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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外文艺高峰观的几点当代启示 从对中外文艺高峰观的上述简要梳理可见，中外文艺史上出现过多种多样的文艺高峰观，并对文艺高峰的生成环境和主体条件等提出过各不相同的观察，很难做出完全准确而又清晰的概括。尽管如此，在文艺高峰的生成环境和主体条件上，还是可以简略归纳出一些启示来的。这里面，至少有一点启示是可以肯定的：要产生文艺高峰或文艺杰作，就需要一定的生成环境和主体条件。而就这一点来说，一些当代启示想必已经蕴含其中。 首先，就当代来说，文艺高峰的筑就，特别需要建设国家体制和管理上的自由环境。这一点，正如前引温克尔曼在总结古希腊艺术繁荣的原因时所重点指出的那样。今天在国家体制中推进文艺高峰建设，首要地就是应当从国家体制和艺术管理层面，培育出一个有利于文艺杰作产生的优质社会环境条件来。邓小平同志说过：“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46)中外文艺史上的文艺高峰生成经验都告诉我们，这样来自艺术创作和艺术理论两方面的艺术自由，才有助于文艺杰作的自由生长和趋于成熟。 进一步看，还需要实现艺术家和相关社会各界的思维方式的自由。国家体制和艺术管理上的自由度，可以进而为艺术家的思维方式的自由，特别是其中的情感、思想和想象力等的自由驰骋，创造充足的条件。同时，这里也应当包括为同时代文化思想界的思想自由提供必要的保障。“马克思主义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47)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需要正确处理“政治立场和创作自由的关系”(48)。保障思维方式的自由，就可以让艺术家充分伸展其情感、想象力和思想等，令其在广阔的天地里高高飞翔。“面对生活之树，我们既要像小鸟一样在每个枝丫上跳跃鸣叫，也要像雄鹰一样从高空翱翔俯视。”(49)这种自由的“跳跃鸣叫”与“翱翔俯视”方能让艺术家挥洒出自身杰出的艺术创造力和非凡的审美智慧。 同样，艺术家的社会使命感也应当是催生文艺高峰的一项必要的主体条件。前面说的保障国家体制和管理上的自由，以及个人思维方式的自由，与艺术家自觉承担社会使命感之间，不应被对立起来。特别是在当前社会环境条件下，面对来自艺术市场的急功近利的诱惑，艺术家更应当树立社会使命感，即自觉承担起社会所赋予的超越个体利益之上的集体使命或共同体职责来。先秦的“立言不朽”观念、司马迁的“愤而著书”说、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叶燮的“胸襟”说等传统，以及别林斯基有关文艺介入社会现实的观点等，都在说明，自觉承担社会使命，是真正的文艺高峰得以养成的必要而又重要的主体条件。当然，这并非是说，只要你有了社会使命感，就自然会产生杰作。而仅仅是说，在真正杰作的背后，必定能发现艺术家所自觉背负的自觉的社会承诺或民族义务。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家之自觉履行社会使命感，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对短期发展目标或社会群体诉求等的直接的艺术表达，而应当着眼于长期的、深沉的和富于历史性的社会公平、正义、民主等价值指标的美学传达，正像司马迁所自述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那样。 还需要指出，真正的文艺高峰应当既来自对本土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而同时又能敢于突破它，锐意予以创新，直到结出崭新的艺术果实。这意味着，继承传统而又善于创新，构成文艺高峰生成的艺术家素养条件。《红楼梦》的价值，突出地表现在，它一方面是既往中国古典文学的若干类型或样式的艺术成就的集大成，另一方面是它们的一次大突破或大改造，其结果是把中国古典文学在语言形式、叙事、抒情、人物刻画、风景描写、思想表达等几乎各方面所做的建树，一举而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最高峰。