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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为了纪念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1922-2007）逝世十周年，2017年，著名作家戴夫·艾格斯等三人合力编辑出版了《冯内古特短篇小说全集》，近日这套全集的中文版推出。全集收录了冯内古特自1941年至2007年创作的98篇作品，分成了“科学”、“战争”、“女性”、“未来”等八个部分，本文是“战争”部分的序言，由冯内古特的长期助理杰·克（Jerome Klinkowitz）撰写，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发，标题为编者所拟。 介于长篇小说家库尔特·冯内古特与短篇小说作家冯内古特之间的明显的桥梁是战争。在他的十四部长篇小说中，《五号屠场》仍是他最著名和最具特色的作品，即使它设定的中心，对德累斯顿的大轰炸，基于推断而甚于描写。这部小说告诉我们，对于一场大屠杀，没有什么可说的，但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话要说。与此类似，他的许多有关战争的短篇小说也避免对战斗场面的直接描写。他将士兵另做处理，即置于奇妙的情景中，诸如《国王的全部马》中进行的真正的死亡游戏及《大日子》中显然是幻觉性的行为。此外，他把战争作为一种观念来处理。 “我对战争很感兴趣，某种程度上，像个战争迷”，这个直言不讳的和平主义者在1988年11月的一次电话采访中对采访者亨利·詹姆斯·卡加斯和约翰·基根承认，采访录音保存在利来图书馆。“我感兴趣的是他们如何投入战斗，他们应该如何战斗，等等。”他可以将这种迷恋追溯到比他自己在二战期间服役的经历更为基本的事物上，冯内古特作过详细说明。“这是种丑陋的兴趣，我想，这可能与国际象棋有关系。我一辈子下棋，当然有好棋也有丑棋。”人们下棋时会发生的事几乎不是小说关注的内容，但涉及战争的攻防策略，其后果就不是微不足道或无聊的了。 “当我们说起战争我们在说什么？”当他二十四岁作为一个小说作家开始其写作生涯时，库尔特·冯内古特肯定知道，如果有关战争的讨论要有意义，那不是因为有关枪支弹药或爆破轰炸。 有许多别的作家会写这些，他担心这样的作品只会鼓励更多的战争，如同战争似乎总是让年轻人着迷。他自己的战争经历比较简单，在1944 年下半年的突出部战役中，他所在的侦察小队在战场上迷失方向因而被俘。对他来说，战争结束了。之后的五个月，他作为战俘关押在德累斯顿，德国投降后的几天，他是一个到处觅食的难民。每个读过海明威的有抱负的作家（他们中每一个都读过）知道，你应该“写你所知道的”。库尔特就是如此。问题是没有人想读。1944年6月，他将有关他的经历的一篇文章投给《美国水星报》并遭到拒绝，过了一年多，他设法将这些经历写成一个短篇小说。设想编辑查尔斯·安格夫会给予好评，如果小说的可信度基于事实的话，冯内古特表示，“所写的事件在德累斯顿实际发生过。”虽然采用了一种叙事方式，也受益于各种适当的虚构设置，如人物描写、形象表现，由对话推动的情节发展，精心设计的结局，库尔特坚持认为，《想开点》的故事绝对是真实的。也许这就是问题，因为安格夫拒绝它，就像它的非虚构前身一样。《想开点》，连同其他几篇有关二战的短篇小说，以及早期有关德累斯顿大轰炸的散文，《在大街上哭泣》，直到2008 年才发表。那是他去世后一年，他儿子马克帮助编辑了他的遗著《回首大决战及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其他新作》（Armageddon in Retrospect and Other New and Unpublished Writings on War and Peace）。直到那时，作者有关战争的观点，尤其是他呈现它们的独特方式，可以帮助美国人重塑他们对二战及此后许多战争的认知。但在1946年和1947年，这个国家还没有准备好听库尔特不得不说的话。