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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尤利西斯》是我婚姻生活中最美好的回忆 潘佳宁:据译林出版社李景端回忆,20世纪80年代,他曾经邀请钱锺书在内的诸位名家翻译《尤利西斯》这部小说,均被婉拒。钱锺书在信中写道:“八十衰翁,再来自寻烦恼讨苦吃,那就仿佛别开生面的自杀了。”后来李景端找到您和萧乾,萧乾开始也是拒绝的,是您和李景端把萧乾“拖下水”,请您先介绍一下《尤利西斯》的翻译始末。 文洁若:1987年我从人民文学出版社退休后又被返聘三年,1990年7月正式回家。当时孩子都已出国,家里只有我和萧乾,还有我的三姐。三姐一辈子未嫁,母亲“文革”期间上吊自杀后,三姐就一直跟我俩住在一起,我家的大小事务都由三姐打理。要不是有她照顾,我俩绝不会接下这个重任。8月初李景端登门,此前他除了请过钱锺书,还有王佐良、周珏良、赵萝蕤、冯亦代、董乐山等人,都被谢绝了。萧乾早年在剑桥时就读过《尤利西斯》,称之为“天书”,自然也是一口回绝,他说:“我比钱锺书还大一岁呢,如今80多岁了,去搬这么一座大山,我可不想没罪找枷扛。”但李景端把我说动心了。我在清华读书时,就听说过《尤利西斯》这部名著;后来在编辑岗位上,一直从事日本文学的翻译和校对工作,高中和大学期间学了10年的英文始终没有用武之地。于是我跟李景端约定:翻译合同先由我签字,以后再让萧乾补签;合同上写“文洁若译,萧乾校”;另外,交稿时间尽量长一些,不让萧乾感觉压力太大。李景端走后,我跟萧乾说:“与其我俩每天在家里担心你的身体,还不如一块儿找点事做,说不定对恢复有好处。我俩在大风大浪中度过了30多年,翻译《尤利西斯》就当作我们结婚40周年的礼物吧。”在我的劝说下,萧乾终于同意合译。他跟李景端说:“既然签了约,我就要对读者负责,豁上老命也得把它干好。” 潘佳宁:我查阅了1990—1994年间萧乾的书信。在1990年8月16日李景端登门后一周,萧乾给儿子萧桐写信,告诉萧桐“一件大事”,他说:“我和妈妈已答应为译林出版社翻译奇书《尤利西斯》了……大功告成之日,会是我和妈妈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姻缘中,最值得大书一笔的事。”(见《萧乾全集·第七卷书信集》882页)萧乾对于翻译《尤利西斯》的兴奋和期待溢于言表。此外,萧乾在1994年1月21日写给李今的信中写道:“我们正在冲刺中,今年已第四个年头。我爱人已熬了几个通宵,我这84岁老头子除了天还黑着就从热被窝中爬起,晚上也时常到深夜。所以什么都顾不及了。”二位当时全力以赴、争分夺秒的工作状态和巨大的工作强度,由此可见一斑。 文洁若:萧乾的身体不好,不敢让他太累,所以我负责翻译初稿、收集资料、编写注释和誊抄工作。当年我精力充沛,可以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连续通宵工作也没问题,一连几个月都不下楼;萧乾谢绝了所有约稿和应酬,开足马力,投入工作。他除了帮我校对润色译文,还要联系朋友帮忙解决翻译中遇到的问题。4年里,我俩每天早上5点就起来开始工作,连大年三十和初一都在赶稿,终于在合同规定时间内完成了任务。翻译《尤利西斯》的那些日子,是我们45年婚姻生活中最美好的回忆。萧乾去世后,我才渐渐意识到翻译《尤利西斯》对他来说有多么重要。1999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寄来一本《翻译名家研究》,书中介绍了中国现当代具有重大影响的16位译者,包括鲁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林语堂、梁实秋等人,萧乾也在其中。我想,若不是当年翻译了《尤利西斯》,萧乾绝不可能与这些翻译名家一同被该书收录。 萧乾通常被认为是记者和作家,实际上他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开始翻译包括剧本、小说、戏剧在内的大量文学作品,但只有《莎士比亚戏剧故事》(1996)、《好兵帅克》(1991)和《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1981)几部出版,大部分都在“文革”期间付之一炬,或是因为萧乾“右派分子”的身份没有署名。比如美国小说家西奥多·德莱塞那(Theodore Dreiser,1871—1945)的《黎明》,我俩翻译了4年,共40余万字的手稿在“文革”期间化为灰烬。