假如没有本土传统的继承，文艺高峰的生成显然就丧失掉本根；而假如没有新突破，就只能成为经典的笨拙复制品而已。在继承传统基础上敢于突破或创新，站到艺术变革的潮头，甚至引领艺术的最卓越创造力前行，文艺高峰的生成才具有了可能性。 一个敏感而又容易让人迷惑的问题在于，当代中国文艺高峰到底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建设？是不管世界风云变幻而专注于自己的文艺高峰建设，还是干脆全盘仿效西方标准而打造文艺高峰？合理的选择应当是据守世界中的本土立场，也就是把中国本土需要置于全球文化对话语境中，把它视为全球中的本土性或世界中的中国性；同时，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要求把全球文化语境视为中国本土立场所必须同时应对的资源环境和对话的对象，所以是以本土为视点的全球性。在这个意义上，伸张全球中的本土性品格固然必要，但坚持本土性中的全球性或世界性已经变得尤其重要了。这是因为，以近年来的国家文艺政策颁布为代表，我国国家层面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强调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或程度。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应当重点关注和澄清另一种偏向：为了本土性而宁愿牺牲全球性或世界性。在此，鲁迅在整整100年前的敏锐观察至今仍有其启示意义：“但是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这事极须劳力费心。而‘国粹’多的国民，尤为劳力费心，因为他的‘粹’太多。粹太多，便太特别。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挣得地位。”(50)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诚然需要专注于本土性建构，但与世界上其他文化“协同生长，挣一地位”仍然是要务。 最后，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在于，当代中国文艺高峰的生成还极大地依赖于批评家的慧眼。人们容易产生的一种流行误解在于，以为文艺高峰只是艺术家的事，而与艺术批评家无关。但事实上，大凡世上任何一座文艺高峰或文艺杰作，虽然被艺术家创造出来，但在没有获得观众及批评家的认可之时，就还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文艺高峰或杰作。直到有人慧眼识货，无论是由时人及时指认，还是等到后世的姗姗来迟的追认，总之，待到观众、特别是艺术批评家的指认或迟或早地发生之时，真正的文艺高峰或文艺杰作才能获得正名。提起西方的实例，可以信手列举法国批评家圣伯夫之于雨果、俄罗斯批评家别林斯基之于果戈理、美国批评家庞德之于艾略特等；至于中国，则有金圣叹评点《水浒传》、脂砚斋批阅《红楼梦》及傅雷成为黄宾虹的忘年知音等典范。可以说，每座文艺高峰的背后，都应当有批评家的卓越建树的无与伦比的作用力。这些说明，艺术批评家的批评与被批评的艺术家及其作品一道，成为文艺高峰的不可或缺的必然构成要素。由此看，文艺高峰的生成同样离不开艺术批评的繁荣和发达这一环境的塑造作用。 上面所说，虽然还不能概括尽文艺高峰所赖以生成的社会环境和主体条件之全部，但毕竟是其中不可缺少的几方面。应当说，这些方面都是当前中国文艺高峰建设所大有可为而又亟须作为的方向。说到底，在重温中外文艺史上文艺高峰观的基础上再来考察当代文艺高峰建设，可以获得一条颇有意味的结论：当前文艺高峰建设，需以长期的和持续的建设姿态，全力培育新的文艺高峰赖以生成的社会环境和主体条件，并促使其不断改善。与其急切地坐等文艺高峰瓜熟蒂落，不如静心地埋头于它的生成沃土的深耕厚植之中。只有当包括艺术家、批评家、思想文化界人士及普通观众等在内的全体国民都自觉地动员起来，齐心合力于新的文艺高峰所赖以生成的社会环境和主体条件的共同养成及联合改善时，特别是当自由的创造环境和自觉的精神涵养成为人们仿佛出于天然、纯净而充满活力的生存土壤时，真正的文艺高峰或许就在此过程中自动地孕育而成了。而这，或许才是当前有关文艺高峰建设的国家构想的真义之所在吧。 (责任编辑：admin) |