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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语罕（1887年8月1日—1947年4月23日），安徽寿县正阳关人，中共早期建党建团建军的先行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在中共建党初期，编译了宣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思想的《辩证法经典》《理论与实践——从辩证法唯物论的立场出发（书信体）》《唯物论史》以及作为马克思主义来源的《康德的辩证法》《费希特的辩证法》和黑格尔《历史哲学纲要》等著作。 高语罕一生撰有著作30余部，文章500余篇，内容广涉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化思想史等各个方面，许多论点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为时代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至今仍有启迪意义。高语罕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教育史不可忽视的人物，自2011年笔者的高语罕传记、年谱出版后，高语罕著作引起了多家出版社的注意，目前据不完全统计，重新出版的高语罕文化、教育类著作已达七八部之多。本文仅就高语罕的文学活动和文学著作进行梳理。 《白话书信》。1921年1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这是高语罕的第一部著作，与陈独秀《独秀文存》、胡适《尝试集》一起，成为亚东图书馆最畅销的三部书。这本书采用书信体的形式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开创了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大众化的先河。这本书第1版收100封书信，第4版收106封书信，分为自序、绪论、家庭书信、社交书信、工商书信、论学书信六个部分。这本书是高语罕新文化运动及“五四”以来思想观点的集中体现，“每篇皆含有社会极切要、亟待解决的问题”。早在1916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青年杂志》）之初，高语罕即在上面发表了《青年之敌》《青年与国家之前途》《青岛茹痛记》等文章。1916年秋，高语罕赴芜湖安徽省立五中任教，业余同刘希平等举办工读学校、商业夜校，免费教育工人和青年店员，这本书就是当时的教材。高语罕在这个时期的学生，如蒋光慈、钱杏邨（阿英）、李克农、李宗邺、曹渊、孙一中等，都从中受益。这本书1921年再版时，由钱杏邨（阿英）作了精心校对。1922年2月，亚东图书馆广告介绍，这本书“不但教授一般书信的知识，并且启发青年文学的兴趣，引导他们顺应时代的思潮。已有许多学校采用为课本。”这本书屡遭国民党当局查禁，却一版再版。至1932年8月，共销了27版，每版5000部，约14万部。此外，北京、广州、汉口均有翻印，总计20余万部。这本书总共发行了39版，影响了无数青年志士，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国文作法》。1922年8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至1927年连续7版，1930年10月第11版。1922年2月，中国共产党以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创办平民女校，分高级班和低级班。高级班教员为：陈独秀教社会学，高语罕教语文，邵力子教古文，陈望道教作文，沈雁冰、沈泽民等教英文，李达教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海平民女校开办了8个多月，招收了30多名学员，包括丁玲（后为著名作家）、王剑虹（后为瞿秋白夫人）、钱希均（后为毛泽民夫人）、王一知（后为张太雷夫人）等。除校长李达外，高语罕是唯一住校的老师。高语罕自编教材，所选内容都是适应新思潮、又合乎平民的，后来他把这些教材整理为《国文作法》。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教育出版社于2014年3月重新出版此书。 《百花亭畔》。1924年年底在德国留学期间完成，1933年5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高语罕于1922年8月赴德国留学，1925年8月回国。在哥廷根居住时，他和朱德住所很近，每周一起参加党小组会，周末聚餐。后移居柏林，开始撰写革命回忆录，发愿“把二十年前所亲见亲闻及亲身参与的革命中的逸事，叙述出来，名曰《如此这般录》，共分三集：《百花亭畔》《病中》和《青年军始末记》。”《百花亭畔》主要叙述了自己第一次听见“革命”两字，第一次印下“灭洋”“反抗帝国主义”印象，反抗宗教精神种子的萌芽，以及进凤阳经世学堂、安庆陆军测绘学堂读书等情景，尤其是以亲睹徐锡麟刺杀恩铭的革命事实为主要材料。《病中》《青年军始末记》因故没有完成。在《百花亭畔》中，高语罕留下了大量亲见亲闻的珍贵史料，“我不是什么伟人，我也不是什么思想家，更不是什么革命文学家，我只是在这二十年的革命大潮中滚来滚去的一点一滴，而且是极平凡的一点一滴。但是惟其一点一滴，惟其是极平凡的一点一滴，我所亲见亲闻和亲自参加的事实或许与一切极平凡的普遍的社会更为亲切。” 《现代的公民》。又名《公民常识》。1927年3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这本书的内容包括家族、学校、社会、国家、国家的机能、社会问题、帝国主义、中国经济政治状况、中国国民革命、国际情势及结论等部分。