20世纪70年代,萧乾与人合译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1915—2019)的《战争风云》(The Winds of War),他半年之内就翻译了16万字,还校订了六七万字的译稿。萧乾还参与翻译了艾利·福尔(?魪lie Faure,1873—1937)的《拿破仑论》,那是毛主席要看的,他连夜突击,三天译好。那段时间他还翻译了《肯尼迪在白宫的一千天》《光荣与梦想》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不过都是匿名翻译,没有署名。如果把他的译文全部收齐,字数应该跟创作不相上下。 潘佳宁:美国汉学家芮效卫(David T. Roy,1933—2016)曾表示,“西方文学作品中,在语言文体、表现手法和思想内涵方面能与中国明代四大奇书之一《金瓶梅》相媲美的,只有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乔伊斯本人也公开承认自己就是处心积虑要为读者设置难以逾越的障碍。二位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分工?如何最大程度地传达和再现原文的信息和风格? 文洁若:在动手翻译之前,我俩明确翻译的目标: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原著中晦涩难懂的语言化解,让译文尽可能流畅通顺、易于理解。具体操作上,我翻译初稿,保证译文要忠实于原文,我是编辑出身,文字抠得严,主张翻译中“一个零件都不能丢”;萧乾润色译文,负责再现原著的艺术风格。萧乾是作家,有才气,所以,我俩合作翻译可以取长补短。有时萧乾会跳出原文的“束缚”,但如果我觉得他改得太灵活了,我们就再商量。 作为乔伊斯的代表作,《尤利西斯》的语言、文体和艺术手法都很难处理。在翻译过程中,我俩始终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因为只要稍不留神,就会掉入乔伊斯精心设计的陷阱里。首先是语言关,《尤利西斯》全书夹杂了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土耳其文等多种语言,还经常使用希腊文、拉丁文、阿拉伯文和梵文等多种古文字,甚至有时一句话中会混合多种语言。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先后请教过杨宪益、季羡林、金克木、吴小如、吕同六等朋友。其次,乔伊斯还经常使用生僻词、古语和方言,问爱尔兰的朋友,他们也表示不知所云。比如rawmeah这个词是都柏林的土话“胡扯”;Old foggot是17世纪的方言,即“老太太”的意思。再次,乔伊斯还经常自己创造新词,第八章曾经出现过一个很长的单词“Smiledyawnednodded”,其实就是“微笑”“打哈气”和“点头”三个单词的过去式连在一起,表现三个动作同时发生。诸如此类的文字游戏,全书比比皆是。 文体方面,印象最深刻的是第十四章。这一章的背景是妇产医院,描写婴儿的诞生。乔伊斯居然能用英国语言和文体的发展史来呈现婴儿从发育到分娩的全过程。他使用了古盖尔文、古拉丁文、古英语等多种语言开篇,接着又模拟了班扬(John Bunyan,1628—1688)、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斯特恩(Laurence Sterne,1713—1768)、谢里丹(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1751—1816)、昆西(Thomas De Quincey,1785—1859)、狄更斯(Charles John Dickens,1812—1870)和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等20余位英国文学大师的文体风格。越往后,文体越通俗,到最后还掺杂了方言和俚语。为了体现原文文体的变化,我俩特意读了中国历代文选,试图用不同时代的中文去呼应乔伊斯复杂多样的英语文体。但我俩国学根底有限,只好将前半部分译成半文言半白话,后来逐渐过渡到全部白话。 小说最后一章是乔伊斯意识流手法表现得最淋漓尽致的部分,整章都是布卢姆妻子摩莎的胡思乱想、天马行空。原文1600多行、7个部分,只有第三部分和全章结尾处各有一个句号,整章既无标点符号,句与句之间也无空格。为了尊重原著,我们也没有加标点,但在该有标点的地方加了空格。乔伊斯好像就躲在原文后面,看着我们步履艰难地爬过一个个精心设计的文字机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