他也没有设想好说这些话的独特方式，除了1945年5月29日他给家人的信，这封信马克附在书里，信中年轻的库尔特直言不讳，对于他可以想象的真实人物，采用白话风格，带着所有节奏和熟悉的短语，表明他是一个“来自印第安纳波里斯的人”，许多年后，他认为这是他最好的作品。所有这一切最终会给他带来成功。 此时，他有一个家庭需要支撑。写《想开点》时，马克还是个抱在怀中的婴儿，身边另有五个孩子：他妻子简的两个女儿，他和简收养的三个孩子，孩子的父母在几天之内相继去世。他1950年才开始卖文为生，那是别的主题的小说。他的第一篇《战争故事》中的战斗并非发生在战场上，而是在棋盘上。美国人（包括妇女和儿童）所面对的也不是德国人，而是成了一个凶残的亚洲军阀的俘虏，这个故事暗示的是1950年6月开始的韩战。《国王的全部马》发表在1951年2月10日的《科利尔》，这日子表明，这个二战老兵第一次，至少在表现战争方面，怎样走在时代前面。不同于之前的冲突，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毫不费事地动员起来，而发生在朝鲜半岛的事情令人困惑。有两个韩国，北韩和南韩；一个得到苏联和中国支持，另一个得到美国，更得到联合国的支持，对南韩的防卫不像是一场战争，而是一次“警察的行动”。尤其令人苦恼的是，不同于十年前的德国和日本，苏联拥有远程飞机，可以轰炸美国本土。还不只是常规炸弹，而是核武器。轰炸机当然可以被击落，但现在还存在另一种远程投送装置：洲际弹道导弹。美国和苏联并没有正式交战，但实际上有一种更不祥的东西，称作冷战。其时，英国诗人，也是美国居民的W.H.奥登称之为“焦虑的时代”。战争开始几个月后，库尔特·冯内古特在关于冲突本身的一个完美的故事《国王的全部马》中表达了那些焦虑。 整个五十年代，库尔特·冯内古特会发现，冷战小说比热战作品卖得更好。Thanasphere，发表在1950年9月5日的《科利尔》，早于发生在棋盘上的热战，将情节置于和平时期——但从外太空观察到的和平时期，美国空军的一名军官被派去监视苏联社会的发展。他实际听到的是只有像冯内古特这样一个作家才能设想出来的。在1958年7月《大都会》上的《载人导弹》中，作者构思了两名年轻的已故宇航员的父亲之间的来往书信，一位父亲是俄国人，另一位父亲是美国人。这儿，人的内心情感克服了技术的寒意和冲突的狂热。只有通过这种方式，焦虑才有望得到缓解。 今天，冯内古持的粉丝知道他们钟爱的作家善于用间接方式处理“他的”战争。1945年2月13日德累斯顿盟军大轰炸可能是其重点，但在《五号屠场》中，轰炸本身没有得到描写，只是表现它的后果。《茫茫黑夜》，库尔特的长篇小说，整个情节设置在二战期间，对那些年德国的社会现实有较多的表现。1966年给这部小说加上新的导言时，他显示出自信的第一个证据：用乡音来言说轰炸。不像被退稿的《在大街上哭泣》中那种沉闷、散漫的语调，这篇小说讲述他自己在防空洞里经历的那个夜晚，他“听到炸弹在上面四处走动”。这听起来像是来自印第安纳波里斯的一个人同另一个在交谈，他不在德累斯顿，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似乎听到了一个脚步很重的房客在楼上弄出讨厌的响声。 除此之外，挑战在于，想要言说，却没有与这一经历相对应的词汇。所以，当我们谈论战争，我们谈论它的后果。所有库尔特的二战小说，卖给杂志或保存下来在他死后发表，背景都是他被俘后的几个月，德国投降之后的日子，或者是美国对被战败的德国的占领期间。D.P.（来自1953年8月的《妇女家庭杂志》）和《司令的办公桌》（未卖出）将美国占领军放在与忍受失败耻辱的被困市民的对立面上。D.P.很快在杂志市场获得成功，并被拍成电视在《通用电气剧场》播出，这个节目由主持人罗纳德·里根介绍，塞米·戴维斯在其中扮演了他的第一个戏剧角色。《司令官的书桌》则麻烦不少。在他乐意辞去通用电气公司公关工作并准备搬去科德角更快乐的生活环境中，可以做一个全职小说家时，他将这篇小说投给《科利尔》的诺克斯·伯格，在附信（1951年4月14日）中，他称赞了自己的作品并要求“一份丰厚的奖金”。5月18日，伯格回了一封千字长信，有建议也有批评。“视角性人物”不够稳定，不足以支撑故事，但他先前的敌人，那个美国队长也写得不好。第一人称的故事需要一种特殊的趣味，“通常出自讲述者特殊的个性，”诺克斯建议，并介绍库尔特读一下舍伍德·安德森和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的一些小说。