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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小说《泥土里的想念》（新蕾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是天津著名作家宋安娜转型儿童文学的第一部作品，更是一部具有鲜明叙事特色的儿童文学佳作。 儿童文学有其独特性，既要在叙述上符合儿童阅读特点，同时叙事上又要干净明澈，不能过于复杂，一定要简明易懂，当然还要具有思想内涵，这对于初次尝试儿童文学创作的宋安娜来讲，的确具有不小的挑战。 《泥土里的想念》书写了“二战”背景下，一个流亡天津的八岁犹太女孩撒拉的人生境遇。“二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惨痛记忆，而在日本军国主义屠刀之下的中国以及东南亚战场，更被认为是一场惨绝人寰、毫无人性的侵略战争。如何让儿童理解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对人类社会的毁灭，文学作品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作者把日本侵华战争作为小说的“历史背板”，把在异国生活的八岁犹太女孩作为“小说人物”，显然增加了叙事难度。既要表现侵略者的凶残、丑恶，又要“适当”，把握好“度”，不能把儿童文学“干净明澈”的特性“覆盖、污染”。显然，宋安娜做得恰到好处。她没有像《小兵张嘎》《鸡毛信》《小英雄雨来》那样让儿童直面敌人，而是把战争作为背景。她在第二章便用“鬼子来了”这样的表述，代替了枪炮、代替了血肉横飞、代替了日本鬼子的狰狞面目。但是，又不能把战争描绘得“鲜花灿烂”，于是作者设计了“战争画面”，比如撒拉和两个中国伙伴“误入”日租界的所见所闻、老城里的游行队伍、凄惨难民的生活状态等等，通过这些“画面”，让孩子看到战争的残酷，从侧面讲述战争的严峻，讲述战争中普通百姓之间的温暖、互助。 在《泥土里的想念》中，还有大量天津民俗文化的表现，也是值得特别称道的。像走街串巷的“爆米花的”、“磨剪子抢菜刀的”等，非常自然地呈现，而其中“杨柳青年画”的表现则极为精妙。许多小说在表现“民俗文化”时，容易与小说文本发生“隔”的现象，带有明显的“资料色彩”。宋安娜则把小说的“寻找”主题与“杨柳青年画”巧妙结合。 撒拉“生活与情感”极度依赖的中国女性“阿妈”，因为要回家看儿子，始终没有回来，生死不明，撒拉要去寻找不是亲人但比亲人还要亲的“中国阿妈”，当她终于得知阿妈家在杨柳青古镇时，用把“阿妈和撒拉”画在年画里的办法，到处张贴，当作“寻人启事”。这个情节的设置非常叫绝，巧妙地把“杨柳青年画”变成一个情节，完美地融合进故事中，成为叙事推进的一个重要节点，表现得非常自然。 《泥土里的想念》整体叙事架构用的是“寻找”这个“叙事工具”。尽管这个“叙事工具”并不新鲜，很多中外文学作品都有使用，但作者却能“翻旧如新”，把“老虎褡裢”与“想念”相互结合，“老虎褡裢”在中国民俗中，有着特别的解读，意味着长辈对孩子“保佑呵护”的美好寄托。小说开始，便是“阿妈坐在海棠树下，埋头缝着一个老虎褡裢”，阿妈为了照顾犹太女孩撒拉，可谓倾尽了心血。而撒拉对待“老虎褡裢”的珍惜，也非常富有象征意味，“撒拉有一个小木匣，专门保存阿妈给她缝的老虎褡裢，她把小木匣藏在爸爸的书柜里。书柜里有一部大开本的《塔木德》。”众所周知，《塔木德》是犹太民族的犹太律法、思想和传统的集大成之作。这样的细节设置，令人遐想，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而撒拉两次在泥土里埋下“老虎褡裢”的细节，尤其最后一次撒拉埋下一只、带走七只“老虎褡裢”之后，与梦幻中的阿妈对话，更是将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在战争状态下的相互理解、相互协助的超越民族的“大爱”精神，阐释得更加感人，让小说的宽度有了无限的延伸。 小说是要塑造人物的，无论怎样的叙事策略，无论怎样的精心布局，其目的就是为了让人物“栩栩如生”，只有人物立住了，思想才能传达。无疑，《泥土里的想念》中的人物塑造是成功的。 请看阿妈给撒拉缝制“老虎褡裢”时的描写：“她太专心了，海棠花瓣撒满了她的双肩，她似乎都没有察觉，上午的阳光透过海棠花的间隙，轻轻地停在她的发髻上，她低垂的脖颈上细柔的汗毛，在阳光下跳跃出金色的光”；还有关于撒拉的描写；“撒拉眨着黑葡萄一样的大眼睛，她不懂‘仁义’、‘义气’是什么意思，她只知道这小哥俩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小说集中表现了犹太女孩撒拉和中国阿妈情浓于血的关系——“撒拉八岁了还赖在她阿妈的怀里撒娇”以及“夜晚，没有阿妈香气的笼罩，她便不能入睡”——还表现了她与中国儿童金宝、银宝的亲密友爱，以及在华犹太人与中国人的相互理解，在战争状态、在天津大水等各种灾害面前，两个民族之间的互助精神都有精致的书写。 《泥土里的想念》书写了战争状态下的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塑造了各种令人难以忘记的人物。特别是小说最后，撒拉坐船离开，望着天津城时的呐喊——阿妈，阿妈呀！结尾之处，更让读者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是一部能让儿童读进去并为之感动的儿童文学作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