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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桑笔下“不可饶恕的罪恶”

http://www.newdu.com 2019-06-12 文艺报 杨靖 参加讨论

    1850年,《红字》出版,赢得广泛好评,作家霍桑终于登台亮相。随后,他又接连推出反映清教徒历史的《带七个尖角的房子》和反映乌托邦社会改造的《福谷传奇》,进一步奠定了其经典作家的地位。巧合的是,在后两部作品中不约而同出现了令人憎恶的催眠师形象。研究发现,霍桑婚前所创作的小说中从未出现过这类角色,也从未提及风靡一时的催眠术。据考证,至少在1837年,霍桑对催眠术已相当了解。由此推测,霍桑之所以在两部作品中集中刻画催眠师的反面形象,与他的个人生活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
    催眠术最早在18世纪由奥地利医生弗兰茨·安东·梅斯梅尔提出。梅斯梅尔出生在康斯坦茨的一个贫穷家庭,父亲是位护林员,母亲是个锁匠的女儿。他通过个人努力取得成功。32岁时,在维也纳拿到医学学位,其博士论文《论行星的影响》据说是抄袭牛顿的一位同事。论文提出,牛顿的“万有引力”表明人体的身心之间以及人体与外界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作者更指出人体内部存在一种不可见的体液,能够根据行星引力而发生对应行为。因此,不管是健康还是疾病,梅斯梅尔说,都取决于身体的“动物引力”与行星引力是否处于和谐状态。同时代的意大利解剖学教授伽尔瓦尼研究青蛙肌肉反应,发现其体内存在“动物电力”。梅斯梅尔受此启发,将上述体液认定为人体内存在的一种“动物磁力”,这种看不见的“气流”一旦受阻,就会引发疾病。梅斯梅尔相信,只要让病人进入睡眠状态,通过他强大的磁力打通关碍,恢复到自然运转的状态,病人就能康复。由此开始了他风靡一时的催眠疗法。
    1878年,由于行医失败,梅斯梅尔从维也纳逃亡到巴黎,后者当时号称“冒险家和骗子的乐园”。在巴黎,他创办“和谐社”,对患者实施木桶磁疗法(即催眠术),轰动一时。梅斯梅尔的催眠术对一些特定病症的确疗效显著。据说,多数病人在梅斯梅尔的手滑过他们身体的某个部位时,会突然出现阵阵痉挛,甚至发作惊厥,或者失声痛哭。与此同时,原先所患的痛风、抽搐、耳鸣、麻痹、失眠等病症便不治而愈。也有目击者回忆,催眠术在操作时,催眠师在符咒、占星术墙饰以及重重帷幕的背景下,激发梦游者的“第六感”来和远方的亡灵交流。尽管其治疗所用器材和治疗方法在今天看来都不足为奇,无非是日后心理学常用的营造氛围和暗示手段,但在当时,却正是性喜猎奇的法国人最膜拜的“通天绝学”,令巴黎士女为之疯狂。
    由于供不应求,梅斯梅尔故意抬高门槛。“和谐社”的入会费高达100金路易,显然只有贵族和富商才能进入。此外,用于治疗的四个大桶也要价不菲:其中三个需要提前预定(每次100金路易),另一个为穷人保留(但很少使用)。即便如此,前来求诊之人依然络绎不绝。梅斯梅尔开始出现错觉,以为他的疗法可以包治百病,与他的“自然”疗法相比,以放血截肢为主的传统治疗手段则无异于谋财害命。他将病理报告呈交科学院(后被拒绝),并狂妄地宣称要在法国“消灭医生这一职业”。名誉和生计同时受到威胁的巴黎医学会则起而抗争,要求揭穿其装神弄鬼的丑恶骗局。
    为平息争议,王室任命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有四位医学部著名医生(由此可见王室的倾向性),还有五位科学院院士,包括化学家拉瓦锡、天文学家巴伊、物理学家基罗廷(断头台的发明者)和担任美国驻法公使的富兰克林。委员会进行了多次实地测试。富兰克林在其寓所花园内,将一位敏感的病人带至五棵树前,对其中一棵施术,结果她在另一棵树前晕倒。无独有偶,拉瓦锡在家中放置五杯水,喝到第四杯时病人发病,而事实上施术的是第五杯。更有甚者,委员会曾告诉一位女病人,她将被隔着一扇门施行催眠术(事实上没有),结果一进门病人就出现全身痉挛症状。据此,委员会于1784年具文呈报国王:人体内并不存在梅斯梅尔宣称的动物磁性,其疗效不过是心理暗示。另外一个由巴黎医学会组成的调查委员会结论也大抵相似:关于催眠术的神奇功效,查无实据。遭此挫败,梅斯梅尔于次年潜回维也纳,并于1815年病逝于德国。但他的催眠术并未随之消亡,反而由门徒发扬光大,并于1830年代前后传至美国,并演化为降神会、招魂术等诸多形式,在新英格兰地区尤为盛行。
    而霍桑的妻子索菲亚·皮博迪恰好便是催眠术的信徒。她自幼体弱多病,患有偏头疼,从大约l838年开始,她就开始求助于催眠术。此后一段时间(直至她与霍桑结婚之前),她父亲的助手、牙医费斯克曾多次对她进行催眠治疗。霍桑对于催眠术的态度,在他1941年10月写给索菲亚的一封信中表现得非常清楚,当时,霍桑还在布鲁克农庄,索菲亚写信告诉他,自己在接受催眠治疗。对此霍桑回信写道:“但是,最亲爱的,我今天很想和你谈一下催眠术的诸多神异,并请求你和这些事情保持距离,不要牵扯进去。我不愿意看到你被一种力量所控制,假设这力量源自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渗入,在我看来便等于是对个体完满安宁的破坏,你最最神圣的部分被人侵入,侵入者却不是你的丈夫!想到你会和某个人形成比我还更亲密的关系,难道不会让你的灵魂充满恐惧吗?”
