在共和国政府一边，他甚至是巴黎伊比利亚美洲人保卫西班牙共和国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他在1937年出版的诗集《西班牙，我喝不下你这杯苦酒》起到了极大的支援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宣传作用。佛朗哥对待异见知识分子一向手段毒辣，将加西亚·洛尔卡刺杀于格拉纳达就是个例子，这次对待塞萨尔·巴列霍只不过是故技重施罢了。皮埃尔·佩恩意识到自己无意中成为了法西斯分子的帮凶，而更令他接受不了的是自己的信仰受到了普勒默尔-博杜的践踏。普勒默尔-博杜对佩恩说：“我将把跟催眠术有关的知识用在对俘虏和间谍的审讯方面。（这）是一件很有成效的事情，我向你保证。” 这次佩恩终于爆发了，他抄起对方面前掺了水的朗姆酒酒杯，猛地把酒泼到了普勒默尔-博杜脸上。这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佩恩的爆发，就如伊·埃切巴里亚所言，此时的佩恩将迷茫和虚荣转换成了一种浪漫。然而佩恩立刻又虚张声势地声称自己有把手枪，普勒默尔-博杜则马上识破了这个拙劣的谎言，他说：“我同情你。你跟我一样老了，你还根本不知道自己站在哪一边。（……）我同情你，真的，真的，你值得同情，真的，真的，我同情你……”无足轻重、被人遗忘、异常迷茫、虚荣但又浪漫，这就是波拉尼奥笔下的知识分子，这就是波拉尼奥本人。 读完《佩恩先生》的中译本后，我第一时间在豆瓣写下了一则短评，不妨就再以它作为本文的结尾：“波拉尼奥这颗药丸会使人上瘾，在这种药力的作用下打了五星。这是一本渐入佳境的小说，当然要承认这不是波拉尼奥最好的作品，不过那些波拉尼奥后期作品中的经典元素都出现了：法西斯、寻找、暴力、艺术、‘侦探’……要理解‘波拉尼奥宇宙’，就得一本不落地读，正着读，反着读，也许还可以倒立着读。” 所以，哪怕不是波拉尼奥最棒的作品，我们也必须读读《佩恩先生》，因为我们要读的不只是一本小说，还是那个小说之镜中的波拉尼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