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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记忆力很差的人，曾经历过的许多事都忘到九宵云外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奇怪的是，有些事却怎么也忘不了，记得清清楚楚。比如“土改”时地主老财在批斗会上被打得头破血流，比如“镇反”时跟着大人去村东河滩去看枪毙反革命，比如“反右”时我们的教导主任自杀于山上苹果园里，比如“文化大革命”中山东工学院造反派之间的流血武斗，这些经历都没有忘记，不仅沒忘，还在头脑里扎了根，永远挥之不去。这许这就叫刻心铭骨吧。也许正因如此，后来我写了《苹果》《衣钵》《小灯》《中国一九五七》《金色河滩》等土改，镇反，反右等所谓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包括这篇刚刚面世的是历史也是现实题材的《遗忘》。 《遗忘》是我作品中时间跨度最长的一个作品，从文革到当下五十多年时光。内容也相对奇崛:在一座废弃的山屋里发现了一具无名尸骨，经公安侦察，断定杀人者是当年的造反派头头今天的退休副市长，但这位副市长先是对自已的罪行矢口否认，当在证椐面前无法抵赖时又讲自己忘记有这回事。小说主要写了杀人者不遗余力地否认自己的犯罪事实。难道一句咬钢嚼铁的"忘记了"就可以将一桩罪恶抹杀掉，从而逃脱法律的制裁？当然是不可以，但事实上当事人做到了，尽管这中间有警方无可奈何的变通，最终得免法律的追究。匪夷所思，但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而让我们陷入思索的这并不是一桩"个案"，何事情都有例外，但在现实中这种罪案难究的情状却不是例外，而是常态。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社会经历了无数的政治运动，制造了无数冤案，让无数人死于非命，让无数家庭家破人亡，但时至今日，社会并没有深刻反思回归理性拨乱反正，还受害人以公道。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并深深失望的。说到底《遗忘》就是言说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我曾经说过在历史学家失语的情况下，作家应该站出来主持公道言说是非还历史其真面目。尽管不易，但应有勇气去做。这是作家的职业责任。 另外从《遗忘》的文本而言，这部作品与我以前的作品有所不同，即以悬疑的方式叙述，引导读者往下阅读，事实上并非是刻意求新，而是题材所致，一个案件的侦破过程本身便充满了悬疑，从线索开始亦步亦趋地向纵深迈进，直至最终破案。也许正是由于案件的牽引，这个作品的写作十分顺畅，前后只用了一个星期时间且沒有太多修改。 很高兴《北京文学》对这个"各色”的作品的接纳与高抬，这对我是一种鼓励。在此致以诚挚的感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