    让霍桑感到尴尬的是,“想到你圣洁的名字,可能与那些催眠现象一道,被人们挂在嘴边,到处讲论,我就控制不住地难受”。然而比这更可怕的是“有些人(多可怕的想法啊)可能会说我的白鸽(霍桑对索菲亚的昵称)是个骗子;更多的人会认为你鬼迷了心窍;甚至催眠术有限的信徒们,也只会对你表现出非常不妥的兴趣”。此时霍桑脑海中浮现的,一定是梅斯梅尔催眠术发明以来如影随形的性侵丑闻。
    梅斯梅尔以“纯粹的科学家”自居,可是他的众多门徒却是鱼龙混杂,有些不良之辈在密室对柔弱无助而异常敏感的女子上下其手,令催眠术声誉大大受损。巴黎医学会上书法王路易十六,要求取缔梅斯梅尔及其“和谐社”,一个重要理由即在于催眠术“败坏道德人心”。对此,著名的心理医生弗洛伊德体会尤深。某次他以催眠术对一位歇斯底里的女病人进行治疗,不料施术过程中病人强欲求欢。弗洛伊德大为恐慌,据说此后便决意放弃催眠术。因为存在这样的风险,如霍桑研究专家塞缪尔·科尔在《催眠术与霍桑》一书中所说:“催眠师经常被指责在男女关系上有违道德,所以女性在接受催眠的时候,需要有家长或朋友在旁陪伴,这也成了一种常规要求。”而这一点,恰恰是远在堪布里奇布鲁克农庄的霍桑对未婚妻的担忧。
    皮博迪小姐接受催眠时,身边是否有人陪伴,我们不得而知,但在霍桑笔下,却的确能够读出他内心的“狐疑”。在《带七个尖角的房子》和《福谷传奇》这两部小说中,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即被催眠者都是年轻而纤弱的女性,无论是爱丽丝还是普丽西拉,都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般的高贵和柔弱,甚至被邻里们怀疑“并非血肉之躯”,与索菲亚好有一比。在前一部小说中,马修·莫尔在对爱丽丝进行催眠时,明确提出可由品钦在旁监护,可谓是变相承认了上述责难。而在后一部中,当普丽西拉被从催眠师威斯特维尔手中解救出来后,一旁的卡弗迪尔也不失时机地做了一番必要说明:“可怜的姑娘!她遭受了怎样离奇的背叛啊!像稀罕物一样在世人面前展览,我却怀着宗教般虔信的情绪,相信她在整个过程中一直保持了处女的单纯和灵魂的圣洁。”霍桑心中隐忧何在,至此乃一目了然。
    对霍桑极为推崇的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在《宗教经验之种种》一书中,曾列出两种对立的宗教情绪:一种人认为人人有罪,同时自身也背负沉重的罪恶感;另一种人认为人天性完善,所以任何罪恶都属于变态或疾病的表现,能够而且必须加以“治疗”或改造。詹姆斯半戏谑地说:无论从前怎样,至少目前,这两类人中,后者更不宽容。而作家霍桑针砭的,恰好是后一种以救世主自居的“术士”。在霍桑看来,“他们有一个偶像,自愿为其献身,充当高级教士,并且认为为之献身是神圣之举,这尊假神只不过就是个教士,它只能使周围变得黑暗。”
    正如批评家所说,霍桑在小说中塑造的年轻女子楚楚动人的形象,是他心目中纯洁无瑕的索菲亚的化身,也是当时美国宗教复兴运动中无辜受害者的群像。她们被催眠的过程犹如待宰的羔羊,像《带七个尖角的房子》中描绘的那样。相比于霍桑念兹在兹的塞勒姆“女巫案”,或在《红字》中刻画的海斯特·白兰的通奸,以及在《教长的面纱》等小说中发掘的人性之恶,在这里,催眠师的罪孽显得更为深重,因为其中寓含着强者对弱者的奴役、男性对女性的欺凌,以及恶魔对人性高贵灵魂的亵渎。“他把一位女性纤弱的灵魂捏在手中,任意玩弄,结果导致了她的死亡”。在霍桑看来,这才是真正“不可饶恕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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