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您的小说《一切都会好起来》部分情节发生在美发沙龙。在这种环境下，主人公们会发生怎样的遭遇？ 答：我经常讲到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写的一个故事，《自助餐厅》。部分故事情节设置在战后纽约意第绪语难民聚集地区的一家自助餐厅。我一直想写一些可以和“餐厅”对话的文字。我喜欢想象故事与故事、书与书之间进行对话。餐厅、美发沙龙虽然是公共空间的一部分，却允许更暧昧的事情发生。关于欺骗和背叛的流言蜚语在咖啡杯盏之间流转，爱情与死亡的故事在镜子前诉说。同时，这些流言与传奇又具有短暂性和不可持续性，某些人不再出现在某家餐厅中，某位顾客不再去某家美发沙龙。这就像是生活本身：人生在世来去匆匆，没有什么能留住他们，唯有故事被流传下来。 问：在某个桥段，叙述者说到“我倾听、微笑、回答问题——这些都是我身上最乏味的特质，而我却在不知疲倦地使用它们”。她究竟是想知道问题的答案呢？还是说她的问题只是个幌子？ 答：真正的好奇心就像真正的同理心一样，对于那些有相同好奇心和同理心的人以及希望得到它们的人，都可能会伴随着惨重的代价。叙述者意识到她不分青红皂白提出的问题只是一副盔甲，正如她所声明的——“我没有故事要分享”——这是一种先发制人的姿态，以此保证她在与莉莉的互动中不受拘束。 问：这位叙述者正在回溯她早年的生活，就如同她的美发师莉莉回顾她自己更久远的生活那样。距离感对于这个故事有多重要？你认为在一个过去的时点，我们总能理解当时被告知的事情究竟意味着什么吗？ 答：当我在写这篇故事时，另一个进入我脑海中的故事是詹姆斯·乔伊斯的《死者》。迈克尔·弗瑞的死只出现在格丽塔·康罗伊的记忆中，她告诉丈夫，这位在她年轻时就爱着她的羸弱的年轻人，在寒冷的雨中为她唱歌，这最终夺去了他的生命。在《一切都会好起来》中，当莉莉回顾她一生中最悸动的爱情时，叙述者也在回想早年失去一个孩子后和孩子们一起度过的时光。没有这些地理和空间上的距离感，莉莉和叙述者都将会像迈克尔·弗瑞去世后的格丽塔·康罗伊一样。你可不能指望她们去讲故事。 问：叙述者观察到，她生活并教课的校园给她这样的印象：“生活可以像我们希望的那样缓慢地、持久地过下去”，但是，她也意识到这是一个有着潜在危险的地方，这里充斥着汽车枪击、地震和桉树林。已知的危险会比未知的危险更容易被考虑到吗？ 答：至少，已知的危险可以为思考提供一个起点。汽车枪击、地震、桉树上掉下的树枝，这些事件虽然真实，但却并非不可避免。未知的凶险会化成肥沃的土壤供人们想象。而这位叙述者，就像很多幼童的父母，通过将注意力放在已知的危险上来有意否认未知危险的可能性。 问：叙述者思考着写作的局限性——“如果写作者不能出于父母的责任而写一张便条，那么她写的文字又有何意义。”当你思考这些问题时，寻找叙事框架这一行为又有多重要？ 答：通常，我不喜欢将作家写进故事或者书里，我甚至不喜欢用第一人称来写作。而在这个故事中，叙述者是一位作家，《理由之外》的叙述者也是。我认为这是对自己为何依恋写作的追问，以及这种依恋是否有助于超越个体的探讨。一个人永远无法精确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每一个单词只是近似值。就像叙述者在故事的结尾说的那样，写作的谦逊和意义在于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东西。 （来源：2019年3月4日《纽约客》，采访人：Cressida Leyshon，编译：李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