高语罕认为，“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呼吁中国现代的公民成为革命的民众。“是血！是泪！是愤怒！是全民族反抗压迫的杀声！——鏦鏦铮铮，金铁皆鸣！海上东风吹万弩，滚滚江涛带血腥！中国现代的公民！——全国革命的民众！敬献此书以当鼙鼓！”这本书出版的同时，高语罕即赴武汉出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后由茅盾接任），连续发表了《反对与打倒》等抨击蒋介石的14篇社论，被誉为武汉反蒋的“三尊大炮”之一。 《牺牲者》。1928年4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署名“戈鲁阳”。这是高语罕的第一本小说集。这本书由几篇短篇小说组成，大致是叙述高语罕儿童时代的生活，包括家庭教育及少年时代的苦闷、婚姻问题、求学问题等生活片段。《淮南子》有“鲁阳挥戈”的典故，表示不屈服的意思。高语罕的故乡寿州，即是淮南王刘安撰写《淮南子》的地方，用这个笔名也许是表示纪念家乡之意。1939年第6版时，署名换成“高语罕”。 《死后》。佚名，上海某书店出版。作于1928年至1929年，也是一部短篇小说集。高语罕自澳门回到上海后，编入了由蒋光慈任组长，阿英、李克农等为成员的春野支部，间或指导太阳社的文艺工作。这本书创作时间在《牺牲者》（1928年）之后，《理论与实践》（1929年）之前。2016年6月26日，在西泠印社中外名人手迹专场拍卖会上，高语罕的日记《死灰余录》两册出现。第一册起止时间是9月28日至10月21日，第二册起止时间是10月22日至11月10日，详细记载高语罕1928年9月至11月期间的生活和所见所闻。 《国文评选》。共两集，第二集1932年1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署名王灵皋。包括《一日里的一休》《杜十娘》《孙行者与张君劢》等13篇文章。每篇文章后面都有高语罕的精彩点评。1932年，现代书局还出版了高语罕《语体文作法》，这是从《国文作法》蜕变而出的。 《文章及其作法》。1933年2月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这本书选了曹雪芹、胡适、李一尘、托尔斯泰、高尔基、柴霍夫、莫泊桑、克鲁泡特金等人的17篇作品作为范文，“上面各篇处处都透露出一种光明之路，就是辩证法的批评精神。这就是我写的《文章及其作法》的大旨，是非好坏，只好付之读者及当代教育家的公论了。”高语罕在每篇文章后都进行了段落分析、讲述结构、说明文章大意，以帮助读者掌握基本的写作方法。 《作文与人生》。1936年9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1940年7月第6版。本书包括语言文字的起源与进化、语体文与文言文、文字写作之必要条件、文字的要素、文字的戒律、文字的质力、文字等7篇，还着重论述了文字写作的必要条件和诸多方法。“本书是旧作，但它的内容却依然是活泼泼的，因为它不但注意到死板板的作文的公式，并且注意到作文与实际的社会生活的联系。它不但是一般青年的作文的指导，并且是他们的日常生活的指导，故名之曰《作文与人生》！”在这部书中，高语罕精选了若干组文章，其中第一组即是《红楼梦》中的两篇：《闹学》和《刘姥姥进荣国府》，高语罕认为，这两篇描写的是贵族大地主阶级社会的黑暗与腐败：“处处都透露出一种光明之路，就是辩证法的批评精神。”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9月重新出版此书。 《中学作文法》。1945年9月由重庆陪都书店出版。“这本小书是从我的《国文作法》（亚东版）、《语体文作法》（现代版）和《作文与人生》（亚东版）脱胎出来的。入蜀以后，一些书业朋友要我把他们拿出来出版，于是我就从三十年起着手改编，中因病和他事耽搁，到今年总算脱稿。我希望它能帮助青年找到一点作文的规范、读书的方法和运思的门径。至能否达到这种目的，只好让青年读者自己去尝试和批评了！”对照《国文作法》《语体文作法》和《作文与人生》，可以发现：第一篇两章完全相同；第二篇第一章“语体文与文言文的生命”改作“语体文与文言文的现状”；第三篇拆分为两篇，多出第一章“四字诀”，第三章“多读新闻杂志及现代刊物”，第四章“多读名人书牍”。新增下篇里将“外国文字的常识”改作“外国语文的修养”；新增一篇“文字的基本形式”“文字的要素”篇全同；“文字的戒律”篇将戒古典去掉；“文字的质力”和“文字的内容”篇没有变动。 《红楼梦宝藏》。又名《红楼梦宝藏六讲》。1946年7月重庆陪都书店出版。这是高语罕在当时应邀作的六次讲座基础上整理而成的书，包括《开山白》和《一面镜子》《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附）》《王熙凤》《几个奇女子》《两个老太婆——贾母和刘姥姥》《〈红楼梦〉的宝藏》六讲。高语罕认为，对当时的社会来讲，《红楼梦》就是一面镜子，这样才能明白这面镜子出现的意义。1999年四川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2016年8月新世界出版社重新出版，易名《高语罕讲〈红楼梦〉》；2014年1月吉林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2016年9月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新出版，易名《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王国维〈红楼梦评论〉高语罕〈红楼梦宝藏六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