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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红字》出版，赢得广泛好评，作家霍桑终于登台亮相。随后，他又接连推出反映清教徒历史的《带七个尖角的房子》和反映乌托邦社会改造的《福谷传奇》，进一步奠定了其经典作家的地位。巧合的是，在后两部作品中不约而同出现了令人憎恶的催眠师形象。研究发现，霍桑婚前所创作的小说中从未出现过这类角色，也从未提及风靡一时的催眠术。据考证，至少在1837年，霍桑对催眠术已相当了解。由此推测，霍桑之所以在两部作品中集中刻画催眠师的反面形象，与他的个人生活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 催眠术最早在18世纪由奥地利医生弗兰茨·安东·梅斯梅尔提出。梅斯梅尔出生在康斯坦茨的一个贫穷家庭,父亲是位护林员，母亲是个锁匠的女儿。他通过个人努力取得成功。32岁时，在维也纳拿到医学学位,其博士论文《论行星的影响》据说是抄袭牛顿的一位同事。论文提出，牛顿的“万有引力”表明人体的身心之间以及人体与外界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作者更指出人体内部存在一种不可见的体液，能够根据行星引力而发生对应行为。因此，不管是健康还是疾病，梅斯梅尔说，都取决于身体的“动物引力”与行星引力是否处于和谐状态。同时代的意大利解剖学教授伽尔瓦尼研究青蛙肌肉反应，发现其体内存在“动物电力”。梅斯梅尔受此启发，将上述体液认定为人体内存在的一种“动物磁力”，这种看不见的“气流”一旦受阻，就会引发疾病。梅斯梅尔相信，只要让病人进入睡眠状态，通过他强大的磁力打通关碍，恢复到自然运转的状态，病人就能康复。由此开始了他风靡一时的催眠疗法。 1878年，由于行医失败，梅斯梅尔从维也纳逃亡到巴黎，后者当时号称“冒险家和骗子的乐园”。在巴黎，他创办“和谐社”，对患者实施木桶磁疗法（即催眠术），轰动一时。梅斯梅尔的催眠术对一些特定病症的确疗效显著。据说，多数病人在梅斯梅尔的手滑过他们身体的某个部位时，会突然出现阵阵痉挛，甚至发作惊厥，或者失声痛哭。与此同时，原先所患的痛风、抽搐、耳鸣、麻痹、失眠等病症便不治而愈。也有目击者回忆，催眠术在操作时，催眠师在符咒、占星术墙饰以及重重帷幕的背景下，激发梦游者的“第六感”来和远方的亡灵交流。尽管其治疗所用器材和治疗方法在今天看来都不足为奇，无非是日后心理学常用的营造氛围和暗示手段，但在当时，却正是性喜猎奇的法国人最膜拜的“通天绝学”，令巴黎士女为之疯狂。 由于供不应求，梅斯梅尔故意抬高门槛。“和谐社”的入会费高达100金路易，显然只有贵族和富商才能进入。此外，用于治疗的四个大桶也要价不菲：其中三个需要提前预定（每次100金路易），另一个为穷人保留（但很少使用）。即便如此，前来求诊之人依然络绎不绝。梅斯梅尔开始出现错觉，以为他的疗法可以包治百病，与他的“自然”疗法相比，以放血截肢为主的传统治疗手段则无异于谋财害命。他将病理报告呈交科学院（后被拒绝），并狂妄地宣称要在法国“消灭医生这一职业”。名誉和生计同时受到威胁的巴黎医学会则起而抗争，要求揭穿其装神弄鬼的丑恶骗局。 为平息争议，王室任命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有四位医学部著名医生（由此可见王室的倾向性），还有五位科学院院士，包括化学家拉瓦锡、天文学家巴伊、物理学家基罗廷（断头台的发明者）和担任美国驻法公使的富兰克林。委员会进行了多次实地测试。富兰克林在其寓所花园内，将一位敏感的病人带至五棵树前，对其中一棵施术，结果她在另一棵树前晕倒。无独有偶，拉瓦锡在家中放置五杯水，喝到第四杯时病人发病，而事实上施术的是第五杯。更有甚者，委员会曾告诉一位女病人，她将被隔着一扇门施行催眠术（事实上没有），结果一进门病人就出现全身痉挛症状。据此，委员会于1784年具文呈报国王：人体内并不存在梅斯梅尔宣称的动物磁性，其疗效不过是心理暗示。另外一个由巴黎医学会组成的调查委员会结论也大抵相似：关于催眠术的神奇功效，查无实据。遭此挫败，梅斯梅尔于次年潜回维也纳，并于1815年病逝于德国。但他的催眠术并未随之消亡，反而由门徒发扬光大，并于1830年代前后传至美国，并演化为降神会、招魂术等诸多形式，在新英格兰地区尤为盛行。 而霍桑的妻子索菲亚·皮博迪恰好便是催眠术的信徒。