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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17年初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以来，中国现代新诗已经走过了百余年的历程。一百多年来走过的路，是崎岖坎坷的，也是成果辉煌的。一代代新诗人筚路蓝缕，不懈探索，使现代诗在古老的中华土地上一步一个脚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地发展起来。我们景仰前辈们的努力，从他们的诗艺中汲取营养。同时，我们也在反思中国现代诗面临的困境。由于各种原因，现代诗尚未足够成熟，依然有很大的开拓空间。尤其是在当代，网络诗歌繁盛，几乎人人可以写诗，也导致诗作良莠不齐，诗艺和立意均存在一些问题。在此背景下，笔者从古今中外的诗论里寻求理论支撑，从以“七剑诗群”为主的诗歌创作中寻求实践支撑，提出了新性灵主义诗学，希望能够为中国现代诗的发展提供某种参考。 新性灵主义是对旧性灵主义的传承和发展。作为旧性灵主义代表的明清性灵派虽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却终究要受格律、声韵束缚。新性灵派主要以现代汉语写自由诗，不仅不拘格套，还不拘格律、声韵，并强调厚学深悟而天机自达，且注入了现代人的主体性意识和现代诗学理念。这就是新旧性灵派的简明区分。 新旧性灵主义的根本区别则在于两者对“性灵”的认识有所不同。明代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而清代的袁枚则对公安派的性灵说做了修正和发展。袁枚所谓“性灵”，“性”意为性情，“灵”意为才华。所谓才华，包含驾驭典籍的能力，因而具有后天学养和修炼的成分，但他的主体立论依然过于强调天性：“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袁枚著，顾学颉校点：《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新性灵主义诗学则大幅度提升了后天学养和修炼等要素的重要性，并重新对“性灵”做了界定：“性灵者，厚学深悟而天机自达之谓也。”（龚刚：《七剑诗选·附录》，龚刚、李磊主编《七剑诗选》，暨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天性只是基础，必须经由后天的蕴蓄、历练，才可发乎于外。换言之，新性灵主义诗学所谓“性灵”，不仅是自然本性，也不仅是性情，或性之情，也不同于西方美学所谓灵感，而是兼含性情与智性的个性之灵。 同时，“性灵”是生长着的，因而是可以后天修炼、培育的。钱锺书所谓“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即揭示了性灵的可生长性。王阳明在贵州龙场顿悟，认定吾性自足，心外无物。这种认识可以作为明清性灵派诗学理念（所谓不法古今诗人；所谓不从胸臆流出不肯下笔）的思想基础，却不能作为所谓新性灵主义诗学的思想基础。 明清性灵派的突出特点是强调诗人的个性，新性灵派主张在现代性语境及会通中西的背景下发展中国的个性主义传统。作为诗界的个性主义者，新性灵派认为诗歌应彰显个性之灵，不受单一风格、单一角度的约束，所以，新性灵派实为非派之派。 眼界决定人生和艺术的高度。金庸称他笔下真正的大侠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们有着心系苍生、民族、国家、天下的开阔胸怀和厚重气度，而非局限于个人的恩怨情仇和狭窄的生活圈子。金庸武侠小说最大的贡献是弘扬了中国的个性主义传统，塑造了一大批灵光灼灼、个性鲜明的侠客。诸如郭靖傻气厚道、心系民族，令狐冲放荡不羁、有情有义，黄蓉精灵古怪、敢爱敢恨，任盈盈身在邪教、心向美好，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还有乔峰、韦小宝、陈家洛、袁承志、张无忌，乃至老顽童、田伯光、洪七公、江南七怪，等等，皆独行江湖，性格各异。这种大侠精神也是新性灵派孜孜以求的目标。 2018年的龚古尔文学奖由40岁的作家尼古拉·马修获得。龚古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贝尔纳·皮沃表示：“尼古拉·马修是一位新生代作家，年轻，讲述当今的法国”，同时盛赞其作品《他们之后的孩子》展现了法国政治与社会的丰富画卷，同时也是一部对青少年进行探究的作品。 诗人杨克指出，“讲述政治与社会的丰富画卷，这就是中国相当多作家诗人的不足，也是余华小说几乎独步世界的原因”。的确，大量当代诗歌中有不少是文字游戏、思想游戏、小我情怀。作为诗人，确应放宽视野，以天下苍生为念。新性灵派不是归隐派，而是心系天下和万物的参与者。作为一种诗学主张，新性灵主义不是唯美主义、小打小闹和自娱自乐，而是既崇尚个性，更提倡扎根生活深处，让一切感受冲击心灵。由于新性灵派以性灵为宗，自不会强求一律。从心而出，各展个性，又始终以智性的自觉节制情绪的夸大，才是新性灵主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