希望他明白，让“老人讲他的故事”，让队长的反应“为读者提供一个更容易也更充分的机会来识别和反应”，这是一种更好的方式。信中还有更多的建议。5月22日，伯格再次给库尔特写信，希望“你可以给《司令官的书桌》更优先的考虑”，因为6月15日的截止期将近了。但最终，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这篇小说直到冯内古特去世一年后才出版。 他的另一部战争小说，情节发生在1067年，那是黑斯廷斯战役（Battle of Hastings）之后，新近被征服的英国人争论如何应对他们新的法国统治者。《独角兽陷阱》压根引不起诺克斯·伯格的兴趣。1954年11月4日，他直言相告。“放下吧，库尔特，”他劝道。“它显现了才华，但是一种更疯狂的才华。”杂志，至少是那个时代的杂志“太刻板”了，无法理解这种愚蠢但实际上明智的作品。结果这篇小说又得等上大半辈子才能出版。这个年轻作家的这篇作品和另外八篇战争小说半个世纪后收入《回首大决战》。这些小说由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他的导师收集，他们希望这些小说有朝一日得以出版，今天读来，这些单篇小说以一种有益且连贯的方式集结在一起。相互加强的是战俘生活场景，对食物的渴望压倒了这些年轻士兵在和平时期生活中的诸般欲望，并在他们之间互相作用（有些人是好孩子，有些则不然）。没有收入《回首大决战》的一篇早期作品是《残暴的故事》，在这儿还是第一次问世。像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大部分二战题材一样，这篇小说也基于事实：在轰炸过后，库尔特和他的囚犯难友被派去搬运尸体，一个同伴因抢劫被抓，并且被处决了。显然，他抢的是食物。在《五号屠场》中，抢夺的是茶壶，在电影中，最生动的例子是一尊德累斯顿小雕像，与此相应的是战前被一个笨拙的小孩意外打碎了的雕像。虽然冯内古特没有参与，但他称赞电影脚本的作者斯蒂芬·盖勒的工作，唯一遗憾的是电影不像小说，它缺少一个人物：我。然而有一天，在拍摄现场，库尔特·冯内古特设法要让自己在其中出现，尽管是以一种传统的虚构方式。这事发生在医院病房，毕利·皮尔格里姆和空军历史学家伯特莱姆·科普兰·拉姆福德共处一室，后者是位鹰派教授，他对德累斯顿或在德累斯顿受难的人没有同情心。如同电影制作中常有的，最初的拍摄并不顺利。很明显，毕利（意识处于漂浮状态）和拉姆福德（因滑雪事故后恢复缓慢而不耐烦）之间的化学反应在起作用，导演乔治·罗伊·希尔觉得到下一部分的连续性是清晰的——只是没有人知道怎样轻松地“离开”现有场景。库尔特·冯内古特知道，他建议，在拉姆福德叫嚷这一轰炸与历史无关及毕利突然提到《我就在那儿》之后，自负的教授就哼一声：“那写你自己的书吧！” 库尔特·冯内古特缺席的情况也在《回首大决战》的一篇小说中得到了处理。《大日子》情节设置在未来。对小说作家来说，通向未来不成问题，在他其他的早期的小说题材中，冯内古特会利用未来的设定，使人们所期望的乌托邦和人类努力并常常遵循的反乌托邦形成对照。但未来主义对他要写的那类战争小说不起作用：确实，考虑到战争发展的方式，可能没有未来。反之，他设想并玩味这样一种构思，在小说中将科学和悲剧揉在一起，“在Timid与Timbuktu之间”。正如很久以后冯内古特小说《泰坦的海妖》中一个人物所注意到的，字典中介于这两个词之间的词语都和“时间”有关。终其一生，时间让他迷恋——不仅是人们所熟悉的时间短暂的主题，还包括时间相对性和可输送性的主题。有没有如“时间旅行”这样的事情？在《大日子》中，作者进行了第一次实验，这将有助于《五号屠场》的成功。这并非巧合，时间旅行也是库尔特·冯内古特描写常规军事行动的唯一方式：不在棋盘上，不在战俘营里，不在战后的混乱里，而在有着真正的士兵（及真正的伤亡）的真实的战场上。《大日子》的最初读者会感到惊奇：这发生在哪儿，如何通过叙述呈现出来，篇名《大日子》有何意味。这并非是他们要这么想，而是小说让他们思考。这就是这篇小说及其他战争小说的作者所追求的，与此同时又支撑了他的家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