她自幼体弱多病，患有偏头疼，从大约l838年开始，她就开始求助于催眠术。此后一段时间（直至她与霍桑结婚之前），她父亲的助手、牙医费斯克曾多次对她进行催眠治疗。霍桑对于催眠术的态度，在他1941年10月写给索菲亚的一封信中表现得非常清楚，当时，霍桑还在布鲁克农庄，索菲亚写信告诉他，自己在接受催眠治疗。对此霍桑回信写道：“但是，最亲爱的，我今天很想和你谈一下催眠术的诸多神异，并请求你和这些事情保持距离，不要牵扯进去。我不愿意看到你被一种力量所控制，假设这力量源自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渗入，在我看来便等于是对个体完满安宁的破坏，你最最神圣的部分被人侵入，侵入者却不是你的丈夫！想到你会和某个人形成比我还更亲密的关系，难道不会让你的灵魂充满恐惧吗？” 让霍桑感到尴尬的是，“想到你圣洁的名字，可能与那些催眠现象一道，被人们挂在嘴边，到处讲论，我就控制不住地难受”。然而比这更可怕的是“有些人（多可怕的想法啊）可能会说我的白鸽（霍桑对索菲亚的昵称）是个骗子；更多的人会认为你鬼迷了心窍；甚至催眠术有限的信徒们，也只会对你表现出非常不妥的兴趣”。此时霍桑脑海中浮现的，一定是梅斯梅尔催眠术发明以来如影随形的性侵丑闻。 梅斯梅尔以“纯粹的科学家”自居，可是他的众多门徒却是鱼龙混杂，有些不良之辈在密室对柔弱无助而异常敏感的女子上下其手，令催眠术声誉大大受损。巴黎医学会上书法王路易十六，要求取缔梅斯梅尔及其“和谐社”，一个重要理由即在于催眠术“败坏道德人心”。对此，著名的心理医生弗洛伊德体会尤深。某次他以催眠术对一位歇斯底里的女病人进行治疗，不料施术过程中病人强欲求欢。弗洛伊德大为恐慌，据说此后便决意放弃催眠术。因为存在这样的风险，如霍桑研究专家塞缪尔·科尔在《催眠术与霍桑》一书中所说：“催眠师经常被指责在男女关系上有违道德，所以女性在接受催眠的时候，需要有家长或朋友在旁陪伴，这也成了一种常规要求。”而这一点，恰恰是远在堪布里奇布鲁克农庄的霍桑对未婚妻的担忧。 皮博迪小姐接受催眠时，身边是否有人陪伴，我们不得而知，但在霍桑笔下，却的确能够读出他内心的“狐疑”。在《带七个尖角的房子》和《福谷传奇》这两部小说中，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即被催眠者都是年轻而纤弱的女性，无论是爱丽丝还是普丽西拉，都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般的高贵和柔弱，甚至被邻里们怀疑“并非血肉之躯”，与索菲亚好有一比。在前一部小说中，马修·莫尔在对爱丽丝进行催眠时，明确提出可由品钦在旁监护，可谓是变相承认了上述责难。而在后一部中，当普丽西拉被从催眠师威斯特维尔手中解救出来后，一旁的卡弗迪尔也不失时机地做了一番必要说明：“可怜的姑娘！她遭受了怎样离奇的背叛啊!像稀罕物一样在世人面前展览，我却怀着宗教般虔信的情绪，相信她在整个过程中一直保持了处女的单纯和灵魂的圣洁。”霍桑心中隐忧何在，至此乃一目了然。 对霍桑极为推崇的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在《宗教经验之种种》一书中，曾列出两种对立的宗教情绪：一种人认为人人有罪，同时自身也背负沉重的罪恶感；另一种人认为人天性完善，所以任何罪恶都属于变态或疾病的表现，能够而且必须加以“治疗”或改造。詹姆斯半戏谑地说：无论从前怎样，至少目前，这两类人中，后者更不宽容。而作家霍桑针砭的，恰好是后一种以救世主自居的“术士”。在霍桑看来，“他们有一个偶像，自愿为其献身，充当高级教士，并且认为为之献身是神圣之举，这尊假神只不过就是个教士，它只能使周围变得黑暗。” 正如批评家所说，霍桑在小说中塑造的年轻女子楚楚动人的形象，是他心目中纯洁无瑕的索菲亚的化身，也是当时美国宗教复兴运动中无辜受害者的群像。她们被催眠的过程犹如待宰的羔羊，像《带七个尖角的房子》中描绘的那样。相比于霍桑念兹在兹的塞勒姆“女巫案”，或在《红字》中刻画的海斯特·白兰的通奸，以及在《教长的面纱》等小说中发掘的人性之恶，在这里，催眠师的罪孽显得更为深重，因为其中寓含着强者对弱者的奴役、男性对女性的欺凌，以及恶魔对人性高贵灵魂的亵渎。“他把一位女性纤弱的灵魂捏在手中，任意玩弄，结果导致了她的死亡”。在霍桑看来，这才是真正“不可饶恕的罪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