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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长河中，书籍一直作为人类文化的标志以及人类思想的载体存在。除却书作为传播媒介所拥有的功能性以外，书籍还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 有时，它代表着博学与美德，象征着智慧的传授。从中世纪一直到现代社会，许多圣者、政治家、神职人员和作家的肖像都或是手持书本，或是以有着满架书籍的书房做背景，书籍让他们看上去严谨而博学。 有时，书籍还是权力和魔法的象征甚至化身。在莎士比亚的戏剧《暴风雨》中，米兰公爵普洛斯帕罗说过：“书斋是我广大的公国”，占领并销毁他的书籍，也就是将他的权势推翻；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英国剧作家马洛笔下的浮士德博士，为了逃避惩罚，破釜沉舟的最后一招则是烧毁自己的藏书。 自书籍出现以来，它为不可计数的人带来了精神与智识上的成长。在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墙壁上，一幅11世纪的马赛克图充分说明书籍千百年来受到了被人尊重的崇高地位。在这幅画里，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九世和他的妻子侧坐拱卫着耶稣，皇帝手里捧着一袋钱，而耶稣的手里则握着一本书。 然而，当我们身处数字阅读蓬勃发展的“一屏万卷”时代，实体书曾经的地位和未来也愈发受到质疑——这亦是年年都被反复提起的话题。 纸质书的未来 上个月，第五届中国数字阅读大会在杭州召开，会上发布的《2018年度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显示，截至2018年，中国数字阅读用户总量达到4.32亿，人均阅读12.4本电子书，我国数字阅读整体市场规模已达到254.5亿元，同比增长19.6%。早在前几年，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在我国也长期处于攀升状态。越来越多的读者成为了电子阅读器的忠实用户，称其提供了一种“随身携带私人图书馆”的感觉。还有青年作家表示，由于实体书籍“又重又占地方”，所以在未来，“纸质书必死”。 实体书籍最终会消失吗？围绕它的讨论和争辩已持续了不短的时日。虽然从目前看来，书籍出版的总量仍在持续增加，但在某些领域（如科学期刊），电子版已经取代了传统的纸质版，人文学者也在逐渐向科学家同行看齐。 在电影《星球大战》里，“绝地圣殿档案馆”的空间与都柏林三一学院的长型阅读室非常相像，只不过里面的书籍都变成了储存电子信息的胶囊，需在电脑上阅读。这一段有关书籍未来的预言，似乎阐释着：即使存储方式变得迥然不同，人类的文字和思想仍将持续出现并得以妥善保存；“书”的实体虽不复存在，“文本”却最终从纸质书的束缚中解脱了出来。 英国书史学家大卫·皮尔森的著作《大英图书馆书籍史话：超越文本的书》中译本近日出版，原书标题为“Books as History”，译作《书为历史》或《作为历史的书》也许更为准确一些，但副标题的“超越文本”四字之意则非常明显：它要挑战“书籍只是文本载体”的观点。它关注的也并非是技术的变革，而是在变化的背景下，启发读者认识到实体书籍独有的价值与特点，例如书的排版、印刷、装帧、收藏、批注、再利用等。另一方面，任何一本书籍在被拥有、被阅读、被收藏、被代代相传的过程中，本身也成为了无可复制的独特历史。或许，今后当读者谈论起对纸质书的钟爱之时，除却“情怀”二字，还能有更多支撑的证据。 书不只是管道 文本处于书籍价值的核心，这一点毋庸置疑。长久以来，书籍在读者的心中受到尊重，更多的当然是因为其中蕴含的文本价值而非实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书是载体、硬件和管道，如要把书籍和文本进行分离，则是在认识上挑战读者的认知——因为人们惯常是把这两者混为一谈的。 皮尔森指出，“书籍并不是被动的管道”，书籍的三维实体与物理特征都能影响到读者如何接受其中承载的内容，“书籍本身就有作为艺术品的潜力”。不同版本的书籍能带给读者不同的观感和手感。诚然，精简版和豪华精装版的书籍阅读起来，在体验上当然还是会有细微差别的。文本的“表现形式”究竟会给读者的感知带来怎样的影响，这是令现代文本学者感兴趣的话题。20世纪后期的新西兰书目学家唐·麦肯齐提出的“文本社会学”理论更是影响了许多当代学者，大家开始关注书籍整体的重要性，而不仅是书籍所承载的文本。 