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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洁若,著名文学翻译家,1927年7月生于北京,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英语专业,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编审,日本文学研究会理事。从20世纪50年代起,文洁若译介了包括井上靖、水上勉、夏目漱石、幸田露伴、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三岛由纪夫、谷崎润一郎在内的日本作家作品,代表译著有《日本的黑雾》(1965)、《夜声》(1968)、《春雪》(1990)、《天人五衰》(1990)、《高野圣僧:泉镜花小说选》(1990)、《罗生门——芥川龙之介小说集》(2010)、《杂忆录》(2013)、《五重塔》(2019)、《黑白》(2019)等。20世纪90年代,文洁若与丈夫萧乾合作翻译了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1994)。2012年,中国翻译协会授予文洁若“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作为意识流小说开山之作,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创作的《尤利西斯》(Ulysse,1922)在世界文坛具有极大影响。2015年《时代周刊》评选的“史上最伟大的100部长篇小说”,《尤利西斯》与《堂吉诃德》《战争与和平》位列榜单前三甲。我国对《尤利西斯》的译介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4年4月,由萧乾、文洁若合译的译林版《尤利西斯》上卷与金隄翻译的人民文学版上卷同时出版,出现《尤利西斯》两种中译本并存竞争的现象。2019年是萧乾先生逝世20周年和《尤利西斯》中译本出版25周年,受《中国社会科学报》委托,笔者于2018年11月21日、12月11日,2019年3月23日和4月26日,先后四次围绕《尤利西斯》翻译始末以及日本文学译介等相关话题,对年逾九旬的文洁若先生进行了采访。 清华大学给我补发了毕业证 潘佳宁:文老您好,感谢接受专访。首先请您简述早年的求学经历。 文洁若:我家祖籍贵州,但我是在北京出生的。我祖父而立之年在贵阳考中举人后赴京应考进士。他在北京考了三次,才于光绪十五年(1889)考上进士。祖父觉得老家贵阳太偏僻了,为了子女未来,就在北京买了两处房子,分别在上斜街和北剪子巷桃条胡同。我们兄弟姐妹共7人,我排行第五。我7岁入孔德学校,就是现在北京第二十七中学的前身,沈尹默、周作人、钱玄同等人都曾在该校任教。我记得一年级刚开学,老师就让回家写篇作文。别的同学上过幼儿园,知道该怎么写,我不会,就问大姐文桂新。大姐说:“你不会,就写一首唐诗吧。”我就默写了《凉州词》,结果被老师画了个大叉。我当时经常拿大姐的教科书读,其中就有冰心的《寂寞》,我百读不厌。 在孔德学校只读了一年,我就跟父亲去日本了。父亲在中国驻日本使馆任三等秘书官,每个月挣八百大洋。20世纪20年代日本物价不高,这个收入非常可观。父亲请了幼儿园的保育员帮我们练习日语,后来还给我们请了一位家教,姓今野。今野老师非常会讲故事,除了日本民间传说,他还讲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和《天方夜谭》。1936年2月,东京发生“二·二六”武装政变,父亲被免职,我们全家回到北京,我到东单头条胡同的日本小学读书。那段时间父亲让我把一套10卷本日文版《世界小学读本》翻译成中文,他跟我说:“你把书里吐出来的话都写成中文。”我每天晚上坐在父亲对面,跟他共用一盏台灯,花了4年把这套书翻译成中文,这应该是我最早的翻译。 1940年小学毕业,父亲送我到圣心学校读英文,我知道家里供我上外国学校需要多交不少学费,所以加倍努力。我的功课一直很好,学校每月评奖,我都能获奖,还跳了两级。1941年底,因为父亲失业,家里经济拮据,我只好辍学在家,直到1942年大姐毕业找了工作,帮我交上学费,我才到辅仁大学附属中学做了一年旁听生。1946年我参加高考,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读英文,1950年到三联书店当校对,后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直到1990年退休。 潘佳宁:清华读书期间您也非常刻苦,除了上课、吃饭和睡觉,您整天都泡在图书馆,大三就修完了清华的全部课程。后来,您随母亲回老家贵阳,在贵州大学读完大学。1949年回贵州的时候,西南还没有完全解放,当年为何一定要回贵阳? 文洁若:北平沦陷时期,我家在桃条胡同的房子被日本人盯上了,经常来闹。父亲没办法就把后院让给两个日本人住。日本人也不给钱,就给点儿小米和粗粮。再后来,为了一家人吃饭、供几个孩子上学,父亲把房子作了抵押,但当时没留下凭证。到了1949年,因为没法证明这房子是我家的,就被没收充公了。当时父亲不在北京,他1946年跟大伯先回贵州了,家里只剩下母亲带着几个孩子,母亲一个女人也不知道怎么办,就带着我和两个弟弟回贵阳老家了。当时西南的确还没有全部解放,我们到了武汉后被告知往前走到处都在打仗,不通车,母亲带着我们几个从武汉徒步走回贵阳,走了40多天才到家。 潘佳宁:20世纪90年代,清华大学教务处查档,才发现您当年已经完成了毕业规定的课程,给您补发了清华大学的毕业证。1950年,您从贵阳回到北京,在三联书店工作,为什么没有当时就联系清华大学? 文洁若:当时家里需要我挣钱养家,我被三联书店录用就上班了。没办法,不能再上学了。后来是因为我和萧乾翻译完《尤利西斯》,清华大学想请我俩给学生做个讲座,谈谈《尤利西斯》的翻译。他们知道萧乾的身体不太好,就请我去。我回信跟他们说:“我最后一年没在清华念,等我以后把最后一年课程补上,拿了清华的文凭才能回去。”有几个同学好信儿(东北话,形容这人好奇心重,爱打听),去教务处查了我当年的学籍档案,发现我尽管最后一年没念,但课程早就修完了,清华大学就给我补发了毕业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