古埃及的书籍大多抄写在莎草纸上，中国最早的书籍则有简牍和帛书，以及后来的雕版印刷《金刚经》，它们大多以“手卷”的方式存在。与东方书籍相较，西方书籍的装帧有着不同的传统，它源自近东以及中东地区的古抄本：将书页折叠起来，缝制成册。一直到现在，西方书籍呈现出的都是传统的“册子本”的模样——这是因为“册子本”易带易用，使用起来方便又舒服，至今没有其他的书籍样式能够取代它。 “册子本”长久的魅力也体现出自古以来人们对书籍外观和手感的关注。一本成功的书籍必定是各种设计因素的成功组合，字体是不是清晰可辨、页面布局和排版是不是令人读起来舒服、产品的大小和形状是不是容易打开和翻阅……书的形态以某种方式微妙地影响着阅读。事实上，读者对文本的阅读恐怕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客观。 对一本实物的书籍，人们无论是进行书写、涂鸦、修改、珍藏还是销毁，都将锻造出每本书独特的历史，它构成了人类交流史与艺术设计史的一部分，这是电子书籍缺乏的特质。总而言之，当书籍作为“实物”而存在时，它具备了不可替代性；作为“文本”存在的书籍则可以有各种替代品。 无形的艺术 对书籍设计而言，最有效、最成功的设计恐怕恰恰是那种不被读者注意到的设计，正如理查德·亨德尔在《书籍设计》一书中所写的那样，“如果印刷是黑色的艺术，书籍设计就是无形的艺术”。 15世纪末，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在威尼斯创立了阿尔丁出版社，以一种新型小巧的形式出版古典文本，此举成为印刷文化在欧洲传播和影响的里程碑。 20世纪初的“人人系列”将各类文学作品带给广大的普通读者，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们的设计“异常漂亮”，早期的扉页充满了19世纪末美术工艺运动的风格，将英国工艺大师威廉·莫里斯的美学理念带给了广大读者。 出版社通过书籍设计，来强化品牌和身份认同，他们也常常以不同的封面设计来出版经典文本，用新奇的图像来吸引新一代读者。尽管不少人心里明白“不要以貌取书”，但受到书籍的精美设计诱惑而购入、阅读的也不在少数。2004年，箭书出版社（Arrow Books）以全新封面出版的乔伊特·海耶尔的作品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乔伊特·海耶尔是英国浪漫小说家， 她的小说通常被认为是中产趣味的历史浪漫故事，因新封面让这些作品拥有了一种简·奥斯汀般的风味，销售量显著上升了。 “无形的艺术”不单能体现在刺激销量上，书籍也是某个时代的美学和价值的组成部分。比方说，书的封面不仅可以表达文本的内容，也代表着那个时代的审美和文化取向。通过比较出版于1888-1999年间的《爱丽丝漫游奇境》的不同版本的封面，我们会发现它们一方面反映了设计的历史，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不同时期读者们对此书的看法和期望：爱丽丝究竟是怎样的形象？是温柔还是脆弱？是单纯无邪还是调皮捣蛋？ 当我们谈论字体、版式、实体特征以及其他与文字有关的因素能影响到文本意义的建构时，恐怕内心对此的认知还不够清晰。对此，皮尔森通过列举三个版本（1609年版、手书文本和20世纪版）的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第106首，直观地通过图片，表现单词的拼写方式、字体、段落设计以及其他因素对读者的影响。他还一并列举了美国作家埃德加·艾伦·坡的诗作《动荡谷》的三个版本（1870、1908和1952年）。不同的版式设计和有无插图的版面，究竟哪一个才做到了提升读者的想象力，这也是相当值得探究的问题。 当书籍成为艺术品 当“无形的艺术”发挥到极致，制作精美的书，或是拥有精美插图的书籍，“实物”往往可以脱离文本，作为一件独立的艺术品而存在。独立的艺术品，不能只因为图文并茂，或因为有赏心悦目的字体和排版，制书人需要将创造力用于构成一本书的所有元素上，将文本、字体、排版、插图融为一体，《大英图书馆书籍史话》举了埃里克·吉尔为金鸡印书坊1931年制作的《四福音书》和凯尔姆斯科特印书坊1896年出版的《乔叟寓言》作为例子。 此外，在书籍的版面和排字方面，历史上也曾有过许多充满想象力的实验，如乔治·赫伯特的诗作《复活节翅膀》，文字被排列成双翼的模样；9世纪古希腊诗人阿拉托斯的手抄书中《狗》一文更展示了早期将文字进行游戏般排列所产生的视觉效果。 到了20世纪后期，更富有想象力的艺术家手制书真正蓬勃发展起来，艺术家们的出发点不再只是文字和图像，而是书籍这种物质实体。美国艺术家玛格丽特·考夫曼的《莎莉姑妈的哀歌》被印制在多种形状的纸页上，仿佛拼凑被面所用的不同布料，这本书能以不同的顺序打开，字词的组合会随之改变；智利诗人尼可那·派拉的《反传统书》，读者只有将它的页面拆开，重新折叠成一个三维多面体，才能看到完整流畅的诗句；更极端的可能要数美国艺术家基思·史密斯的《线书》，它完全舍弃了文字内容，翻阅它的页面，读者会同时获得视觉、触觉和听觉的体验，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作为物体的书上。 当代艺术家们对书籍的形式和内容进行了各种尝试：有的用镜子或草制成书，上面没有任何文字，还有的制作了有文字的书形雕塑……读至此，我们或许会发出和作者皮尔森一样的疑问：一本没有文字的书，是否还能被称为书呢？但无论如何，这些作品扩大了“书籍”概念的外延，引发了人们对书籍的样式及概念的进一步思考。 书与图书馆的个性 从悲观的角度看，“Books as History”还有一层意思，即“书籍成为历史”。意思是，在未来的某一天，实体书可能会成为历史博物馆中的展品。但皮尔森此书名中“历史”的含义却完全是积极的——书籍是文化遗产结构中独特的文物，它们值得被人类保护和诠释。 许多世纪以来，直到19世纪印刷和出版业的机械化，所有书籍都是独一无二的手工制品。即使在它们出售之前，也没有任何两本书是完全相同的。当一本书从一位读者手中流转到另一位读者手中，几代下来，每位读者都会在书上留下他们的印记：铭文、注释、藏书票、重新装订、家族徽章、修改涂鸦等。 研究书籍藏家的意义寓于何处？实体书籍上的记录可以告诉后人有关藏家以及文本的信息，也能显示出不同历史时期读者们对某一文本的接受情况，还可以进一步分析读者和文本之间的私密关系，以及此书在那个时代的影响。一言以蔽之，书籍能够影响、塑造并反映人们的兴趣。 回忆中，无论读者是否是藏书者，干净的书籍版本似乎一直都更受欢迎，前任藏家的批注或涂鸦并不讨喜。传统的图书馆目录也主要记录作者和书名，很少会关注前任藏家和装帧的任何信息。 这种情况近年来有所改变。书中举了一个例子佐证藏书信息的重要性：一本20世纪装订的16世纪出版的《乔叟作品集》，因为重新装订过，变得干干净净，没有任何旧主人的痕迹，也没有任何眉批或题字。如此一来，虽然它仍是一本历史文献，但是它能为读者和学者提供的“与大量的电子文本和后代的纸质印刷品并没有区别”。但英国作家加布里埃尔·哈维曾经拥有过的一本1598年出版的《乔叟作品集》就大不相同了，上面有许多他有关同时代诗人的笔记和评论，其中就包括最早提到的关于莎士比亚和《哈姆雷特》的文字。 为书籍做上批注的人，也并不需要多有名或多重要，他们的文字同样可以充满趣味。无名之辈所做的批注也能为后人提供有价值的证据，说明历代读者们对当时的出版物的吸收和反馈。 在书的扉页上，有可能包含了别处没有的有关此书文本和出版的重要信息，也有可能记录了与此书毫无关联事件，这都使它们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大大增加。有时，读者也会删除他们不喜欢或觉得不合适的东西，但即使是“污损一本书”这种负面的举动，也赋予了该书个性化的特征。 皮尔森还专门分章论述了图书馆的整体价值。既然我们需要把书籍看成一种实体而非文本的承载工具，那么图书馆的意义也不仅仅是收藏文本资料，而是把提供图书资料的功能与良好的使用环境相结合，创造出一个让人满意的整体。图书馆作为整体的价值远远超过其藏书的加总，因为图书馆本身显示了在不同的历史时间点上，读者个人或集体的兴趣所在。 当通过了解不同图书馆的藏书，并在他们当中进行交叉比较，我们就能勾勒出特定时段内图书收藏的宏大画面，还会发现，流传到今天的书籍是参差不齐的。如今非常罕见的书籍，在历史上可能是被广泛阅读的畅销书，而我们今天所认为的那些经典文学，在当时可能无人问津。 博尔赫斯的一句“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道出了无数爱书者的心声。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对书籍的热爱当然大部分源自其文本的光热，作为“实物”的书或图书馆本身则貌似不太重要。当我们手捧可以装下一座小型私人图书馆的电子阅读器时，无需油墨的香味或纸张的触感，我们也会深深感激数字阅读带来的便利。于是，面对实体书是否还有存在价值之问，有的读者会仓促地给出一个回答。皮尔森的《大英图书馆书籍史话》全书想要启发读者的即是：书籍拥有超越文本的独立价值。每一本实体书都有着自己的文化和记录，它们共同反映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史。这或许，就是实体书在未来仍然需要并且能够存在的重要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